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 · 福柯丨回归历史：结构主义和当代历史学

Michel Foucault, James D. Faubion (eds.),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2: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419-432. 这篇文章于1972年2月发表在一份日本期刊上，标题为“歴史への回帰”。英译译自法语手稿。

回归历史

米歇尔·福柯 / 文

李嘉弘 / 译

对结构主义和历史之间关系的探讨早已数不胜数；这些讨论纷繁复杂，往往混乱不堪——在法国，情况就是这样，欧洲和美国也没有什么不同；可能日本同样如此，虽然我不太了解。这其中的原因并不难说清楚。

第一个原因在于，对于什么是结构主义这个问题，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同的答案。其次，在法国，“历史”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历史学家所说以及历史学家在实践中的所作所为。第三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关于历史和结构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之中贯穿着大量的政治主题和政治关切。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打算把今天这方面的讨论从它的政治语境中剥离出来。相反，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想先阐明这场争论的总体战略或者说作战计划；这里所说的争论，指的就是结构主义者和他们的对手就历史问题所做的争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结构主义至少在其最初的形式之中是这样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的目的就在于为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更精确和严格的方法。至少在一开始，结构主义并不背离历史；结构主义提出建立一种更严格和系统的历史。下面我将举三个简单的例子。美国人弗朗茨·鲍亚士（Franz Boas）可以说是民族学结构方法的创始人。那么他所设想的方法是什么呢？根本上说，这种方法是对其同时代特定形式的民族学历史的批判。这类民族学历史的代表是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这种历史假定人类社会全都遵循相同的进化曲线，从最简单的形式发展为最复杂的形式。不同的社会除了转变的速度不同以外，在进化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诸如婚姻规则或者农业技术之类的重要社会形态都被大致类比为生物物种；它们的扩张、增长、发展和分布同生物物种的生长和传播依循着相同的法则和模式。总的来说，泰勒分析社会发展和历史的模型是一种生物学模型。为了讲述社会的故事，他参考了达尔文以及更加广义的进化主义。

鲍亚士的问题是：如何将民族学方法从上述旧的逻辑模型中解放出来；他的问题在于说明：或简单或复杂的诸多人类社会如何遵循着特定的内在关系；是这些内在关系在这些社会各自的组织之中定义了这些社会。鲍亚士把一个社会内部的上述流程称为“社会结构”；在他看来，对结构的分析允许他构建一种真正历史的人类社会史，从而摆脱生物学的历史模型。因此对鲍亚士来说，问题绝不是用某种反历史的或者非历史的立场代替历史的立场。

这就是鲍亚士的例子；我也同样可以用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来作为例证。在尼科莱伊·特鲁别茨科依（Nikolaï Troubetskoï）以前，历史语音学试图追溯的是一门语言中的一个音位或者一个语音的演化。这门学科一般不会试图解释某一时期一门语言整体状态的转变。特鲁别克茨科伊的想法则是将语音学改造为他的某种工具；这种工具允许他从一个单独语音的历史开始，进一步分析一门语言整体语音系统的、更为一般的历史。

我还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第三个例子。那就是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就在几年以前，罗兰·巴特区分了他所说的写作层面和风格或者语言的层面；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回顾一下1950到1960年前后法国的文学史研究路数，答案就非常清楚了。在这一时期，人们要么研究作者个人心理的或者精神分析的历史，要么研究一个时期、一个文化集合的一般总体的历史，或者说一种集体意识的历史。

在第一种情况下，研究绝不超出个体和私人问题的范围；在第二种情况下，研究则只涉及一些非常一般的层面。而巴特引入写作（écriture）这一概念，意图就在于揭示一种将文学视为文学本身的特定历史层面；这种历史承认文学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超越个体，而个体则生存在文学空间以及所有其他类型的文化产品的空间内部；这种历史具有自身完全独特的调节和转化法则。巴特引入写作概念的目的是使一种新的文学史成为可能。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牢记：结构主义的各种探索（不论是民族学、语言学还是文学，也包括神话学和科学史）一开始全都在尝试构建某种精确的历史分析工具。这样一项事业并没有失败——我绝不认为它已经失败了——但是却遭受到了误解；结构主义者的大部分反对者至少都接受如下共识，即结构主义忽视了历史维度，因而实际上是反历史的。

