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丨布鲁诺 · 拉图尔丨视觉化与认知：把事物画在一起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06.22—2022.10.09）完成于1980年代的一篇重要长文（三万多字，收藏、细读）：《视觉化与认知：把事物画在一起》（Visualisation and Cognition: Drawing Things Together）。转译自英译文，英译文发表于H. Kuklick (editor),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Jai Press, vol. 6, pp.1-40，见http://www.bruno-latour.fr/node/293.html。译者：叶梓涛；校者：徐露。

视觉化与认知：把事物画在一起

I.用眼与手思考

如果能够定义我们现代科学文化的具体内容，那就好了。如果能找到对其起源和特点的最经济的解释（可能不是最经济的那个），那就更好了。为了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好不要求助于自然界的普遍特征。而用心智或人类意识、大脑结构、社会关系、「心态」（mentalités）或经济基础结构的变化假设，以此来解释科学的出现或其目前的成就，这实在是过于宏大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且不说是理性化的，那也在一些情况下明显是种族主义的。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应该再缩减这些解释。没有所谓的「新人类」在16世纪的某个时候突然出现，也没有在现代实验室里工作的大脑发生变得更大的突变能够与我们其他人的思维不同。认为从黑暗和混乱中，出现了更理性的思维或更有约束性的科学方法的想法是一个太复杂的假设。

在我看来，迈向令人信服的解释的第一步就是采取这一种先验的（a priori）立场。它清除了研究领域中前科学和科学的文化、思想、方法或社会之间的任何单一区别。正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所指出的，具有自以为是的确定性的「宏大二分法」应该被许多不确定的和意想不到的区分所取代（Goody, 1977）。这种否定的第一步将我们从使人过于轻信的积极答案中解放出来[1]。

[1]例如，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在杂务家（bricoleur）和工程师或热社会和冷社会之间的划分（1962）；或者加芬克尔（Garfinkel）在日常和科学思维模式之间的区分（1967）；或者巴什拉（Bachelard）的许多「认识论切分」（coupures épistémologiques），将科学与常识、直觉或自己的过去划分开来（1934，1967）；甚至Horton在接受魔群（Monster）和回避魔群之间的谨慎区分（1977）或主要理论和次级理论（1982））。

所有这些二分法，只有在它们被一种强烈的不对称偏见（asymmetrical bias）所强制执行的情况下才能令人信服，这种偏见对待分界线或边界的两边非常不同。一旦对这种偏见丧失控制，认知能力就会跳向各个方向：巫师变成了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者；科学家变成了天真的信徒；工程师变成了标准的「杂务家」；而工匠他们可能看起来相当理性（Knorr, 1981; Augé, 1975）。

这些快速的反转证明了，前科学和科学的文化之间的分水岭只是一个边界（border），就像蒂华纳和圣地亚哥间的边界。它是由警察和官僚武断任意地执行的，而并不代表任何天然的边界。这些「宏大划分」对教学、论战和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都很有用，但它们并不提供任何解释，相反，它们自己是需要被解释的东西（Latour, 1983）。

然而，这些二分法虽然不断被推翻，但却顽强地维持着，或者说，有充分理由的解释为何这两端之间的鸿沟非但没有缩小，甚至可能扩大。由于科学的巨大成果，采取我提议的第一步，即放弃宏大二分法而达到的相对主义（relativistic）立场就看起来很可笑。我们不能把古迪（1977年，第2章）描述的「知识分子」和在他的著作中描述的伽利略等同起来；关于草药的民间知识和国家卫生研究所；象牙海岸审问尸体的精细程序和加利福尼亚实验室中DNA探针的细致规划；南非丛林中某处的起源神话故事和宇宙大爆炸理论；皮亚杰的实验室中一个四岁孩子犹豫不决的计算和菲尔德奖得主的计算；算盘和新型超级计算机Cray II。科学和技术效果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不去寻找巨大的原因的话，那似乎是荒谬的。

因此，即使学者们对这些不切实际的原因感到不满，即便他们承认这些原因是武断定义的，会被日常经验所证伪，且往往是矛盾的，但他们宁愿维持这些原因，以避免相对主义的荒谬后果。粒子物理学必须得在某些程度上与民间植物学有根本的不同；我们不知道如何不同，但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理性的想法总比啥都没有好（Hollis and Lukes, 1982）。

我们必须引导我们走出简单的相对主义，并通过提出一些简单的、可由经验验证的原因，来解释众所周知的真实影响中的巨大差异。我们需保持影响的规模（scale of the effects），但要寻求比人类意识中的宏大划分更平常的（mundane）解释。

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个初步的问题。多么平常才是平常？

当人们远离心智上的原因时，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在物质原因中找到了其乐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通过许多「反射」、「歪曲」和「媒介化」，影响了证明、论证和相信的方式。「物质主义」的解释往往指的是根深蒂固的现象，而科学是其上层建筑（Sohn-Rethel, 1978）。这种策略的最终结果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实证的，因为在普遍的经济趋势和认知创新的精微细节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最糟糕的是，为了解释科学，我们不得不向一门具体的科学下跪：经济学。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关于科学出现的「物质主义」论述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忽视了会意/认知（knowing）的精确实践和技艺，「全知全能」的经济史学家就此免受更多的考察。。

在我看来，摆脱简单化的相对主义立场的唯一途径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物质主义」和「心灵主义」的解释，并寻找更简洁的描述。这些解释从头到尾都是经验主义的，但却能够解释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影响。

在我看来，最有力的解释，也就是那些能从最少中产生最多的东西，是那些考虑到书写（writing）和成像技艺（imaging craftmanship）的解释。它们既是物质的，也是平凡的，因为它们是如此实际，如此适度，如此谦逊，如此接近与手和眼，以至于它们逃脱了人们的注意。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使宏大设计和概念的二分化为乌有，并用一群人使用纸张、标志、印刷品和图表相互争论方式的简单修改取而代之。尽管它们的方法、领域和目标各不相同，但这种压缩（deflation）的策略将一系列非常不同的研究联系起来，并赋予它们一种让人啼笑皆非而又新鲜的风格[2]。

[2]古迪（1977）指出了处理图形（列表、字典、清单）的实际任务的重要性，并在他那本引人入胜的书的结尾说：「如果我们想要谈论一个'野蛮的思想'（savage mind），那这些是它的教化工具」（第182页）。Cole和Scribner (1974)将重点从智识任务转移到学校教育实践上；绘制三段论的能力被从头脑中拿出，放进纸面上的图表操作中。Hutchins (1980)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将特罗布里恩岛民的「非逻辑」推理转化为相当直接的逻辑，而只需在其中加入土地使用系统，使迄今为止的连续性中的断裂的转变具有意义。爱森斯坦（Eisenstein）将探究从精神状态和哲学传统转向印刷的力量（1979）。Perret-Clermont（1979）最初是皮亚杰的学生之一，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许多测试情形的社会背景上。她展示了「不理解物质守恒定律」（non-conserving）的孩子是如何在几分钟内变得能理解物质互联的，仅仅是因为其他变量（社会或绘画的）被考虑在内了。Lave在开创性的研究中探讨了数学技能是如何被彻底改变的，这取决于你是否让人们使用纸和笔（Lave, 1985, 1986; Lave, Murtaugh和De La Rocha, 1983）。Ferguson曾试图将工程想象力与根据透视法则与阴影与颜色的代码绘制图片的能力联系起来（1977）：「大体上，非语言思维已经固定了我们物质性周遭环境的框架并补全了细节......金字塔、大教堂和火箭的存在不是因为几何学、结构理论或热力学，而是因为它们首先是建造者脑中的一幅图，即实际上的一个愿景（vision）」（第835页）（也见Ferguson，1985）。这是一些我试图回顾的，让我将压缩策略付诸实践的研究。

和这些学者一样，我在对一个生物学实验室的研究中，对实验室实践的许多方面感到震惊，因为我不是看着科学家的大脑（我被禁止进入！），不是看认知结构（没什么特别的），也不是看其范式（三十年都没变化），而是看老鼠和化学品转化为纸面论文的过程（Latour and Woolgar, 1979）。

专注于文献，以及任何东西都被转化为铭文（inscriptions）的方式，这并非我的偏见，正如我最初所想的那样，是实验室的作用。例如，仪器（Instruments）有各种类型、年代和复杂程度。有些是器具装置，有些则占满了巨大房间，要雇用许多技术人员，并需要许多星期才能运行。但无论在哪个领域，它们的最终结果总是一个小窗口，人们可以从一个相当贫乏的集合中（图表、斑点、带状、柱状）读出很少的符号。所有这些铭文，正如我所说的，都是可组合的，可叠加的，而且只需进行最低限度的清理，就可以作为数字整合到人们正在撰写的文章里。只要这种论文书写和铭文的活动成为分析的重点，许多我被要求欣赏的智力成就就可被重新表述。

与其跳到涉及高深理论或逻辑差异的解释上，我可以像古迪一样牢牢地抓住简单的技艺（craftsmanship）层面。思想的驯化或纪律化仍在进行，与古迪提到的那些工具类似。当缺乏这些资源时，同一的科学家们开始结结巴巴，犹豫不决，胡言乱语，并表现出各种政治或文化偏见。尽管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科学方法、他们的范式、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文化仍然存在，但他们的谈话却不能使他们保持在适当的位置。然而，铭文或写下文本的实践则可以。

大分裂（The Great Divide，译按：指现代性论述中的一些对立，例如自然和文化）可以被分解成许多小的、意想不到的、实用的技能集，以产生图像，并阅读和书写它们。但这种压缩策略有个很大的缺点。它的结果似乎既显而易见的（接近于陈词滥调），又过于虚弱，无法解释我们前文达成共识且无法否认的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影响。当然，每个人都可能愉快地同意，书写、印刷和视觉化是科学革命或科学思想的心理生成（psychogenesis）的重要旁证。它们可能是必要的，但它们肯定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当然并非如此。压缩策略可能会使我们摆脱一个神秘的大分裂，但如果研究印刷和图像的研究者必须相信符号和象征的力量，而这些标志与符号和其他任何事物是相分离的，这似乎会把我们带入一种更糟糕的神秘主义。

这是一个强烈的反对意见。我们必须承认，在谈论图像和印刷物时，很容易从最有力的解释转到一个琐碎的解释，并且仅仅揭示了我们想要解释的现象的边缘方面。图表、清单、公式、档案、工程图、文件、方程、字典、收藏等等，根据它们被纳入关注的方式，可能会解释几乎所有的东西，也可能几乎什么都不解释。

