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从不比生活更重要|梅雪风
爱跑步、迷数码的梅雪风，是枪稿的联合创始人。
他不爱写稿，却是中国最出色的影评人之一，总能以深刻的洞见和磅礴的文字，直抵电影及世界的真相。
他习惯用五笔输入法，每每在办公室里猛烈而肆意地敲打键盘，那股力量，也倾注到了文章里。
和他的偶像杨德昌一样，如果不是被电影深深吸引，哈工大材料工程系出身的梅雪风，也会是一个严苛的工程师。不过，幸或不幸的是，他们都改了行。
今天的推文，选自梅雪风最新出版的个人文集《虚无的质感》，也就是这位影评人里的工程师，精准又热诚地书写着那位导演里的工程师。
PS 我们不是标题党，《电影从不比生活更重要》是《虚无的质感》的作者自序，请继续往下读（今天有“外一篇”）。
杨德昌：从没有人像他这样爱过这个世界
文|梅雪风
在华语影坛，像他这样的人是罕见的。
如果说影坛上也有一个鲁迅的话，那他就是。他与鲁迅一样，都是冰与火的结合体，他们冰冷地爱着，滚烫地恨着，但这又只是表象，他爱恨其实对于他们只是一体，他们对这个世界太认真了，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理想国，他们用理想国的要求去衡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的制度、人性。
而说到底，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可以更好些。
在台湾电影界，如果说侯孝贤是一个看透世事不动声色的智者形象，杨德昌则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愤青形象。既使他再怎么故作镇定，但怎么也掩不去他对这个世界的愤懑和质疑。
德昌导演眼中的自己是微笑且温柔的呢
《恐怖分子》是让他开始有国际知名度的电影，也是他最绝望的一部电影，虽然其后的《独立时代》《麻将》他更加直接，甚至跳出幕后，让他的角色如同演讲一样，赤裸裸地表达他自己的看法，但这部《恐怖分子》却更加冷硬和决绝。
海报就足够冷艳了！
他抛出一个故事，一个胆小懦弱的人最终走投入无路的故事，击碎了都市社会的所有温情神话，他指出这个看似平静社会深处的脆弱，一个匿名电话就让它土崩瓦解，每个人都在勉力维持内心的平静，失落和无意义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左右。每个人都必需用工作或用理想去麻醉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停转的机器，不然冷不丁就会看到华丽帷幕后的巨大黑洞，而那种空虚再让无法让他背过身去。都市里的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存在，每个人都在自我内心的暗室里挣扎，既使最亲密的人也一无所知。
李立群的舞台剧表演被杨德昌狠狠磨成了大银幕标准
影片中李立群的悲剧即来自于此，那么平庸的一个人，那么感情匮乏的一个人，最后也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无处存身，他粗糙的内心让他无福消受那些细腻的感受，他只是要一个形式上的尊重与关爱，但这也不可得。被整个世界拒绝的怒火，让他最终手刃仇人和出轨的老婆，用毁灭一切来抵抗自己一无所有的虚弱。但杨德昌更冷酷，他让这种玉石俱焚变成了李立群内心的假想，他在举枪对准自已的太阳穴时，虚构了他一辈子最英勇的行为，他在轰掉自己的脑袋的同时，完成了他最悲壮的一次精神的手淫。
《独立时代》向儒家文明提出了尖锐的疑问
冷漠的都市，一直是杨德昌钟爱的主题。他热衷于讲述台北这个现代都市的利欲横流人心不古，现在的北京上海，像极了杨德昌《独立时代》《麻将》里的台北，“这个国家真有钱啊”《独立时代》里金士杰演的头头对王维明说，这话放在当下也异常合适。一个伟大的作者，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吹鼓手，杨德昌看到了现代社会的精神荒芜，《独立时代》通篇所讲无非两个字——虚伪。就如同台词所说“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比如说友情，友情就是一种长期投资，就像是集邮买股，就像是储蓄。亲情，亲情就是祖产。你知道文化事业像什么吗？所有这些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就像是爱情。”在这部电影里，我们能看到那个按捺不住的杨德昌，但也只有他，青筋暴露仍然让人不讨厌，因为里面有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真。他真的是在困惑，在那些成吨的格言体台词里，我们看到是一个执拗而不合适宜的人，他那么孜孜不倦地跟你探讨辩析那些无用的东西。
但把杨德昌只理解为一个言辞犀利的愤青，显然小瞧了他，特别是当你看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后。这两部电影是杨德昌留给华语电影的双子塔。
这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华语电影No.1作品
《牯岭街》用一个少年杀人事件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时代，杨德昌在这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里，用他超强的耐心，屏气凝息、庄重而又绵密地描述了小四走向杀人路的全过程。这或许是华语电影史上最宏大的史诗，它是如此庞杂而密实，它既有着社会学的精细度，又有着文艺作品的参差多态，小到一个人物，大到一个时代，它都有着透彻的描述。