上述批评有两个不同的源头。首先存在一种理论上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出发点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根据这种批评，结构主义即使一开始有着良好的意图，最终也不得不放弃这种意图；实际上，结构主义赋予同时和共时性研究以绝对的优先性，从而忽视了发展关系的研究。举例来说，语音学家研究语音法则，研究语言的状态，但却不考虑语音和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假如不考虑时间，历史如何可能呢？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结构分析不仅仅重视共时、轻视连续性，而且还重视逻辑、轻视因果；既然如此，结构分析又怎么能称得上是历史分析呢？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分析为例，他的目标并不是找出神话的来源、成因、转变、作用或者变化的原因。至少在最初阶段，列维-斯特劳斯的任务是在神话的不同要素之间建立逻辑上的联系；时间和因果联系是在逻辑空间内部建立起来的。对结构主义还存在最后一种批评：结构主义没有把自由或者个人的能动性看作一种影响因素。让-保罗·萨特批评语言学家，他认为语言只能是某种基本和原始的人类活动的结果、高峰和结晶。如果没有说话的主体持续地使用一门语言，从内部充实这门语言，塑造、改变、应用这门语言，如果不存在人类活动这一要素，如果言说没有被置于语言系统的中心，那么语言如何能够进化呢？由此可见，一旦抛开人类实践、仅仅考虑结构和限制法则，就必然导致历史的缺失。

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结构主义的这种批评得到了特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普遍支持；我把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称为“摘要马克思主义者”（summary Marxists），这些人的理论出发点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一种更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一种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对结构主义提出批评；这些批评的依据是：不论过去发生的革命运动还是现在仍旧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进行的革命运动，都和结构主义运动无关。可能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法国的阿尔都塞。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把某些结构主义方法运用在马克思思想的阅读和分析上，阿尔都塞的分析对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晚近历史而言至关重要。其重要性在于，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传统解释从人道主义、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负担中释放了出来；由此，他重新给出了一种对马克思的真正政治的、而非学院式的解读。尽管阿尔都塞的解读最初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但很快就被一场革命的运动所掩盖；这场运动虽然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之间发展起来的，但根本上是一种反理论运动。可以说，最近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多数革命运动都更偏好罗莎·卢森堡而非列宁。相比于理论分析，这些运动更相信群众的自发性。

在我看来，直到19世纪为止，历史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重建各大国族集合体的过往；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就被分割为或者被集结成这样的国族集合体。从17、18世纪开始，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就按照各种大国族的方案来构建自身。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历史肩负起相应的功能；历史需要说明资本主义所需的各种大国族单位是如何在遥远的过去产生的，又是如何在各次变革之中坚持和维护自身统一的。

资产阶级通过历史学科首先表明，资产阶级统治只是一个漫长成熟过程的结果、产物和果实；这一统治是绝对正当的，因为它走出了时间的迷雾；其次，资产阶级想要表明，由于其统治产生于时间的起点，所以也不可能用一场新的革命来威胁这种统治。资产阶级不仅确立起它掌握权力的正当性，同时也回避了新兴革命的威胁，而历史正如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所说，是“复活过去”。历史给自己确立的任务就是使国家民族的全部历史复生。要想把历史从产生和发展出历史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剥离出来，就必须重新考虑历史的上述使命和角色。需要把历史理解为对各种社会的实际转型可能性的分析。今天历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两个概念已经不再是时间和过去，而是变化和事件。下面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参考的是结构主义方法，第二个例子参考的则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方法。第一个例子表明，结构主义至少在尝试提供一种严格的形式来对变化进行分析；而第二个例子说明，特定的新历史学方法试图赋予事件这个旧概念以一种新的地位和内涵。

1

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对罗马的贺拉斯传奇故事的分析是我的第一个例子。我认为这是印欧传说的第一次结构分析。杜梅齐尔发现，在许多不同国家都存在与贺拉斯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类似的传说，其中爱尔兰的版本尤其值得注意。在一个爱尔兰版本的故事中，有一个叫做库丘林的英雄人物，这个叫做库丘林的孩子从诸神那里获得了一种魔法力量，这种力量使他力大无比。有一天库丘林居住的王国受到了威胁，于是他踏上抗击敌人的旅途。在敌方首领宫殿的大门前，库丘林遭遇并且消灭了第一个对手。他继续前进，又杀死了第二和第三个对手。三连胜以后他回到家乡，然而战斗造成的兴奋或者诸神赋予的魔法力量却使他浑身通红发光，以至于他对自己家乡的所有人都构成了一种威胁。为了消弭库丘林身上燃烧沸腾的力量，他的同乡决定给他送去一个女人。可这个女人恰好是他舅舅的妻子。禁止乱伦的法律不允许这样的性关系，所以库丘林无法以这种方式消除身上的火焰；人们不得不把他浸入到一盆冷水之中——然而他太烫了，使水直接沸腾，因此人们只能用七种不同的洗浴来使他恢复到正常温度；这之后库丘林才得以在保证他同乡安全的条件下返回家乡。