很容易仅仅抛出一套陈词滥调，将Havelock关于希腊字母表的论点（1980），或Walter Ong对拉米斯修辞学（Ramist）的论述（1971），一直延伸，经过中国人对表意文字的痴迷，复式记账法，以及《圣经》直到计算机文化。每个人都同意，印刷品、图像和书写无处不在，但它们能承载多少解释性的负担？有多少认知能力不仅可以被它们促进，而且可以被它们彻底解释？在浏览这些文献时，我有种沮丧之感，即我们既在坚实的新土地上，又在旧沼泽中陷入困境。我想找到一种方法来牢牢抓住重点，以便我们知道从我们的压缩策略中可以得到什么。

为了抓住这个重点，首先我们必须考虑，是在何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期望书写和成像程序的变化对我们的主张、证明和信仰方式产生任何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个准备步骤，那根据不同的上下文，铭文将被赋予太多或太少的重量。

与Leroi-Gourhan (1964)不同，我们不希望考虑从原始人开始到现代计算机结束的所有关于文字和视觉辅助工具的历史。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只对书写和成像方面的一些具体发明感兴趣。为了界定这种特殊性，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更加坚实（硬）事实的构造[3]。

[3]一个事实是更硬还是更软，取决于它后来在其他人手中发生了什么。我们每个人对我们遇到的许多主张都充当了一个多导体（multi-conductor）：我们可能不感兴趣，或者忽略它们，或是感兴趣，但却修改了它们，把它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有时，我们确实充当了导体的角色，并将主张传递下去而没有进一步的修改。（关于此，见Latour and Woolgar, 1979；Latour, 1984b。）

在两位作者之间的论争性的（agonistic）遭遇中，以及在他们和他们需要建立声明的所有其他人之间，谁会赢？答案是：能在现场召集最多数量的一致和忠实的盟友的那个。这个胜利的定义在战争、政治、法律，以及我现在要说明的科学和技术方面都是通用的。

我的论点是，文字和图像本身不能解释我们科学社会的变化，除非它们有助于使这种论争的局面变得更加有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人类学的写作，也不是所有的视觉化历史。相反，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些有助于召集、展示、增加、有效结盟或确保新盟友忠实度的方面。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看看某人是如何说服其他人接受一项声明，将其传递出去，使其成为更多的事实，并承认第一作者的所有权和原创性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在视觉化和认知上「稳住焦点」（holding the focus steady）。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视觉的层面，我们就会退回到一系列无力的陈词滥调中，或者被引向远离我们问题的各种迷人的学术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专注于论争性的情况，即任何胜利的原则，那科学和技术中的任何的稳固性（solidity）都会永远逃脱我们。我们必须把两只眼睛部分合在一块，这样我们就能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双目望远镜；聚焦需要时间，但我希望这个壮观的景象是值得等待的。

Louis XVI donnant des instructions à La Pérouse, le 29 juin 1785

有一个例子可以阐明我的意思。拉佩鲁兹（La Pérouse）为路易十六穿越太平洋，明确的任务是带回一张更好的地图。有一天，他在被称为萨哈林（Sakhalin，库页岛）的地方登陆，遇到了中国人，并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库页岛到底是一个岛还是一个半岛。令他非常惊讶的是，中国人对地理学的理解相当深刻。一位年长的人站起来，在沙地上画了一张他所在的岛的地图，上面有拉彼鲁兹所需的比例和细节。另一个年轻人看到潮水上涨很快就会抹去地图，于是拿起拉彼鲁兹的一个笔记本，用铅笔重新绘制地图……

未开化的地理学和文明的地理学间有什么区别？没有必要把前科学性的思维带入画面，没有必要区分封闭和开放的窘境（predicaments, Horton, 1977），也没有必要区分主要和次要的理论（Horton, 1982），更没有必要划分隐性和显性，或具体和抽象的地理学。中国人很能用地图来思考，也能与拉佩鲁兹平等地谈论导航的问题。严格说来，绘图和视觉化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基于相同的投影原则来绘制地图，先是在沙上，然后在纸上。因此，也许这归根结底没有什么区别，并且这两种地理学是等同的，相对主义是正确的？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拉佩鲁兹所做的事将在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造成巨大的差异。对前者来说，这只是幅无关紧要的画，潮水可能会将其抹去，而对后者来说，这却是他的唯一的任务目标。应该被考虑进此场景的是「画面是如何被带回来的」。

中国人无需追踪，因为他可以随意生成许多地图，他生在这个岛上，也注定要死在这个岛上。而拉佩鲁兹则不会停留超过一晚；他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他将死在远方。那么，他在做什么呢？他要经过所有这些地方，以便把一些东西带回凡尔赛，在那，许多人希望他的地图能决定库页岛是否是一个岛屿，谁是对的，谁将拥有世界的这个和那个部分，以及下一艘船应沿着哪条航线航行。

如果没有这条奇特的轨迹，拉佩鲁兹对勘测和铭文的独特兴趣将无法理解，这是第一个方面，以及如果没有铭文、投影、书写、存档和计算方面的几十项创新，他在太平洋上的移置（displacement）将完全被浪费，这是第二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同样关键。

我们必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商业利益、资本主义精神、帝国主义、对知识的渴求，只要不考虑墨卡托的投影（Mercator's projection）、航海钟及其标记、地图的铜版印刷、航迹图、「航海日志」的保存，以及拉佩鲁兹随身携带的许多库克航行的印刷版本，那这些都只是空洞的术语。这就是我上面概述的压缩策略的有力之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经纬度的计算方式、时钟的建造方式、日志的编纂方式、铜版的印刷方式的任何创新无法帮助召集、结盟并赢得远在凡尔赛的新的和意想之外的盟友，那么这些创新就不会造成任何区别。我感兴趣的这些实践如果不能影响到某些争议，并迫使持异议者相信新的事实并以新的方式行事，那这些就毫无意义。这就是全部只关注视觉化和书写的不足之处，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如果只坚持第二条论证路线，就会像德里达（1967）那样，对符号学材料所提供的力量提供一种神秘化的视角；如果只坚持第一条论证路线，就会提供一种观念论的解释（即使是披着物质主义的外衣）。

本文的目的是要同时进行这两条线的论述。换句话说，我们并不认为所有关于铭文的解释都同样令人信服，而只认为那些有助于我们理解新资源的调动和集结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并不认为所有关于社会群体、利益或经济趋势的解释都同样令人信服，而只认同于那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机制来总结「群体」、「利益」、「金钱」和「趋势」的解释：而我们认为这些机制取决于对纸面、印刷品、图像等等的操作。拉佩鲁兹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因为如果没有新类型的铭文，就不会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从他漫长的、昂贵的、宿命的航行中回到凡尔赛；但如果没有这个要求他离开并回来让法国其他人信服的奇怪任务，铭文的任何改进也都不会带来丝毫改变。

铭文的基本特征不能用视觉化、印刷和书写来定义。换句话说，在这个视觉化和认知的问题上，关键不是感知（perception）。新的铭文，以及感知它们的新方法，是某些更深层的事物的结果。如果你想走出自己的路，然后满载而归，以迫使别人走出自己的路，那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调动（mobilization，译按：这个词在拉图尔的语境中使用很多，或可翻译为流动，动员，本文中统一译作调动）问题。如果你的行动不被浪费的话，那你必须带着「东西」去和回。但这些「东西」必须能够经受住回程的考验而不至于枯萎。更进一步的要求是：你收集和转移的「东西」必须能一下子呈现给你想说服的人，而他们并没有去到那里。总而言之，你必须发明一些物，它们具有可移动性的，但也是不可变的、可展示的、可读的，以及和其他可相互组合。

II.关于不可变的可移动物

在我看来，大多数研究铭文程序（inscription procedures）和认知之间关系的学者，实际上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写这些不可变的可移动物的历史。

A.光学一致性（Optical Consistency，译按：此处的optical翻译为光学的，但更具体来说，拉图尔所强调的是视觉的肉眼视觉，光学视觉的面向，即光学视觉的一致性）

我将回顾的首个例子是最惊人的一个，因为埃文斯（Ivins）多年前就写过它，并在几个开创性的页面中看到了这一切。在所谓的「科学革命」中发生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不是心灵的，眼睛的，哲学的，而是视觉的。

为什么透视法是如此重要的发明？「因为它能穿过由空间位置变化所产生的所有转换，对其内部不变性进行了逻辑上的确认」（Ivins, 1973: 9）。在线性透视中，无论从什么距离和角度看一个物体，都有可能将其转移（transfer），变换（translate），并获得从另一个位置看同一物体的不同尺寸。在这个变换过程中，其内部属性并没有被修改。

移位后的图形（figure）的这种不变性使埃文斯得以提出第二个关键点：由于画面的移动没有变形，因此有可能在线性透视框架中，建立他所说的图与对象间的「双向」关系。埃文斯向我们展示了透视法如何允许了在空间中的，可以说，带有回程票的移动。

你可以在罗马看到一座教堂，然后把它带到伦敦，在伦敦重建它，或者你可以回到罗马，修正（amend）画面。有了透视法，就像有了拉佩鲁兹的地图一样，即出于同样的原因，一系列新的运动成为可能：你可以走出你的路，带着你经过的所有地方回来；这些都是用相同的同性质的语言（经纬度、几何学）写成的，并允许你改变比例，使它们可呈现，并随意组合它们[4]。

[4]「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的能力成正比，通过这些方法，原本只能通过触觉、听觉、味觉和嗅觉来了解的现象被纳入视觉识别和测量的范围，然后成为逻辑符号化的对象，而没有这些符号的话，理性思维和分析是不可能的」（Ivins, 1973:13）。

对埃文斯来说，透视法是科学和技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创造了「光学一致性」，或者更简单地话说，是一条穿过空间的恒定通道（regular avenue）。如果没有它，「要么物体的外部关系，就如它们的视觉认知形式会随着它们的位置转移而改变，要么则是它们的内部关系改变」（1973:9）。从其他感官到视觉的转变是论争性情形的结果。你呈现出了不在场（absent）的事物。没有人能闻到或听到或触摸到萨哈林岛，但你可以看地图，并确定当你派出下一支舰队时，你将在哪个方位看到这块土地。说话的人正在互相交谈，感受、倾听和触摸对方，但他们现在是在与同时呈现的许多不在场的事物交谈。通过这些众多的发明：透视法、投影、地图、记录本等建立起的双向联系使变换不会损坏，使得这种在场/不在场（presence/absence）得以可能。

他和埃杰顿（Edgerton）展示的线性透视法的另一个优势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1976）。一旦宗教或神话主题和乌托邦用呈现自然的相同视角来绘制，这个意料之外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Edgerton，1980: 189）。

在西方，即便印刷物的主题是非科学的，这些印刷的图片总是在普遍几何定律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理性化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革命可能更多地归功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而不是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p.190)

