康震：苏辙——冰山下的火焰

古诗词文欣赏品读古典诗词畅享诗意人生

每日经典聆听最美好声音

二苏之才，睥睨天下。兄长苏轼固然夺目，让全天下的制科考试因其病情延期举行的苏辙又有哪些惊世之才呢？

           文 / 康震

睥睨天下的二苏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氏兄弟参加制科考试。宰相韩琦对苏氏兄弟非常器重，对别人讲：“二苏在此，而试人亦敢与较试，何也？”话说出来后，十之八九的应试者都不参加了。八月份，苏辙生病，眼看要赶不上考试。韩琦上奏仁宗说：“今年的制科考试，苏轼、苏辙最有希望，现在苏辙病了，可能参加不了考试，两人中有一个人无法考试，这个太令人失望了。请求陛下延期举行。”仁宗照准。韩琦还派人多次探望苏辙的病情。直至苏辙痊愈之后，才进行考试。

苏辙雕像

一试成名苏氏兄弟参加殿试，仁宗亲自到崇政殿策试所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苏氏兄弟各有《御试制科策》。苏轼自称他的《御试制科策》：“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其实苏辙的策论比苏轼的更加激烈、更加尖锐，矛头直指年老的仁宗皇帝。一、苏辙针对策问中所说的“志勤道远”，指责仁宗怠于政事，说他“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二、指责仁宗沉溺于声色之乐，并列举历史上六个昏君为例，说明仁宗“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苏辙还指责仁宗皇帝赋敛繁重，滥用民财。四、苏辙指责仁宗在庆历新政的时候，劝农桑，兴学校，天下以为能，结果并无实效。现在又派遣使者巡行天下，其根本的弊端在于要选贤任能，而不是更换使者的问题。所以只是邀得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
像这样指斥仁宗，真可谓深入骨髓。至于结果，连苏辙自己也认为，肯定没戏，不会录取自己。结果他的这篇策论果然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苏轼进入第三等，当时，司马光参加崇政殿的复试，认为苏辙指正朝廷得失，无所顾忌，在应试者中最为切直，应该进入第三等。范镇却不同意，于是改为第四等。另外一位考官胡宿则认为，苏辙的策论答非所问，而且以乱世之君来比喻仁宗这样的盛世之君，应当不予录取。司马光则认为，既然朝廷要选拔的是直言极谏之人，苏辙却因为直言极谏不予录取，对于朝廷与皇帝的形象不利。
最后，两种不同的意见同时上报给仁宗。仁宗不愧是仁宗，还是很宽仁的。他说：“其言直切，不可弃也。”又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吾何！”仁宗又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我为子孙得到两个宰相之才。于是，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次。苏辙既然入第四等次，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今陕西商州市）军事推官。正好这一年父亲苏洵奉诏在开封修纂礼书，因此，苏辙以父亲在京城修订礼书，兄长到凤翔做官，无人在父亲身边侍奉为由，请求留在京城照顾父亲。但真实的理由，其实就是对所任官职的失落。在苏轼写给苏辙的一首《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二中，就写到：“答策不堪宜落此。”第三首写到：“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苏辙在京侍奉父亲三年之久，终于在二十七岁的时候，也就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第一次外出做官，担任大名府推官。虽然俸禄还比较满意，事情也不多，但苏辙还是牢骚满腹，因为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非常枯燥，而且一点也不自由。有时候简直认为这样的工作是在浪费生命：“岁月逼人行老大，江湖发兴感平生。”任职仅一年，父亲苏洵去世，守孝三年。直到神宗熙宁二年（1068）才返回京城，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岁了，距离二十三岁考中制举已经过去七年有余，却只做了一年的官。