杜梅齐尔的分析不同于他之前的比较神话学。19世纪的比较神话学派寻找不同神话之间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一些宗教史学家得以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宗教中发现共同的太阳神话。与此不同，杜梅齐尔比较两种叙事的目的只在于建立两者之间的不同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分析是一种结构分析。他在辨识不同点的时候采用了非常独到的方式。在爱尔兰的库丘林传奇中，英雄人物是一个孩子；其次，他被赋予了某种魔法力量；最后，他是孤身一人。对比一下罗马神话：英雄贺拉斯是一个成年人，年龄大到可以使用武器，并且没有魔法力量——他只不过比其他人更聪明，因为他能想到佯装战败然后再反击的诡计；这只是战略上的一点点区别，他并没有任何魔法力量。除此之外爱尔兰传说还有一些不同之处。英雄拥有的魔法力量太过强大，这种力量在战场上太过激烈，以至于英雄返乡的时候对他自己的家乡也构成了威胁。在罗马传说中，英雄是作为胜利者返回的，他见到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在内心里背叛了祖国——也就是英雄的妹妹，她和罗马的敌人站在了一起。由此，威胁从城市的外部转向了内部。英雄本人不再是威胁的来源，威胁来自于另一个人，虽然这个人和英雄属于同一个家族。最后还有第三组差别。在爱尔兰的故事中，只有用七盆冷水完成具有魔法的洗浴才使英雄冷却下来，而在罗马的故事中，英雄为了重新获得他在自己同胞中的地位，需要的却不是魔法或者宗教仪式，而是司法仪式，他需要经历审讯和考验，然后完成申诉，最终开释。

可以看到，杜梅齐尔分析的不是相似之处，而是不同点以及不同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第一个特点。另外，杜梅齐尔的分析并不止于罗列不同之处；它还构建起不同点的体系，包括不同点之间的等级次序和从属关系。比如说，他指出在罗马的故事中，英雄不再是具有魔法力量的孩子，而跟其他人一样是士兵，那么很明显英雄人物就不能再单独面对他的对手，因为一个普通人对抗三个普通对手注定会失败。所以在英雄贺拉斯周围罗马传说又增加了两个伙伴，即贺拉斯的两个兄弟来均衡他和对手库里亚提三兄弟之间的力量对比。假如英雄拥有魔法力量，那么对他来说击败三个对手就变得易如反掌；可是如果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士兵，那么就必须把他和另外两个士兵搭配在一起，而他的胜利也必须通过某种战术计谋来获取。罗马传说把爱尔兰英雄的神奇伟业改造成了一种自然的成就。罗马人用成年英雄代替少年英雄，用普普通通的英雄人物代替具有魔法力量的人物，就有必要用三个人代替一个人来同三个敌人对抗。这样一来，传说之间的不同点就不只是被罗列出来，不同点之间的联系也显现出来。最后，杜梅齐尔的结构主义分析还说明了不同点之间进行转化的条件。

在爱尔兰传说中可以从侧面看到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某些个体的权力和力量取决于他们的出身：他们的军事力量和某种魔法或者宗教权力紧密关联，而军事组织本质上就依赖于这样一些个体。与此相对照，在罗马故事中，社会内的军事权力表现为一种集体力量。有三个贺拉斯英雄，可以说这三个贺拉斯英雄只是执行者，因为他们受到了当权者的委派，而爱尔兰英雄则是自行选择踏上征途的。战斗采用了共同的策略：换句话说，在第一种社会中，贵族个人至少组成了这个社会的军事阶层，而在第二种社会中，军事组织是一种集体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民主组织，由第一种社会转型为第二种社会，古老印欧神话在罗马的转变正是这种社会转型的结果。虽然结构分析可能无法解决罗马历史的问题，但是可以看到这种分析是如何同古罗马世界的实际历史直接关联起来的。杜梅齐尔指出，把贺拉斯和库里亚提的故事当作古罗马早期历史上某场真实事件的转述，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尽管如此，通过分析爱尔兰传说转变为罗马传奇故事的方式，杜梅齐尔却揭示出原始罗马社会向一种由国家掌控的社会转型的历史原则。不难看出杜梅齐尔这一类的结构分析如何同历史分析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个例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一种分析考察的是某种转化系统以及这种系统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转型，那么这种分析就是结构分析。