即使是最狂野或最神圣的虚构（fiction），与即使是最底层的自然界的事物，都有一个交汇的基底，一个共同之所，因为它们都得益于同样的「光学一致性」[5]。

[5]「自十四世纪以来，欧洲绘画表现最明显的特点中，一方面是它的自然主义稳步增长，另一方面它的纯粹的图式和逻辑的延伸。人们认为，这两方面最大的原因是画法（methods）的发展和普及，这些方法提供了符号，以不变的形式重复，用于表示视觉意识和透视的语法，这使得不仅在符号系统内，而且在该系统和它所象征物体的形式和位置之间建立逻辑关系成为可能」（Ivins, 1973: 12）。

你不仅可以转移城市、风景或土著，沿着空间通路来回，而且还可以用同样的双向大道通达圣人、神灵、天堂、宫殿或梦想，在同一个二维表面上，通过同一个「窗玻璃」（windowpane）看它们。这两条道路成了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不可能的宫殿可被写实地绘制出来，但也有会有可能把可能之物描绘成乌托邦式的。

woodcut print from georg bauer agricola de re metallica

例如，正如埃杰顿在评论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版画时所展示的那样，真实之物可以被画成分离的碎片，或以爆炸的视角，或以不同的比例、角度和视角加在同一张纸上。这并不重要，因为「光学一致性」使所有的碎片都能相互混合。正如弗格森（Ferguson）所说，「心灵」终于有了「眼睛」：

奇怪的是，为图片提供几何稳定性的线性透视和明暗对比，也让观者暂时摆脱对重力法则的依赖。只要稍加练习，观众就可以想象固体的体积在空间自由漂浮，作为图像的分离部件。(Edgerton, 1980: 193)

在这个阶段，在纸上，可以创造出混合许多来源的图画的混合体。透视并不有趣，因为它提供了写实的图片；另一方面，它很有趣，因为它创造了完整的混合体（complete hybrids）：自然被视为虚构，而虚构被视为自然，所有的元素在空间中变得如此均匀同质（homogeneous），以至于现在有可能像一包牌一样重新洗牌。

在评论《书房里的圣杰罗姆》（St. Jérome in his study）这幅画时，埃杰顿说：

安东尼洛（Antonello）的《圣杰罗姆》是西欧知识分子在15世纪末获得的对物理世界的新意识的完美典范。这种意识在达芬奇、弗朗西斯科·迪·乔治·马尔蒂尼（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等艺术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都......甚至开发出了一种复杂的语法和句法，用于在图像中量化自然现象。在他们手中，图画制作（picture making）正在成为一种具有图画性（pictorial）的语言，经过练习，它可以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口头语言传达更多的信息，并且更快，有更多的受众。(1980: 189)

透视法说明了我在上一节中提出的双重论证的路线。图符主义（graphism，译按：refers to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 in material symbols"）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当它们允许与物体（来自于自然界或来自虚构的物体）建立新的双向关系时，以及只有当它们允许铭文要么变得更加可移动，要么在所有的移置中保持不变时，才至关重要。

B.视觉文化

比埃文斯和埃杰顿描述的意大利透视法更引人注目的是荷兰的「距离点」（distance point）画法，斯维特拉娜·阿尔佩斯（Svetlana Alpers, 1983）对这种画法做了很好的解释。她告诉我们，荷兰人不画那些人们通过精心装裱的窗玻璃来观察的宏伟历史场景。他们利用他们的绘画的表面（相当于视网膜），让世界在其上直接被绘制出来。当图像以这种方式被捕捉时，观者就不再有任何特殊的景观了。「暗箱」（camera obscura）的技巧将大规模的三维物体转化为一个小的二维表面，观者可以随意转动。[6]

[6]「北部艺术家的特点是通过将视野的范围转化到他们小而平的工作台面上来表现......正是画面的表面能够容纳这样一个世界的模样，视点（views）的聚集，这成为北方许多绘画的特点」（Alpers, 1983: 51）。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对阿尔佩斯这本书的兴趣在于她展示了一种随时间变化的「视觉文化」。她没有把重点放在铭文或图片上，而是放在科学、艺术、视觉理论、手工业组织和经济力量的同时转变上。人们经常谈论「世界观」，但这种强有力的表达是隐喻性的。阿尔佩斯为这个古老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其物质意义：一种文化如何看待世界，并使其可见（makes it visible）。一种新的视觉文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看」（see），以及有什么可看。对夸美纽斯（Comenius）的引用恰当地概括了一种对重新使新物体变得可见的（making new objects visible anew）新迷恋。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如果要使印象清晰，物体必须以何种方式呈现给感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实际的视觉过程，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如果物体要被清楚地看到，就必须(1)物体要放在眼前；(2)不要太远，要有合理的距离；(3)不要在一旁，要放在眼前；(4)物体的正面不要远离观察者，而要对着观察者。(5)眼睛首先把物体作为一个整体；(6)然后再去区分各个部分；(7)从头到尾依次检查；(8)注意每一个部分；(9)直到它们都通过其基本属性被掌握。如果这些必要条件被恰当遵守，视野（vision）就会成功打开；但如果忽略了其中一个，就只是部分成功。(引自Alpers, 1983: 95)

这种定义观看行为的新迷恋，在当时的科学和在现代实验室中都可以找到。夸美纽斯的建议与波义耳（Boyle）当时对他的空气泵实验的目击者进行的训练（Shapin, 1984），以及林奇所研究的神经学家对他们的脑细胞进行的「训练」（disciplined）很类似（Lynch, 1985）。在科学面前和实验室之外的人们当然会使用他们的眼睛，但不是以这种方式。他们看的是世界的景象，但不是这种新型的图像，旨在运输世界的物体，把它们积聚在荷兰，用插图说明和传说来标记，并随意组合它们。

阿尔佩斯并没有只让人明白了福柯（1966）所说的：同样的眼睛如何突然开始看到「再现」（representations）。她所描述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是一个重新定义文化的所有方面的「社会总体事实」（fait social total）。更重要的是，阿尔佩斯并没有通过引入「社会利益」或「经济基础设施」来解释一个新的观点。形成世界观的新的精确的舞台布景（scenography）同时定义了何为科学、何为艺术以及何为拥有一种世界经济。用我的话说，一个小小的低地国家通过一些关键的发明，使人们能够加速流动性并提高铭文的不可更改性而变得强大起来：世界就这样被聚集在这个小小的国家之中。

阿尔佩斯对荷兰视觉文化的描述达到了与埃杰顿对技术性绘画的研究相同的结果：为事实和虚构、文字和图像设计了一个新的会面场所。地图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并当它被用来记录下民族志的清单（在她的第四章末尾）或插图说明（第五章）、城市天际线等时，更是如此。这种新空间的主要性质并非像现实主义的天真定义所常声称的那般是「客观的」（objective），而是具有光学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需要「用于描绘一切的艺术」，以及从一种视觉痕迹到另一种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字母、镜子、透镜、彩绘文字、透视法、存货清单、插图童书、显微镜和望远镜，这些在这种视觉文化中走到一起。所有的创新都是为了「秘密地，且无怀疑地看到远在别处的事」（引自Alpers, 1983: 201）。

C.积聚时间和空间的新方法

另一个例子将证明，铭文本身并不有趣，只是因为它们增加了痕迹的流动性或不变性。印刷的发明及其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是历史学家的老生常谈。但没有人像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 1979）那样彻底更新了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述。

为什么呢？因为她认为印刷术是一种调动装置（mobilization device），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使流动性和不变性同时成为可能的装置。爱森斯坦没有寻找科学革命的某个原因，而是寻找一个能把所有有效原因联系起来的次要原因。印刷术显然是这个强有力的原因。不变性通过印刷许多相同的副本的过程得到保证；流动性则通过副本的数量、纸张和活字来保证。时间和空间上不同地点之间的联系被这种不可改变的可移动物的奇异加速度完全改变了，它们在欧洲的各个地方向各个方向上流通。正如埃文斯所表明的那样，透视法与印刷术与蚀镂法（aqua forte）是真正重要的组合，因为书籍现在可以带着它们所谈论事物的现实图像了。这是第一次，一个场所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积聚其他的地方，并将它们综观性地（synoptically）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更好的是，这种综观的呈现，即便被重新加工、修正或破坏（译按：原来的版本）也可以被不被修改地传播到其他地方，并待他时提供。

在讨论了那些提出许多相互矛盾的影响力来解释天文学兴起的历史学家之后，爱森斯坦写道：

无论十六世纪的天文学家面对的是源自公元前四世纪的材料还是公元十四世纪的新材料，或者他是否更容易接受学院派或人文主义的思想潮流，在这种特定的联系中，似乎都无足轻重，因为所有不同材料的人都是在一生之中由一双眼睛看到的。对于哥白尼（Copernicus）和第谷（Tycho）来说，其结果是提高了对固有数据差异的认识，以及不满。(1979: 602)

作者不断地将注意力以某种破坏性的讽刺意味，从思维（mind）转移到调动资源的表面：

「为了发现欧几里德命题的真理，」约翰·洛克写道，「几乎不会需要或使用启示（revelation），上帝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和更可靠的手段来获得对它们的认识。然而，在11世纪，上帝并没有为西方学者提供掌握欧几里得定理的自然和可靠的手段。相反，基督教世界中最有名望的人从事着毫无结果的探索，以试图理解欧几里得在提到内角时的意思。」(1979: 649)

对爱森斯坦来说，每一个关于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宏大问题都可以通过考察出版和印刷术所带来的可能性来重铸。这一古老的解释在她的处理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原因是爱森斯坦不仅关注图符主义，而且关注与调动过程有关的图符主义的变化。

例如，她解释说（第508页及以下，跟随埃文斯，1953），在引进印刷机和开始精确写实的图片之间存在着令人费解的现象。起初，印刷术只是用来复制草药书、解剖图版、地图、几百年前的宇宙论，而这些东西在很久以后就会被认为是不准确的。如果我们只看符号学层面，这种现象似乎令人费解，但一旦我们考虑到更深层次的结构，这就很容易解释了。

许多不可变的可移动物的移置（displacement）首先发生；旧的文本到处传播，在一个地方可以更便宜地收集。但随后，它们之间的矛盾终于在最直白的意义上变得明显。这些文本聚集的许多地方提供了许多反例（不同的花、不同名字的器官、不同形状的海岸线、不同货币的各种汇率、不同的法律）。这些反例可以被添加到旧的文本中，反过来，又可以不加修改地传播到所有其他的环境中，在那里可以继续这种对照过程。换句话说，错误被准确地复制和传播，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更正也被快速、廉价地复制出来，而且没有进一步的修改。因此，在最后，准确性从媒介转移到讯息，从印刷书籍转移到与之建立双向联系的环境。对「真理」新的兴趣并不来自于新的视野，而是来自于应用于从不同时空中流动新可见物的相同的旧有视野？[7]

[7]在爱森斯坦看来，运动首先发生的证明在于它对经文（Scriptures）所带来的正好相反的效果。媒介的准确性揭示了讯息中越来越多的不准确之处，这很快就会危害到讯息。爱森斯坦的构造之美在于它从同一个原因中获得了两个相反的结果：科学和技术加速发展；而福音变得令人怀疑（Latour, 1983）。