苏辙画像

龃齬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改革变法。三月，苏辙就上书神宗皇帝，批评神宗皇帝即位以来的政治举措，并提出了自己革新朝政的主张：“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自其所当先者为之，则其后必举；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苏辙认为，当前的主要工作是理财当先，其他都当后。在这个问题上，苏辙与宋神宗、王安石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引起了王安石的关注。苏辙过去主张变法，这次又主张理财是当今急务，所以王安石将他安置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检详文字。王安石以参知政事领条例司事，吕惠卿和苏辙都成了他的属官。
但王安石这一次看走眼了。苏辙虽然表面上主张理财是当务之急，但是在如何理财的问题上，苏辙同宋神宗、王安石的看法就不一致了。他说：“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臣之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求财而益之”即广开财源，这正是王安石的主要目的；“去事之所以害财者”即节用，这正是反对新法者的共同主张。在苏辙入京前不久，即熙宁元年八月，王安石同司马光曾有一场激烈争论。当时河朔闹旱灾，国用不足，司马光主张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要求郊礼勿赐金帛。王安石认为，之所以财用不足，是因为“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讥刺道：善理财之人，不过是“头会箕敛(按人头征税，用畚箕装所征之谷物)以尽民财”(《续资治通鉴》卷66)的人。可见，苏辙的主张表面上虽近似宋神宗、王安石，而实际上更接近司马光。
从“去事之所以害财者”出发，首先，苏辙主张去冗官：一是减少取士人数。他主张“进士之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额不增而年增，取士之数自然减少；二是主张减任子自大臣始。对官员荫补子弟入官略加限制；三是百司减员，他认为即使是掌管财政的三司之吏，只要善于“执简以御繁”，也可减员。其次，是去冗兵，再次，是去冗费，他对宗室之费多于百官，漕运之费常倍于古，国有至急而郊祀之赏不废等等，都主张削减。神宗读了苏辙的上书，十分欣赏，批付中书说：“详观疏意，知辙潜心当世之务，颇得其要。郁郁下僚，使无所伸，诚亦可惜。”(《孙汝听《颍滨年表》)并即日召对延和殿。这是苏辙第一次被皇帝召见。后来，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他说：“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方陛下求治之初，上书言事。陛下不废狂狷，召对便殿，亲闻德音，九品贱官，自此始得登对。”
由于苏辙反对“求财而益之”，因此，他在条例司必然同王安石发生争论。首先，在青苗法上出现了分歧。一天，王安石邀苏辙、吕惠卿等到他家赴宴，拿出一卷书说：“此青苗法也，有疑以告，得详议之，无为他人所指也。”苏辙知道这是吕惠卿起草的，抓住其中的主要问题写出意见，示吕惠卿。吕面颈皆赤，回去就作了修改。后来，苏辙见王安石，王又征求他的意见。苏辙说：“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瞂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王安石说：“君言有理，当徐议而行之。此后有异论，幸相告，勿相外也。”此后有一个多月，王安石没有再提青苗法事。

三苏像

全面批新法在条例司不到半年，苏辙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对新法作了全面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他说：“陛下创置此局，将以讲求财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协力之人以备官属。而臣独以愚鄙，固执偏见，虽欲自效，其势无由。……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条例司乞外任奏状》)为人“谨重”的苏辙，在政治上常常比苏轼还激烈，这又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而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
王安石览状大怒，欲加以罪。神宗览状，问王安石道：“辙与轼何如?观其学问颇相似。”王安石回答说：“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飞箝捭阖，乃纵横辨说之术。神宗不以为然，故说：“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续资治通鉴》卷67)是的，纵横家都是一些朝秦暮楚、毫无原则的人，他们专以迎合人主之意作为谋取高官厚禄的手段。而苏辙兄弟力主“君臣之间和而不同”，历仕数朝皆多“异论”，怎么能说他们“以飞箝捭阖为事”呢?神宗虽不同意王安石对苏辙兄弟的评价，但他当时正热心支持王安石变法，苏辙既多“异论”，所以也就“诏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
苏辙好不容易在中央担任重要的职务，但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合，所以心情是很不愉快的。苏辙上了辞呈之后，还在京城住了四个多月。他闭门谢客，读书自娱，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晨不能起。反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苏辙筋疲力尽，心灰意冷。

文章来源于：章黄国学：（zhanghuangguoxue）

您看此文用   分  秒，转发只需1秒哦~

康震：重拾古典诗歌的精神内涵
康震：人见人爱苏东坡
康震：苏洵——逆袭的读书人和成功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