2

我想再举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来说明当代史学家使用的某些方法如何使事件这一概念具有了新的含义。人们经常说：当代历史越来越不注意事件、越来越关注那些宽泛和一般的现象，这些现象随着时间延伸，实际上在时间上保持静止。然而最近数十年间，历史学家一直在从事所谓序列史（serial history）研究；在序列史中，事件和事件的集合构成了核心主题。

序列史不关注预先构建的一般对象，比如封建主义或者工业发展；序列史根据它所掌握的资料集合来定义自己的对象。大约十年前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塞维利亚港16世纪的商业档案：包括船只进港、离岗、数量、货物、货物售价、国籍、来源地、目的地的全部资料。这项研究的对象就是全部这些资料，而且仅限于这些资料。换句话说，历史的对象不是由时期、时代、国家、大陆、文化形态之类的预先分类给定的。历史学家不再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和美洲；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同塞维利亚港某一日的生活相关的所有资料——这就是全部对象。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种历史研究并不使用那些资料直接解读西班牙的经济发展——这是序列史的第二个特征；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借助这些资料重建一系列的关联。通过这种方式，历史研究——我参考的仍旧是俞格特和皮埃尔·舒努（Huguette and Pierre Chaunu）对塞维利亚的上述研究——对船只进出港、国别和货物分布进行了逐年统计估算。舒努夫妇依据他们建立起的关联，得以绘制出发展、震荡、增长、停滞和衰退曲线；他们最终可以在塞维利亚港的这组资料和南美、安地列斯、英格兰和地中海诸港口的类似档案之间确立起交互联系。可以看到，历史学家解释资料的目的并不是寻找和掌握资料背后隐藏的某种社会的或者精神的现实。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处理和加工一系列性质相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和某个特定的对象以及特定的时代有关，这一组材料内在和外在的关联则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成果。历史学家利用这一方法揭示出的各种事件是任何别的手段都无法呈现的——这是序列史的第三个特征。传统史学认为事件是已知的、可见的，事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被辨认出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寻找事件的成因或含义。事件的成因或含义根本上说是隐含着的。相反，事件本身从本质上说却清晰可见，哪怕研究者有时候缺乏还原事件的确凿无误的资料。与传统史学不同，序列史能够区分出各种事件的不同层面，其中一些层面是可见的；这些可见的层面甚至连当时的人也能够直接获知，可以说这些事件就是历史的尘埃；在这些层面的事件之下，存在着另一些不可见的事件，后一类事件当时的人无法体察，其形式也截然不同。仍旧以舒努夫妇的研究为例。一艘船驶入或者离开塞维利亚港，这样的事件塞维利亚当年的居民肯定非常熟悉，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种事件重构出来。在这一层事件之下，存在着另一类更为弥散的事件——这些事件当时的人没有办法直接体会，不过他们对这些事件仍旧能够有所感受；比如说，价格涨落对人们经济行为的改变就属于这种情况。比这一类事件更深一层，还有其他更难以定位的事件，这些事件当时的人极难体察，但却构成了至关重要的节点。比如某种一般趋势的逆转，经济曲线由上扬向平稳或下降的转折点，类似的节点对于一个城镇、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文明的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处于同时代的人对这种事件却毫无知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虽然存在相对准确的国家经济统计，但我们仍然无法准确得知经济趋势的转折何时发生。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经济曲线上的某一处断点究竟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断点，还是意味着经济趋势的整体转向，又或者是某种更一般循环中的内部小循环。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一层隐含的事件，这个事件层面是弥散的、“氛围性的”并且也是多重的；它最终也最深刻地决定了世界历史。很显然，经济趋势的转向比死一两个国王要更为重要得多。

举例来说，人口增长的研究采取的就是相同的方式。欧洲的人口曲线在整个18世纪都基本维持静止；到了18世纪末，人口曲线却陡然上升，在19世纪依旧保持上扬；这种情况是19世纪欧洲工业发展的部分前提，然而人们却不可能像亲身经历1848年革命那样直接体验到这一事件。有一项研究考察了19世纪欧洲人口的营养模式。这项研究发现，在某一时期欧洲人消耗的蛋白质数量急剧增长。对于消费、健康和寿命的历史而言，这一事件异常重要。人口所消耗蛋白质数量的突然增长在某种意义上比宪法的改动或者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型都要重要得多。这是一次事件，但这次事件却无法被古典和传统方法所发现。只有尽可能连续地分析一系列不常见的历史资料才能够揭示出这次事件。可以看到，序列史完全没有用因果分析或者连续性分析来还原事件，相反，序列史关注的是一系列倍增的事件层面。