爱森斯坦的论点的效果是将心灵主义（mentalist）的解释转化为不可变的可移动物的历史。她一再表明，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每一种可能的智力成就都已实现：有组织的怀疑论、科学方法、反驳、数据收集、理论制造，一切都已经尝试过了，而且是在所有学科中：地理学、宇宙学、医学、动力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但每一项成就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因为没有办法将他们的成果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没有办法在不引入新的损坏或错误的情况下介绍其他人的成果。

例如，一个老作家的每一个精心修正的版本，在复制了几份之后，又被掺杂了新的错误。没有不会逆转的进展，因此不可能有大规模的长期资本化。印刷术对思想、对科学方法、对大脑都没有增加任何东西。它只是保存和传播了一切，无论多么错误、奇怪或狂野。它使一切都流动起来，并且这种流动性并不会被掺杂物所偏移。爱森斯坦所描述的新科学家、新教士、新商人和新贵族，与旧的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现在看的是新的材料，记录了无数的地方和时间。不管这些痕迹一开始有多不准确，它们都会变得准确，仅仅是作为更多的调动和更多不变性的结果。一个机制被发明出来，不可逆转地捕捉准确性。印刷品所起的作用与麦克斯韦妖（Maxwell’s demon）相同。没有必要用新的理论、世界观或精神来解释资本主义、宗教改革和科学：它们是不可变的可移动物的漫长历史中的新一阶段的结果。

接过埃文斯的论点，穆克尔吉（Mukerji, 1983）和艾森斯坦都再次把重点放在了插图书上。对这些作者来说，只要图像被印刷出来，麦克卢汉的革命就已经发生了。工程学、植物学、建筑学、数学，这些科学都不能仅仅用文字来描述它们所谈论的东西；它们需要展示（show）这些东西。因为这种展示对于说服人们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刻像」（graven images）发明之前，这种展示是完全不可能的。文本可以通过一些掺伪被复制，但图表、解剖图或地图就不行了。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向读者提供文本，并在同一地方展示出大量的它所谈论的事物，那么这对事实的构建的效果将是巨大的。如果你认为所有的读者和所有的作者都在做同样的事，那么一个新的世界将从旧世界中出现，而没有任何额外的原因。为什么？仅仅是因为异见者将不得不做与他的对手相同的事情。为了「质疑回去」，可以说，他将不得不写另一本书，把它印刷出来，用铜板调动出他想反对的反例。反驳的成本会增加[8]。

[8]例如，穆克尔吉描绘了一个地理学家，他讨厌新的地理书，却不得不用印刷品来表达他的讨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Davis进行了他的旅行，因为他不相信印刷品的信息会像口头叙述的经验那样完整；但他在阅读了荷兰的地理书后决定做一次航行，并从他的旅行中产生了另一本地理/航海书」（Mukerji, 1983: 114）。

只要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地方聚集大量流动的、可读的、可见的资源来支持一个观点，积极的反馈就会到来。在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成就之后（Eisenstein, 1979），持反对意见的人要么放弃，接受宇宙学家所说的硬事实，要么通过说服他的贵族支持者在观测站中投入相当数量的资金来产生反对的证据。在这一点上，「证明竞赛」（proof race）类似于军备竞赛，因为其反馈机制是相同的。一旦一个竞争者开始积累更坚硬的事实，其他竞争者也必须这么做，或者屈服。

从不可变的可移动物的角度对爱森斯坦的论点稍作重塑，可能会让我们克服她论点中的一个困难。尽管她强调了出版商战略的重要性，但她并没有说明技术创新本身的问题。印刷术像许多历史学家在谈论技术创新时的外生因素一样闯入了她的叙述。她把印刷品的符号学方面和它使之可能的调动放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但发明印刷的技术必要性却远非如此明显。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用作参考点的论争性的情境，那像印刷术这样的东西所带来的压力就更清晰了。任何能够加速某处可获得的关于他处的痕迹流动性的，或者任何能够让这些痕迹不经转换从而某处移动到他处的东西，都会受到青睐：几何学、投影、透视法、簿记、造纸、蚀刻、铸币、新船（Law，1984）。

印刷术的特权来自于它能够帮助许多创新同时发挥作用，但它只是有助于回答这个最简单的问题的众多创新中的一个：如何在大尺度上支配？（How to dominate on a large scale）这种重塑是有用的，因为它帮助我们看到相同的机制，即爱森斯坦所描述的效果，今天仍在科学和技术的前沿发挥作用，并不断扩大规模。在实验室里呆上几天就会发现，使印刷术如此必要的相同趋势仍然在发挥作用，产生新的数据库、新的太空望远镜、新的色谱、新的方程式、新的扫描器、新的调查问卷等等。思想仍然在被驯化（domesticated）。

III.关于铭文

在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忙于获取、绘制、检查、计算和讨论的图像和铭文中，什么是如此重要的？

首先，是它们在修辞或论战中的独特优势。「你怀疑我说的话？我展示给你看。」而且，我没有移动超过几英寸，就能在你的眼前展开数字、图表、板块、文本、剪影，然后在其上展示远处，以及现已建立了某种双向的联系的东西。我不认为这个简单机制的重要性被高估了。爱森斯坦为科学的过去展示了这一点，而目前实验室的田野志也展示出了同样的机制（Lynch, 1985a, 1985b; Star, 1983; Law, 1985）。我们是如此习惯于这个印刷和图像的世界，以至于我们很难想到，如果没有索引、书目、字典、带有参考文献的论文、表格、栏目、照片、峰值图、点图、带状图，何谓认识事物。[9]

[9]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讨论中不包括关于视觉神经学或感知心理学的大量文献（例如 Block, 1981; de Mey, 1992）。这些学科，无论多么重要，都对我所希望研究的这一过程做了大量的利用，而它们和其他学科一样，对视觉化的工艺和技巧的民族志视而不见。

让铭文的重要性更加清晰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考虑一下当被剥夺了这些提高了流动性和不变性的图示后，我们能够说服的东西还剩下多少。正如达戈内（Dagognet）在两本精彩的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如果没有首先发明一种视觉和书面的语言，使其与混乱的过去决裂，那任何科学学科都不会存在（1969，1973）。只有当所有的实体（substances）都可以用一种同质的语言来书写，所有的东西都同时呈现在眼睛面前的时，用药剂罐和蒸馏器对于物质的操作（manipulation）才会成为化学。在分类条目中进行文字的书写是不够的。只有当一种视觉词汇被发明出来，取代了通过计算公式的操作时，化学才变得强大。化学结构可以像音乐或算术一样，在纸上被画出、构造、分解，这一直延续到门捷列夫的图标：「对于那些懂得观察和阅读最终的周期表的人来说，元素的特性和它们的各种组合的特性从它们在表中的位置上完全地、直接地展开」（1969: 213）。在仔细分析了化学书写和绘图方面的许多创新后，他补充了这个与古迪的观点如此接近的小句子：

我们考虑的可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在用于写下氯的面板上稍作修改，但矛盾的是，这些小细节引发了现代世界的力量。(1969: 199)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他著名的临床医学研究中，显示了从小规模的实践到大规模记录操作的同样转变（1963）。同样的医学思维，应用于几个连续的病人与应用于保存良好的数百个书面留下的，以同样的方式编码，且都以概要形式存在的关于腹部、发烧、喉咙和皮肤的记录，那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知识。

医学不是在头脑中，或在其从业者的眼中变得科学，而是在新的机构（医院）内将旧的眼睛和头脑应用于新的事实列表。而在《规训与惩罚》（1975）中，福柯的论证最接近于对铭文的研究。该书的主要目的是说明从一种为旁观者不可见的权力，如果转变为一种新的不可见的，望向每个人的一切的权力。福柯分析的主要优点是不只关注文件、会计簿、时间表和正确步骤，而且还关注这些铭文对其最终变得如此重要的那种制度（institutions）[10]。

[10]「一种书写的权力」是规训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借鉴了传统的行政文件编制方法，但采用了特殊技术和重大创新。」（原文为法语，Foucault, 1975: 191）。主要的创新是「全景监狱」（panopticon），它使得监狱学、教育学、精神病学和临床医学作为成熟的科学从他们精心保存的文件中出现。「全景监狱」是获得大规模权力所需的「光学一致性」的另一种方式。）

在一个著名的句子中，康德断言，「如果我们成功地发现了理性可以安全地行驶的道路，我们将为理性服务」。然而，「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不可避免地是在那些想要在更大规模尺度内调动更多资源的机构中建立起的保存良好的档案中。

正如Rudwick所展示的（1976年），「光学一致性」是通过发明一种新的视觉语言来被地质学中所获取的。没有它，地球的各个层级就会一直隐藏，无论有多少旅行者和挖掘者的四处探索，都没有办法总结他们的旅行、观点和主张。深受康德喜爱的哥白尼革命是对一个非常简单的机制的观念论式描述：如果我们不能去到地球，就让地球来找到我们，或更准确地说，让我们都去到地球上的许多地方，然后带着相似但有差别的同质的图回来，这些图可以在几个地方收集、比较、叠加和重绘，同时还有精心标示的岩石和化石标本。

在一本具有启发性的书中，Fourquet（1980）为INSEE（提供大多数经济统计数据的法国机构）展示了类似的铭文的收集。当然，我们不可能谈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仅仅通过通过观察「它」来做到的。这个「它」显然是不可见，只要成群结队的调查员和检查员没有填写长长的调查问卷，只要答案没有被打到卡片上，没有被计算机处理，没有在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进行分析。只有在最后，才能在成堆的图表和清单中看到经济。即使是这样，也还是太混乱了，所以必须重新绘制和提取，以提供一些显示国民生产总值（GDP）或国际收支的整齐的图表。

这样实现的全景监狱在结构上类似于一个巨大的科学仪器，将无形的交易世界转化为「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拒绝了用「基础设施」或「市场」或「消费者需求」来对科学技术进行的物质主义解释。像「市场」或「经济」这样视觉化的构造是需要解释的，而这种最终产物不能用来解释科学。

在另一本具有启发性的书中，法比安（Fabian）试图通过观察人类学的视觉化手艺来解释人类学（1983）。他认为，我们和未开化野人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文化、思想或大脑，而在于我们对其可视化的方式。不对称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和时间，我们将他们的文化放在其中，但他们没有做类似的事。例如，我们为他们的土地绘制地图，但他们没有的他们或我们土地的地图；我们列出他们的过去，但他们没有；我们建立书面的历法，但他们没有。