它是一个个体的悲剧，是理想主义在处处碰壁后的绝望发泄，也是青春荷尔蒙在压抑许久后的决堤，它是一个时代悲剧，是一整代被抛弃后的野蛮生长，是时代新陈代谢的必然损耗。它如此冷酷又如此温情，它有关青春、理想，也有关救赎的道路一条条被堵死，绝望与疯狂如约而至。
它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青春祭奠，是他的不忍、愤怒与洞察力结合的完美产物。
生，老，病，死，从一幅全家福里荡漾而出
与《牯岭街》相比，《一一》则显示了杨德昌人到中年的顿悟与宽容，如果说《牯岭街》是“世界为什么如此”式的过份清醒的痛楚，而《一一》是“世界就是如此”的释然与怅惘。
这部以婚礼开始以葬礼结束的电影，一反杨德昌之前电影的紧绷，有着一种平和冲淡的美感。这是一部高度设计和概念化的电影，但它在杨德昌的处理下，却有着这个世界一样的精密与自然。生与死，童年、青年、中年、老年，人生各个阶段的困惑与痛苦在这个电影里一览无余，或者说人生在世的问题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而精到的被描述，而且拨开复杂的表象，居然是如此的简单。
你可以将这部电影理解为杨德昌最悲观的一部电影，但也可以理解为最乐观的一部电影，它的悲观在于它似乎领悟到人生苍凉的本质，它的乐观来源于得到答案后的笃定与踏实，知道所有一切都会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年轻的张艾嘉、杜可风、杨德昌，联手炮制了惊世骇俗的《海滩的一天》
杨德昌的伟大，既来自于他对现实对历史对人性的力透纸背的解剖与解析，也来自于他对自己感受的忠实，在华语电影圈，我们看不到第二位这样勇敢与坦诚的作者，他的作品与他的年龄紧密相关，我们能够清晰地在他身上看到愤怒如何褪去，如何沉淀为更深沉的悲悯。
不经意间去重看杨德昌的电影，会让人心生恍惚，就在并不久远的以前，有人这么炙烈地表达这个世界，如此认真地看待这个世界，却又不受某些陈腐文艺腔的污染，直到离世，作品里都带着一种要探究世界真相的天真。
而我们现在，一窝蜂地奔着那些劣质快餐而去，兴高采烈议论着制造速食品的配方，完全忘了我们也曾被一批如杨德昌般伟大的作者惯坏了胃口。
=附录=
电影从不比生活更重要
（《虚无的质感》自序）
这本书是我这十多年电影评论和随笔的合集。在重新整理这些文章时，还是感慨万千的。
说得煽情点，这里面有我的青春。
我似乎记起了当时还在哈尔滨天顺街61号的《看电影》编辑部，每天早上，零下20多度的空气里，旁边餐馆、桑拿的服务员在领班的带领下懒洋洋地宣誓起舞，谁能想到， 所谓中国电影媒体的黄埔军校居然是在这样一个偏远城市里。我似乎记起了我抽的第一根烟，它就来自于某次通宵赶稿的极度焦虑中，在烟头的明灭中，你才感到了一丝虚幻的舒展，在15年后的今年，我彻底戒掉了它。我也记起了第一次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的情景，它来自于从北京流出的某牛皮纸袋装的VCD合集，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昏暗影像中，你真切地看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过于洁净内心的崩溃，看到一个时代怎样精确而结实对一个个体造成毁灭，你第一次从生理的震颤中知道所谓杰作是什么样的面目。
这里面也有我对电影的态度。
录像厅一景
整个90年代后期，我在录像厅里度过了数不清的通宵，电影在那段时间，是带着录像厅里特有的烟味和汗臭的，那种肮脏空间里略带缺氧的窒息感与青春里的莫名骚动互相感应，让人生出那个年龄段无法理解却真切感受到的厚重伤感。所以电影于我，从来就不是教堂，它是跟你过命的兄弟。它不是用来崇拜的， 它就是你的生活。
我反对任何把电影无限神圣化的倾向，任何艺术都没有生活本身更重要。我反对任何自以为是的抽象概念，反对那种面带崇拜实则只是把电影当成某种奢侈品的无聊显摆。如果硬要说电影的伟大，它的伟大在于它映照出你的平凡，让你感受到这种平凡其实如此深沉庞杂。
电影或者说所有艺术最珍贵的品质是诚实，是对自我的忠实，它的所谓深度来源于对自我的深度探索。你很难想像，一个对自我认知不清的人，他眼里的世界会有多少真实而真切的东西，而他所谓的感怀与感悟有多少成份只是自我的意淫。
我爱那些真诚的电影，即使其灵魂千疮百孔如地狱，我讨厌所有的装腔作势，即使它堂皇如黄金美玉。
4碟装的VCD，震撼了多少人？
看这些电影的过程，于我，就是在它们的指引下去寻找自我，在一片虚无繁乱的意识或者潜意识去发掘自我内心中未曾感受到的未知领地。而写影评，就是去厘清到达那幽深之处的路径。
所以要感谢那些看过的电影，无论好坏，它们都引着我去找到一个更坚实的自我，让我更勇敢更坦然地面对自我深处的那些脆弱与暗斑。
最后要感谢我在《看电影·午夜场》《电影世界》《大众电影》工作期间的同事，以及《腾讯·大家》《毒舌电影》、腾讯、新浪、凤凰、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向我约稿的编辑。没有你们的鼓励、督促，懒癌如我，是很难写出这么多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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