由此产生出两个彼此关联的结果。第一，历史的断裂点会发生倍增。传统史学关注的是历史事件中的断点，比如美洲大陆的发现或者君士坦丁堡陷落等等。这些事件确实包含断裂，然而经济形势的重大历史转向却标志着另一种断裂，这种断裂同前一类中断在时间上并不完全吻合；比如欧洲的经济形势在16世纪呈现出增长，而在17世纪则趋于稳定并转为衰退。因此历史并不表现为表面上的非连续性之下的大的连续性，历史是相互交织的断裂点。第二，研究者采用上述方法揭示出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周期。以价格为例，存在着一些所谓的短期循环：价格略微上涨，然后达到特定的上限，价格接近消费边际，在某个时刻略微回落，接着再次攀升。这些短暂的循环很容易识别。在这样的震荡周期之下，还有更为重要的为期二十五年到五十年的循环；再往下还有所谓长期趋势，也就是大的扩张或者衰退循环，这类循环据观察大体上持续二十五年到一百二十年时间。最后，在这类长期循环之下，还有法国历史学家所说的“惯性”（inerties），这类大尺度现象可以持续数个世纪：举例来说，欧洲的农业技术和农民生活方式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都基本维持不变，有些地方甚至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在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所具有的惯性之上，存在着大经济循环；在这些大循环之中存在着小一些的循环；最后在最上层是价格和市场的可辨认的小振动。由此，历史不是一个单一的时间周期：历史是许多互相交织、互相嵌套的时间周期的重叠和倍增。所以旧的时间概念应该替换成多重时间周期的概念；结构主义者的对手告诉结构主义者：“你们忽视了时间”；这些对手似乎没有注意到，历史学很久以前就已经摆脱了时间，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认可大的统一时间周期；这样的时间周期把全部人类现象都归拢为一个单一的运动。历史学时间的核心观念是：不存在某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这种进化推动着所有现象和所有事件。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时间周期，其中每一种周期都承载着特定类型的事件。事件的类型就像时间周期的类型一样必然倍增。这正是目前在历史学科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动。

下面我将最终提出我的结论。我相信，在变化和转型的结构分析以及历史学对时间和周期类型的分析之间即便不存在完全等同或者合流，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重要接触点。在本文结尾部分我想指出的就是这样一些接触点。历史学家在处理资料的时候并不把资料看作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并不在资料背后或者资料之外寻求某种隐藏的意义。他们处理资料的时候考虑的是系统内在和外部的关联。同样，结构主义者研究神话和文学的时候，问题也不是神话或者文学如何转述或者表达某个文明的心态或者某个个人的历史。结构主义者努力呈现的是某段文本或者某个神话所特有的关系以及关系系统。在结构主义者和今天的历史学家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对解释方法的拒斥。

其次，我相信结构主义者和历史学家在各自的工作中同样都放弃了生物学关于生命和进化的老旧隐喻。从19世纪开始，人们大量地使用进化思想及其相关概念来追溯或者分析人类社会和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变化。这个生物学隐喻为人们的历史思考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便利和一种认识论上的便利。认识论上的便利是指：人们只需要将生物学的解释模型亦步亦趋地移植到历史学中就可以了。所以人们才会希望这样一种关于进化的历史能够最终像生物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至于意识形态便利，它也很容易辨认；假如历史的时间框架和生命形式的时间框架是一致的，假如生命和历史都受到同样的进化过程支配，那么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各种人类社会就不会具有独立于生命的法则、条件和规定。生命没有暴力进化，只有一系列微小变异的缓慢积累；同样，人类历史也不会具有暴力进化的可能；人类历史只能由一系列难以察觉的变化组成。用生命隐喻来类比历史，于是就保证了人类社会不会发生革命。在我看来，结构主义和历史学使我们有可能抛弃这种关于历史和时间的伟大生物学神话。结构主义定义了转型，而历史学则描绘了事件和周期的不同类型；这两者展示了历史的不连续性，也指出了规则且一致的转型过程。结构主义和当代历史学是这样一类理论工具：它们同连续性的旧观念相反，真正把握了事件的不连续性和各种社会转型。

- 相关推荐 -

戳此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