法比安的论点，与古迪的论点有关，也与布迪厄（Bourdieu）对民族志的批评（1972年）有关，即一旦这第一种暴力被实施，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会再理解野蛮人。然而，法比安认为这种通过收集、绘图、列举、档案、语言学等方式在少数土地上调动所有野蛮人的做法是邪恶的。直白地说，他希望找到另一种方式来「了解」（know）野蛮人。但「知道」（knowing）并不是一种无利益关切的认知活动；关于其他文化的更坚硬的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的，就像关于弹道学、分类学或外科学的其他事实一样。一个地方收集了所有其他的事实，并将它们以综观的方式呈现给反对者，从而改变了一场论争的结果。为了使大量的竞争者和同胞偏离他们惯常的方式，许多民族志学者都不得不在他们惯常的方式之外走得更远和更长，然后再回来。只有当关于野蛮人生活的一切都被转化为不可变的可移动的事物，易于阅读和展示时，说服人们、外出和归来所带来的限制才能被解决。尽管法比安有这样的愿想，但他不能做得更好了。否则，他要么放弃「认知」，要么放弃制造编造确凿（硬）的事实。

就对图形的迷恋而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没有可察觉的区别。如果科学家们只是观察自然，观察经济，观察星星，观察器官，他们不会看到任何东西。可以说，这个「证据」被用来作为对天真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版本的经典反驳（Arnheim, 1969）。科学家们一旦停止观察自然界，而专心致志地观察印刷物和平面化的铭文，就开始看见了某些东西[11]。

[11]这些简单的转变常常被哲学家们改造为常识的全然断裂，转化为像巴什拉那样的「认识论切分」。这并不是因为经验主义者的天真性，而人们不得不依靠理论的力量来理解数据。对铭文的关注和对痕迹的操纵恰恰是经验主义和巴什拉关于理论的力量论点间的中间地带。

在围绕感知的争论中，人们总是忘记了这个简单的漂移，即从观看混乱的三维物体，到检视已变得不那么混乱的二维图像。林奇（Lynch），像所有的实验室观察者一样，被科学家们对论文、印刷品、图表、档案、摘要和图表纸上的曲线的非凡痴迷所震惊。无论他们谈论什么，只有当他们指着简单的几何化的二维图形时，他们才开始有某种程度的自信，并能取信于同事们。而这些「对象」常被丢弃或不在实验室的现场。流着血和尖叫的老鼠很快就会被处理掉。从它们身上提取出来的是一组微小的数字。就像拉佩鲁兹从中国人身上提取出几个经纬度一样，这种提取是一切重要的东西。关于老鼠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关于数字却有很多可说（Latour and Woolgar, 1979）。Knorr (1981)和Star (1983)也展示了起作用的简化的程序（simplification procedures），似乎图像从来没有简明到可以迅速解决争议。每当有争议时，人们就会煞费苦心地寻找，有时甚至发明出一种新的，能增强图像，加速读数的可视化工具，并且，正如林奇所表明的，与那些适合在论文中转变为图表（海岸线、像点一样的星星、排列整齐的单元格等）的东西的视觉特征合谋。

同样，应该仔细确定准确的重点，因为不是铭文本身应承担解释科学力量的重任；而是铭文作为利刃和整个调动过程的最终阶段，改变了修辞的规模（scale of the rhetoric）。没有移置，铭文是没有价值的；没有铭文，移置是浪费的。这就是为什么调动并不局限于纸面，但当这种调动的规模要增加时，纸面总是出现在最后。岩石、毛绒动物、样本、化石、工艺品、基因库等藏品是最先被移动的。重要的是资源的排列和聚集（例如博物学家的传记中充满了关于箱子、档案和样本的轶事），但这种排列永远不够简单。收藏是必要的，但只有在档案保存良好、标签到位、样本不腐烂的情况下。即使这样也是不够的，因为博物馆的藏品对于一个「头脑」来说还是太多了。因此，藏品将被绘制、书写、重新编码，只要样本中还有更多可组合的几何形式没有被获得，这个过程就会发生（继续将样本从其背景中提取的过程）。

因此，我们要解决的现象不是铭文本身，而是不断简化的铭文的串联（cascade，有层叠，一系列连续阶段的含义），这使得更坚实的事实以更大的成本产生。例如，对人类化石的描述过去是通过图画，现在则通过在图画上叠加一些机械图表来完成。天文照片虽能产生干净的小光点，但对于人眼来说，还是太丰富和混乱了；所以人们发明了计算机和激光眼来阅读这些照片，这样，天文学家就从来不看天空（成本太高了），甚至也不看照片（太混乱）。植物的分类学都包含在邱园（Kew Garden）的著名的一套书中，但对这套书的操作和对旧手稿的操作一样困难，因为它只存在于某个地方；现在另一台计算机正在被指示尝试读取这本书的许多不同的印刷版本，并提供尽可能多的分类学清单的复制版本。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Pinch（1985）展示了这种痕迹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每一层都是在对其意义的信心稳定后才沉积在前一层上。天体物理学家是否「看见」来自太阳的中微子或任何中间的「模糊」、「波峰」和「点」，通过这些的累积构成了要看到的现象？我们再次看到，爱森斯坦印刷术的机制研究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科学的任何一个前沿领域之中。

例如，狒狒动物行为学曾是一个散文化的文本，叙述者在其中谈论动物；而后叙述者必须将他或她所看到的东西纳入文本，首先是图片，然后是事件的统计化展现；但随着对更确凿事实的构建的竞争日益激烈，现在的文章包括越来越多的图形显示层级，由表格、图表和方程式总结的层层叠叠的栏目仍在展开。在分子生物学中，几年前，人们通过不同灰度的色谱带来阅读；现在，这些灰度的解释由计算机完成，最终从计算机中直接得到一个文本：「ATGCGTTCGC.....」尽管应该在许多不同的领域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但在这些串联中似乎有一个趋势。它们总是朝着更大程度的图形、数字和字母的融合的方向发展，由于它们在计算机中被同质化为二进制单位，而大大促进了融合。

如果与我们作为参考点的论争的模式分开，那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种在一点上调动越来越多的事件，以及越来越简化铭文的趋势。这就像1914年在前线挖战壕的比赛一样必要。视觉化做得不好的人就会输掉这场交锋；他的事实就不成立。

克诺尔（Knorr）从民族志方法学的角度对这一论点进行了批评（1981）。她认为，图像、图表不能说服任何人，这是因为总是有许多可能的阐释，而最重要的是，图表并没有强迫异议者去看它。她认为对铭文装置的兴趣是一种对符号学力量的夸大（而且是法国人的夸大！）。

但这样的立场错过了我论证的重点。正是因为持反对意见的人总是可以逃脱并尝试另一种解释，所以科学家们才会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将他逼到墙角，用更加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将他包围。虽然原则上任何阐释都可以反对任何文本和图像，但实际上远非如此；反对的成本随着每一次新的收集、每一次新的标记、每一次新的重绘而增加。如果我们被要求相信的现象是肉眼不可见的，那就更是如此；类星体、染色体、脑肽、轻子、国民生产总值、阶级、海岸线，只有通过铭文装置为其「着衣后」的眼睛才能看到。

因此，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一个铭文，多一个强化对比的技巧，一个减少背景的简单装置，一个着色的程序，可能就足以改变权力的平衡，把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声明变得可信，然后不经进一步修改就被传递出去。在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时，这种连续串联式的铭文的重要性可能会被忽视，但在分析科学和技术时，对其重要性的强调这并不为过。

更确切地说，这有可能高估了铭文，但不会高估了这产生一连串越来越多的书面文字和数字的铭文的场景。我们真正面对的是一个舞台布景（scenography）的演出，而其注意力集中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铭文上。这个场景就像一个巨大的「光学装置」（optical device），创造了一个新的实验室，一个新的视觉类型和一个新的观察现象。

我展示了一个我称之为「巴斯德的证明剧场」（Pasteur's theater of proofs）的场景（Latour, 1984）。巴斯德在舞台上与场景和情节上做的工作一样多。最后最重要的是一个简单的视觉的感知：未接种疫苗的死羊和接种疫苗的活羊。我们在科学史上回到越早，就越能看到人们更多对场景的关注，而对铭文本身的关注就越少。例如，在夏平（Shapin, 1984）描述的关于波义耳的真空泵实验的精彩叙述中，波义耳不仅要发明这一现象，还要发明使其可见的仪器、展示仪器的布置、以及沉默的读者可以通过其阅读「关于」实验的书面和印刷的说明、允许进入舞台的见证人的类型，甚至允许潜在证人发表评论的类型。只有在所有这些见证人都被规训后，「看见真空」才有可能。

Joseph Wright’s An Experiment on a Bird in the Air Pump (1768) housed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这种「视觉装置」的舞台就是爱森斯坦所描述的：几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互相交谈，并指着二维的图片；这些图片就是他们所谈论的事物的全部内容。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并像呼吸新鲜空气一样呼吸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描述所有这些使其成为实现权力的最有力装置的小小创新。

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在奥伦堡（Oranenbourg），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他眼前看到了所有关于行星运动的预测，也就是字面上的「预见」（previsions）；在同一个地方，用同样的语言或代码书写，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观察结果。这足以说明布拉赫的新「洞见」：

第谷·布拉赫与过去的观星者不同，并不是因为他凝视夜空而不凝视古书。我也不认为这是因为他比亚历山大人或阿拉伯人更关心「顽固的事实」和精确测量。但是他确实有基于两个不同理论的分开的两套计算，在他之前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能力，这两套计算相隔数个世纪，他可以互相比较。(Eisenstein, 1979: 624)

传记作者说，他是第一个以摆脱黑暗时代偏见的思维来研究行星运动的人。不，爱森斯坦说，他不是第一个观察天空的人，而是同时观察所有以前的预测和他自己的预测，并以同样的形式写下来的人。

这位丹麦观察员不仅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肉眼观察者；他也是第一个充分利用印刷媒体新力量的细致观察者，这些力量使天文学家发现旧有记录中的异常，更精确地确定并在目录中记录下每颗恒星的位置，在许多地区招募合作者，以永久形式确定每项新的观察结果，并在后续的版本中进行必要的纠正。(1979: 625)

差异激增，不是通过观察天空，而是通过仔细叠加角度和方位角的表格列。没有任何矛盾或者反预测可以被看到。矛盾（Contradiction），正如古迪所说，既不是心灵的，也不是科学方法的属性，而是在新的场景中阅读字母和符号的属性，这些新场景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铭文之上。

类似的机制是可见的，举一个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例子，在罗杰·吉耶明（Roger Guillemin）对内啡肽（一种脑肽）的看法中。大脑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天空一样模糊不清，乱七八糟。即使是对大脑提取物的许多一级纯化也提供了各种物质的「汤」。整个研究策略就是要在混乱的背景中凝结出清晰可读的峰（peaks）。每一个能提供更整齐峰值的样本都会依次被纯化，直到高压液相色谱仪的小窗口上只有一个峰值。然后将该物质以微小的数量注入豚鼠的肠道。肠道的收缩通过电子硬件被连接到生理仪上。手头有什么可以看到「内啡肽」这个对象吗？生理记录仪中的第一个峰值与斜率的叠加开始产生的一个对象，其限制便是实验室中产生的视觉化铭文。这个物是一个真实的物，不比其他物体多，也不比其他物体少，因此可以产生许多这样的视觉层次。它作为一个真切事实的阻力只取决于吉耶明的实验室能在一个地方，在反对者面前一次调动的这种视觉层次的数量。对于每一个「反对」，都有一个阻止异议的铭文；很快，异议者就被迫退出游戏，或在以后用其他更好的视觉展示再回来。通过调动更多忠实的盟友，客观性（Objectivity）在实验室的墙内慢慢被竖立了起来。

IV.资本化铭文以调动盟友

我们能否总结一下，为什么布拉赫、波义耳、巴斯德或吉耶明在二维铭文上的工作如此重要，而不是天体、空气、健康或大脑？他们能用前者做什么，而你不能用后者做什么？让我列举一些「纸上谈兵」（paper-work）的好处。

1.铭文是可移动的，正如我在拉佩鲁斯的例子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行星、微生物，这些都不能移动；但是地图、摄影板和培养皿则可以。

2.当它们移动时，它们是，或者至少是那些为了获得这一结果而做的一切是不变的：标本被氯仿化，微生物菌落被粘在明胶中，甚至爆炸的星星它们爆炸的每个阶段都被保存在绘图纸上。

3.他们被弄得很平坦（flat）。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几平方米的平面那样被你轻易支配；没有什么东西是隐蔽或曲折的，没有阴影，没有「双重含义」（double entendre）。在政治和科学领域，当有人被说「精通」（master）一个问题或「支配」（dominate）一个主题时，你通常应该寻找使得掌握得以可能的平面（地图、清单、文件、人口统计、画廊的墙壁、卡片索引、剧目）；你会找到它的。

4.铭文的规模（尺度）可以随意修改，而其内部比重则没有任何变化。观察者们从不坚持这个简单的事实：无论现象的（重建的）尺寸大小如何，只有当它们达到相同的平均尺度时才最终得以会被研究。数以亿计的星系在被计算时永远不会比纳米级的染色体要大；国际贸易也永远不会比介子大多少；炼油厂的比例模型最终与原子塑料模型具有相同尺寸。在几平方米以外的地方则混乱继续。这种微不足道的尺度变化似乎无伤大雅，但它却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部分「优越性」（superiority）的原因：没有人仅仅处理那些可以用眼看、用手拿就可支配的现象，不管它们来自何时何地，也不管它们的原始尺寸如何。

5.它们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被复制和传播，因此，所有时间的瞬间和空间的所有场所都可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聚集。这就是「爱森斯坦效应」（Eisenstein's effect）。

6.由于这些铭文是可移动的、平面的、可复制的、静态的和不同尺度的，它们可以被重新排序和重新组合。我们归于头脑中的联系的大部分事物都可以用这种铭文的重新排序来解释，这些铭文都有相同的「光学一致性」。我们所说的「隐喻」也是如此（见Woolf, 1975中的一个有趣的案例；也见Latour and Woolgar, 1979: chap. 4; Goody, 1977; Hughes, 1979; Ong, 1982）。

7.这些重组的一个方面是，有可能叠加数个完全不同的起源和规模尺度的图像。将地质学和经济学联系起来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将地质图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商品市场打印稿叠加在一起，只需要良好的文件记录，和几英寸。大多数我们所说的「结构」、「模式」、「理论」和「抽象」，大多是这些叠加（superimpositions）的结果（Bertin, 1973）。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思考是手的劳作」（Thinking is hand-work），但在手中的正是铭文。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人理论是法兰西学院卡片索引的人工制品（artifact），正如拉米斯特的方法是索邦大学积累的印刷品的人工制品；或者现代分类学是在邱园等地进行统计的结果。

8.但其中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是，铭文只需稍加清理，就可以成为书面文字的一部分。我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了这种共同的基底，在其上来自仪器的铭文与已出版的和正起草的新文本相融合。埃文斯和爱森斯坦已证明了过去科学文本的这一特点。当今的实验室仍然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独特的地点，在这里，文本被用来评论那些都存在于其中的事物。因为评论、早期文本（通过引用和参考文献）和「事物」都具有相同的光学一致性，以及相同的符号学同质性，通过写作和阅读这些文章，便可获得一种非同寻常的确定性（certainty, Latour and Bastide, 1985 ; Lynch, 1984 ; Law, 1983）。文本不是简单的「图解」，它包含着一切它所写的东西。通过实验室，文本和世界的景象最终具有相似的特征。

9.但最后一个优势是最重要的。铭文的二维特性使它们能与几何学融合在一起。正如我们看到的透视法，纸上的空间可以与三维空间连续。其结果是，我们可以用尺子和数字在纸上工作，但仍可操纵「外面」的三维物体（Ivins, 1973）。更好的是，由于这种光学上的一致性，所有的东西，不管它来自哪，都可被转化为图表和数字，而且可以使用数字和表格的组合，这仍然比文字或轮廓更易处理（Dagognet, 1973）。你不能测量太阳，但你可以用尺子测量一张太阳的照片，然后读出的厘米数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不同的尺度迁移，并为完全不同的物体提供太阳质量。这就是我所说的，（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铭文的二度优势（second-degree），或者说通过铭文的资本化而获得的剩余价值（surplus-value）。

这九大优势不应相互孤立，而应始终与它们加速和总结的调动过程结合起来看。换句话说，每一种可能的创新，只要能提供这些优势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被热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选中：新的照片，为更多的细胞培养物着色的新染料，新的反应纸，更敏感的生理记录仪，为图书管理员提供的新索引系统，代数函数的新符号，使样本保存更久的新供暖系统。科学史就是这些创新的历史。头脑的作用被极大地夸大了，正如感知的作用一样（Arnheim, 1969）。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一个普通的头脑或普通的人，具有同等的感知能力，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产出，这取决于他或她的普通的技能是适用于混乱的世界还是适用于铭文。

关注第九个优势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形式主义」成为更平凡和更物质的现实。从「经验」科学到「理论」科学，就是从较慢到较快的可移动物，从较易变的铭文到较少变的铭文。当我们看向形式主义时，我们上面研究的趋势并没有中断，相反，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事实上，我们所说的形式主义就是不经转换的移置的加速。

为了把握这一点，让我们回到第二节。通过空间和时间调动许多资源对于大规模的统治必不可少。我提议把这些使得调动得以发生的物体称为不可变的可移动物（immutable mobiles）。我还认为，这些可移动物中最好的与书面的、编号的或光学上一致的纸面有关。但我也指出，尽管没有提供解释，我们必须处理越来越简化和成本越来越高铭文的一连串连续阶段（cascades）。这种形成连续阶段的能力现在必须得到解释，因为在一个地方收集书面和图像资源，即使有双向连接，本身也不能保证收集它们的人有任何优势。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痕迹的收集者会立即被淹没在其中。

我在吉耶明的实验室里展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在让仪器运行几天后，成堆的打印资料就足以让人晕头转向（Latour and Woolgar，1979：第2章）。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收集标本几年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有那么多的箱子，达尔文几乎被挤出了他的房子。因此，铭文本身并不能帮助一个地方成为支配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心。必须对铭文做一些事情，这与铭文对「事物」所做的相似，所以在最后，少量要素就可以在巨大的尺度内操纵所有其他元素。我们用来说明「事物」是如何变到纸上的，同样的紧缩的策略也可以说明纸是如何变成更少的纸的。

让我们以「伽利略工作的有效性」为例，正如德雷克（Drake, 1970）所看到的。德雷克确实使用了形式主义这个词来指定伽利略能，而他前辈们却没能做的事。但所描述的内容比这更有趣。德雷克将伽利略的图表和评论与那两位老学者，乔丹（Jordan）和斯蒂文进行了比较。有趣的是，在乔丹的演示中，「正如你所看到的，物理学元素在一定程度上用尽全力作为几何学的补充被带入的」（1970：103）。在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的图中，情况正好相反：「先前的情景被颠覆了；几何学被消除了，转而支持纯粹的机械的直觉」（1970：103）。因此，似乎发生的情况是，伽利略的两位前辈无法在纸面上直观地地容纳问题，并将结果同时视为几何学和物理学。伽利略使用的几何学的一个简单变化使他能够把许多不同的问题连接起来，而他的两位前辈却在他们所无法控制的无连接的形状上工作。

伽利略合并几何学和物理学的方法在他1590年的早期运动论文中对同一定理的证明中变得明显。这种方法本身不仅向他提出了许多推论，而且对证明本身进行了连续的改进，并提出了进一步的物理学意义。(Drake, 1970: 104)。

这种连接的能力可能在伽利略的头脑中。事实上，被连接起来的是三个不同的视界（visual horizons），因为纸的表面被视作了一种几何空间：

你看整个演示是如何将斜面上的平衡问题还原到杠杆上的，这本身就将该定理从它之前所处的隔离状态中移除。(Drake, 1970: 106)

这个无害的术语「从隔离中移除」（removing from isolation）经常被那些谈论理论的人使用。这也难怪。如果你持有伽利略的图，你就持有三个领域；如果你持有其他的图，就只有一个。一个「理论」所允许的持有（holding），并不比军队、股票或空间位置的持有更神秘（也不亚于）。令人着迷的，是看德雷克用几何学和物理学融合的几何媒介来解释伽利略工作的有效性。这是一个比柯瓦雷（Koyré）的观念论的解释更物质的解释，尽管德雷克的描绘中的「物质」（matter）是纸张上的某类的铭文和某些看的方式。

认知心理学家也记录了类似的策略，即使用图表以便在许多不相关的问题之间建立快速联系。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1982）比较了专家和新手在被问及简单的物理问题（泵、水流等）时的画图策略。专家和新手之间的关键区别与德雷克所指出的完全相同：

专家行为中出现的关键事件是，来自初始和最终条件的表述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合的，即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答案基本上可以从（示意图）中读出（Simon, 1982: 169）。

考虑到这个问题，人们就会对「理论家」用来赞美和排列理论的隐喻感到震惊[12]。

[12]一个很好的例子是Redondi（1980）研究的卡诺（Carnot）的热力学。卡诺的诀窍不是制造一台机器，而是一张图示。这张示意图是以这样的方式画出来的，它允许人们从一个引擎转移到任何其他的，甚至是只在纸上画出来的不存在的引擎，真正的三维蒸汽机是有趣的，但却是被局部化和棘手的。热力学对它们来说就像拉佩鲁斯的地图对太平洋的岛屿一样。当从一个引擎到理论或从一个岛屿到地图时，你不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论，你是从一个没有支配的地方到另一个支配其余所有的地方。如果你掌握了热力学，你就掌握了所有的引擎（过去、现在和未来，见Diesel柴油机）。关于理论的问题是：谁控制谁，在什么尺度上。

两套主要的隐喻分别坚持增加流动性和增加不可变性。好的理论反对坏的理论或「纯粹的经验事实的集合」，因为它们提供了「容易获得它们的途径」（easy access to them）。例如，汉克尔（Hankel）用一个法国土木工程师会用来诋毁尼日利亚公路系统的话来评论丢番图（Diophantes）：

任何问题都需要一种相当特殊的方法，即使是最密切相关的问题，也不能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因此，现代数学家即使在研究了一百个丢番图解后，也很难解决第101个问题；如果我们进行了尝试，并在一些徒劳的努力之后阅读了丢番图自己的解，我们将惊讶地看到他如何突然离开宽阔的大道，冲进一条小路，并迅速转弯到达目标……（引自Bloor, 1976: 102)

正如康德所说，科学的安全之路对于希腊人、博罗人和我们来说都是不一样的；而交通系统也是不同的。人们可以反对说这些只是隐喻。是的，但隐喻（metaphoros）的词源本身就很有启发性。它的意思正是位移、运输、转移。无论它们是否仅仅是图像，这些隐喻都恰当地承载了理论家们对便捷运输和快速沟通的痴迷。我们认为，一个更强大的理论，能以更少的元素和更少更简单的转换使其有可能触达到其他的每一个理论（过去和未来）。每当一个强大的理论被赞美的时候，总是可以用最微不足道的权力斗争来重新表述这种赞美：占据这个地方可以让我占据所有其他地方（Latour, 1984b: Part 2）。这就是我们在本文中遇到的问题：如何将许多盟友集合在一个地方。

在许多的认知科学中，无需进行转换，我们就可以看到抽象能力与调动资源的实际工作之间的类似联系。例如，在皮亚杰的测试中，人们对把水从一个高而薄的烧杯中倒入一个短而平的烧杯中大做文章。如果孩子们说水的体积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没有守恒概念。但正如任何实验室观察者所知，大多数现象都取决于读取哪一个测量值，或者在出现差异时相信哪一个。从不守恒到守恒的转变可能不是认知结构的改变，而是指标（indicators）的转变：读出第一个烧杯中水的高度，比读出平放的烧杯中的水更相信它。「体积」的概念在校准过的烧杯之间，就像吉耶明的内啡肽在至少五个不同仪器的几个峰值之间。换句话说，皮亚杰要求他的孩子们做一个实验室实验，其难度堪比一般的诺贝尔奖得主。如果思维发生任何转变，这也与思维无关，而是与实验室环境的操作有关。脱离了这个环境，就无法提供体积上的答案。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没有工业化校准的烧杯，皮亚杰本人将完全无法决定什么是守恒（另见Cole and Scribner, 1974: 最后一章）。

因此，我们先验地授予「高级认知功能」的大部分东西可能是用新的校准的、有刻度的和书写的物体完成的具体任务。更普遍地说，皮亚杰痴迷于守恒和通过空间而不改变的移置（Piaget and Garcia, 1983）。思考等同于获得尽可能快地移动的能力，同时保存尽可能多的模式。皮亚杰所认为的心理逻辑，正是我们的科学社会中，当他们想制造硬性事实来大尺度地支配时所特有的这种调动和不变性的逻辑。难怪所有这些在这个世界上快速移动的「能力」会随着学校教育而变得更好！[13]。

[13]埃杰顿对中国技术图纸的研究（1980年）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反面证明。他声称，中国的技术人员对图没有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把图放在工程师可工作的透视空间内，并进行计算和预测，而是作为插图（illustration）。因此，机器部件之间的所有连接都变成了装饰品（例如，泵的一个复杂部件在复制了几份之后就变成了池塘上的波浪！）。没有人会说中国人不善于抽象，但若说他们没有把全部的信心投入到书写和成像中去也不会很荒唐。

我们现在更接近于对构成形式主义的事物的理解。出发点是，我们不断地在来自我们感官的几个往往是矛盾的指示（indications）间犹疑。我们所谓的「抽象」（abstraction），实际上就是认为必须相信一个书面铭文，而非来自感官的任何相反指示[14]。

[14]在一篇漂亮的文章中，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谈到了「痕迹的范式」（paradigm of the trace），以指示我们文化这种特殊的痴迷，他准确地追溯到，从格雷克医学，到柯南·道尔的侦探故事，通过弗洛伊德对口误的兴趣和对艺术品赝品的检测（1980）。然而，金兹伯格又回到了古典的偏见上，他把物理学和硬科学从这样的范式中撇开，因为他争辩说，它们不依赖于痕迹，而是依赖于抽象的、普遍的现象!

例如，柯瓦雷表明，伽利略以数学为依据相信惯性原理，甚至反对不仅由圣经而且由感官提供给他的相反证据。柯瓦雷声称，这种对感官的拒绝是由于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哲学。这也许是事实。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面对许多相反的迹象，伽利略最后更相信用于计算落体定律的三角图，而不是任何其他关于落体的观点（Koyré, 1966: 147）。当有疑问时，相信用数学术语写成的铭文，不管这是否可能导致你的荒谬[15]。

[15]例如，埃文斯解释说，几何学中的大多数希腊平行线并不相交，因为它们是用手触摸的，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平行线却相交，因为它们只在纸上看到（译按：指透视法）（1973 :7）。Jean Lave在她对加州杂货店购物者的研究中表明，人们在计算中遇到困难时，很少坚持在纸上计算，也从不相信所写的东西（Lave et al.,1983）。要做到这一点，无论结果多么荒谬，都需要与实验室环境有关的另一套特殊情况，即使这些是利文斯顿（Livingston）所说的(1993)「扁平实验室」（flat laboratories）。在他的12个左右的几何学起源中，塞尔（Serres）认为，在发明了字母，并因此打破了书面形状和符号之间的任何联系后，希腊人不得不应对图画性的表征（pictorial representation）。他认为，我们称之为形式主义的东西是一种试图描述视觉图示的字母文字：这个几何学在实践中是什么？（Qu'est-ce que cette géométrie dans la pratique）它不是在它所假定的「理念」（idées）中，而是在产生它的活动中。它首先是一种绘画艺术。然后，它是一种语言，说明所画的画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Serres. 1990: 176）。

在爱森斯坦对「自然之书」的论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塑，以及阿尔佩对「视觉文化」的重新定义之后，关于抽象的民族志可能会更容易：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在其中，书面的、印刷的、数学的形式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可信：常识、视觉以外的感官、政治权威、传统，甚至是圣经？很明显，社会的这一特征是多因素决定的，因为它可以在成文法（Clanchy, 1979）；在圣经的注释和几何学的历史中（Husserl, 1954; Derrida, 1967; Serres, 1980）找到。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倾向，即优先考虑书写之物，那铭文的力量就会完全丧失，正如埃杰顿在讨论中国的示意图时暗示的那样。无论铭文多么美丽、丰富、精确或逼真，如果它们能被其他地方的、感官上的证据或地方当局的声明所反驳，就不会有人相信它们所展示的内容。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将我们文化的这一特征与我多次概述的调动的需求联系起来，我们将向前迈出一大步。认知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大部分「领域」（domain）并不存在，但却与这个奇怪的人类学谜题有关：一种对操作书面铭文的训练（通常是在学校），将其层层排列，并相信连续阶段中的最后一个，而不是任何相反的证据。在描述这种训练之中，几何学和数学的人类学应该是决定性的（Livingston, 1983；Lave, 1985, 1986；Serres, 1982）。

V.纸上谈兵

我们都感兴趣的视觉化过程中有两种路线可能被忽略了；一种是把应授予手、眼和符号的授予科学思维；另一种是只关注符号本身，而不考虑它们只是调动的利刃的目标。所有在图片制作、方程式、通信、档案、文件、仪器、论证方面的创新都将被选择支持或反对，取决于它们如何同时影响铭文或调动。这种联系不仅在经验科学中可见，不仅在形式主义的（前）领域中可见，而且在许多「实践」的努力中也可见，而科学常常被不适当地割裂了它们。

在一本漂亮的书中，布克（Booker）回溯了工程图的历史（1982）。线性透视（见上文）逐渐「从仅仅是表象到它们是在平面上的投影，而改变了图的概念」（第31页）。但透视法仍然取决于观察者的位置，所以对象不可能真正地到处移动而没有损失。Desargues和Monge的作品：

有助于改变观点或精神上看待事物的方式。取代了当时作为透视法基础的难以清晰构想的空间虚线，投影几何学使得从实体几何学的角度的观看的视角得以可能。(Booker, 1982: 34)

有了描述性的几何学，观察者的位置变得不重要了。「它可以从任何角度观看和拍摄，或者投影到任何平面上，扭曲的，但结果仍是真实的」（第35页）。布克以及更好的贝恩斯和普什（Baynes and Push, 1981）在一本精彩的书中（也见Deforges, 1981）展示了少数工程师如何掌握尚未存在的巨大机器。如果没有工业图纸，这些壮举是无法想象的。布克引用一位工程师的话，描述了使少数人能够支配多数的尺度变化：

绘制好的机器就像它的理想化实现，但用的材料成本低，而且比铁或钢更容易处理......如果一切都首先经过深思熟虑，并通过计算或经验来确定基本尺寸，那么机器或机器装置的计划就可以迅速地写在纸上，然后可以最方便地将整个事情和细节提交给最严厉的评判......如果一开始对各种可能的安排中哪一个是最理想的有疑问，那么就把它们都画出来，相互比较一下，就可以很容易地选择最合适的。(Booker, 1982: 187)

工业制图不仅创造了一个可以被操纵的纸上世界，就像在三维空间一样。它还为许多其他铭文创造了一个共同场所；公差的边际可以刻在图纸上，图纸可以用于经济核算，或用于指定要做的任务，或用于组织维修和销售。

但是，图纸不仅对计划而且对执行都是最重要的，因为通过图纸，所有部件的尺寸和比例可以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确定下来，以至于在制造时，只需要在建筑材料中完全模仿图纸上的内容。

机器的每一个部分通常都可独立于其他每一个部分来制造；因此，就有可能将整个工作分配给大量的工人...... 在以这种方式组织的工作中，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错误，如果确实发生了罕见的错误，也会立即知道责任在谁。(Booker, 1982: 198)

看起来相距甚远的现实领域（机械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工作的科学组织），一旦被平铺到同一个表面上，就只相隔数英寸。图纸在一个光学一致的空间中积聚，再次成为「通用交换器」（universal exchanger），使工作得以计划、调度、实现，并使责任得以归属[16]。

[16]技术思维和技术绘图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学者们甚至不情愿地建立了这种联系。例如，Bertrand Gille在解释希腊时期亚历山大港新的「技术体系」（système technique）产生时，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好的图书馆，并收集了以前发明的所有机器的比例模型，才将「单纯的实践」转变为技术学（1990）。使得「技术系统」成为一个系统的，是对所有以前的技术成就从它们的孤立中被抽出后的综观。当一个铭文装置被连接到一个工作的机器上，使其能够被理解时，这种联系是最明显的（Hills and Pacey, 1981; Constant, 1983）。基德（Kidder, 1981）对使计算机成为现实所必需的纸质世界进行了很好的描述。「机器的灵魂」是一堆纸……

书面痕迹的连接性质（connective quality）在所有民族志对象中最被鄙视的对象中更加明显：档案或记录。自黑格尔和韦伯以来，赋予官僚机构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被错误地归结为（普鲁士）官僚的「思想」。这一切都在文件本身。一个办公处（bureau）在许多方面，而且每年都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小型的实验室，因为它们的尺度和性质已经被平均化了，其中许多要素可以连接在一起：法律文本、规范、标准、工资单、地图、调查（自诺曼人的征服以来，正如Clanchy, 1979所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硬科学，不是通过「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的宏伟入口来得以接触，而是通过档案的后门。

官僚主义的「权力」是神秘的，难以研究的，但「办公处」是可以用经验化的方式来研究的，而且由于它的结构，它解释了为什么仅仅通过看档案就能给一个普通的头脑带来些力量：相距甚远的领域变得在方寸之间；错综复杂和隐藏的领域变得平坦；成千上万的事件可以被综观而看。更重要的是，一旦文件开始四处收集，以确保一些不可变的可移动物的双向流通，它们可以连续阶段的方式层层瀑布式排列：文件的文件得以产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下去，直到几个人能在股掌之间考虑数百万人。常识讽刺地取笑这些「gratte papiers」和「文件排列者」（paper shufflers），并经常想知道所有这些「官样文章」（red tape）是为了什么；但同样的问题也应该被问到其他的科学和技术上。在我们的文化中，「文件排列」是一种基本权力的来源，由于它的物质性被忽视，所以一直没有被关注。

麦克尼尔（McNeill）在他的基本著作《权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 1982）中，用这种能力来区分中国和西方的官僚机构。记录和表意文字（ideograms）的积累使中国王朝成为可能。但是，表意文字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一旦收集起来，你就不能以一种层叠连续的方式排列它们，使成千上万的记录可以变成一个，那就是通过几何学或数学技巧来实现字面上的「定点化」（punctualized）。因此，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时关注符号的性质和调动过程，我们可能会理解为什么过去中国王朝的发展地谨慎限制，以及为什么这些对大规模调动资源的限制在欧洲被打破。很容易低估了这种以同质化和可组合形式书写的文件所获得的权力（Wheeler, 1969; Clanchy, 1979）。

官僚作为科学家，作者，和读者的这一角色总是被误解，因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在社会的某个地方，存在着自然而然地支配着场景的宏观行动者（macro-actors）：公司、国家、生产力、文化、帝国主义、「心态」（Mentalités）等等。一旦被接受，这些大型实体就被用来解释（或不解释）科学和技术的「认知」方面。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构建长长的网络，其中无数忠实的记录在双向流通，并且这些记录反过来被总结和展示，以说服人，那么这些实体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一种「文化」、一个「经济」是一个定点化过程的结果，它从许多痕迹中获得一些指示标记。这些实体为了存在，必须在某个地方被总结出来。

这些实体远不是理解科学和技术的关键，而是对科学和技术的新理解应解释的东西。如果没有提出解释其起源或提取及其尺度变化的精确机制的话，那科学社会学家热衷于附加「利益」的大尺度行动者在实践中并不重要。

一个人永远不会比其他任何人更强大，即使是在王座上；但一个人的眼睛掌控着记录，通过它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建立某种联系，或可以说是支配（dominate）。然而，这种支配并不非既定的，而是一种缓慢的构造，如果记录、文件和图被固定下来，使其更易变、更难读、更难组合或在显示时不清楚，这种支配就会被腐蚀、中断或破坏。换句话说，行动者的尺度不是一个绝对的术语，而是一个相对的术语，它随着生产、捕捉、总结和解释其他地方和时间信息的能力而变化（Callon and Latour, 1981）。甚至规模/尺度的概念本身也不可能在没有铭文或地图的情况下被理解。「伟人」是一个看着一幅好地图的小人物。在墨卡托的正面插图中，阿特拉斯从一个承载世界的神变成了一个手握世界的科学家（Mukerji，1985）!

从这次关于视觉化和认知的演讲开始，我一直在重塑一个简单的权力问题：少数如何支配多数（how the few may dominate the many）。在麦克尼尔从调动的角度对权力的历史进行了重大的重新概念化之后，这个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古老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述：如何将遥远或陌生的地方和时间以一种允许所有地方和时间同时呈现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并允许命令送回到它们的来处？正如约翰·劳（John Law）最近对葡萄牙通往印度的香料之路进行的研究（1986）所说明的那样，谈论权力是一项无止境的神秘任务；谈论距离、聚集、忠实、概述、传播等是一项经验性的任务。

我们不应该像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那样用大尺度的实体来解释科学和技术，而应该从铭文及其调动开始，看看它们如何帮助小实体变成大实体。在这种从一个研究项目到另一个研究项目的转变中，「科学和技术」将不再是要社会世界所解释的神秘的认知对象。它将成为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McNeill, 1982）。如果把宏观行为者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而不研究使其成为「宏观」的材料，就是使科学和社会都变得神秘。而把各种尺度的制造作为我们的主要兴趣的中心，就是把实现权力的实际手段放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Cicourel, 1981）。五角大楼对俄国人的战略的看法并不比吉耶明对其内啡肽的看法多。他们只是相信各种性质叠加的痕迹，将一些痕迹与其他痕迹对立起来，追溯那些可疑的痕迹，并花费数十亿来创造新的科学和技术分支，以加快痕迹的流动性，完善其不变性，提高可读性，确保其兼容性，加快其显示：卫星、间谍网络、计算机、图书馆、放射免疫测定法、档案、调查。若不是通过这些许多不可改变的移动物所能建立的，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更多的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很少有人看到。

如果接受这种从社会的/认知的划分到铭文研究的小转变，那么计量学（metrology）的重要性就会出适当的显现出来。计量学是稳定测量和标准的科学组织。没有它，任何测量（measurement）都不够稳定，无法实现铭文的同质性或其回归。因此，了解到计量学的成本是所有研究和开发预算的三倍就不奇怪了，而且这个数字只是计量学链条的第一要素（Hunter, 1980）。幸亏计量学的组织，基本的物理常数（时间、空间、重量、波长）和许多生物和化学标准可以扩展到「任何地方」（Zerubavel, 1982; Landes, 1983）。科学和技术的普遍性是认识论的陈词滥调，但计量学是这种神秘的普遍性的实际成就。在实践中，它的成本很高，且漏洞百出（关于标准局（Bureau of Standards）的历史，见Cochrane, 1966）。计量学只是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进行的越来越多的测量活动中的官方和主要组成部分。每当我们看自己的手表或在肉店称量香肠时；每当应用实验室测量铅污染、水纯度或控制工业产品的质量时，我们都会让更多不可变的可移动物到达新的地方。「理性化」与政府部门和技术官僚的关系不大，但与计量学链条的维护有很大关系（Uselding，1981）。这种长期网络的建设提供了主要物理常数的稳定性，但是还有许多其他计量活动用于不太「通用」的测量（民意调查、问卷调查、表格填写、账目、统计）。

还有一个领域，这种铭文的民族志可以带来一些「启示」。我想谈谈它，因为在这个概述的开始，我拒绝了「心灵主义」和「物质主义」解释间的二分法。在有趣的这些不可变的可移动物中，有一个受到了太少和太多的关注：金钱。

金钱的人类学和书写的人类学一样复杂和纠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货币开始在不同的文化中流通，它就会发展出几个明显的特征：它是可移动的（曾经是小块的），它是不可变的（曾经是金属的），它是可计算的（一旦它被铸造出来），可组合的，并且可以从被估价的事物到评估的中心并再返回。金钱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深深地嵌入到经济的基础设施中，但它只是众多不可变的可移动物中的一种，如果一个地方要对空间和时间上相距甚远的其他地方行使权力，那么它就是必要的。

然而，作为其他类型的不可变的可移动物，它受到的关注太少了。货币被用来对事务的所有状态（all states of affairs）进行编码，就像拉佩鲁斯通过经纬度对所有地方进行编码一样（实际上，拉佩鲁斯在他的日志中同时记录了地图上的地方和每种商品的价值，就像要在其他地方出售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积聚、计算、展示和重新组合所有的状态。金钱与地图制作、工程图纸或统计数字相比，也不多不少是「物质的」。

一旦认识到它的普通特性，金钱的「抽象性」（abstraction）就不再能成为拜物教的对象了。例如，会计艺术在经济和科学中的重要性就很好地体现出来了。钱本身并不有趣，它是连接货物和地点的一种不可变的可移动物；因此，如果它很快与其他书面铭文合并（merges），那也就不足为奇：图表、栏目、复式簿记（Roover, 1963）。难怪会计（accounting），仅通过重新组合数字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Braudel, 1979, 特别是第三卷）。

在此，我们不应过分强调数字的视觉化本身；真正应该强调的是可移动铭文的一连串连续阶段，这些铭文最终会出现在一个账户中，而这正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就像任何科学铭文一样，在有疑问的情况下，新会计更愿意相信铭文，不管后果有多奇怪，现象有多反常。因此，金钱的历史就像所有其他不可变的可移动物一样，被同样的趋势所掌握；任何能够加速货币扩大其调动能力的创新都被保留下来：支票、票据、纸币、电子货币。这种趋势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相反，如果不提出精确的物质化工具来解释任何的资本化，无论是样本、书籍、信息还是金钱，那么「资本主义」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词语。

因此，资本主义不能用来解释科学和技术的演变。在我看来，情况应该恰恰相反。一旦科学和技术被重新表述为不可变的调动，那么就有可能将经济资本主义解释为另一种调动过程。这表明了金钱的许多弱点；金钱是一个很好的不可变的可移动物，从一个点流通到另一个点，但它携带的东西很少。如果这场竞赛的名称是在一个地方积累足够的盟友来改变所有其他地方的信仰和行为，那么只要钱是被隔离的，那它就是一种可怜的资源。而当它与其他所有的铭文装置结合在一起时，它就变得有用了；然后，世界上的不同点以一种可管理的形式真正被转送到一个地方，而成为一个中心。

就像爱森斯坦的印刷术一样，它是允许所有其他因素相互融合的一个要素，重要的不是金钱的资本化，而是所有可兼容的铭文的资本化。与其说商人、王公贵族、科学家、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彼此之间有某种关系，在我看来，谈论「计算中心」（centers of calculation）会更有成效。他们计算的货币（currency）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只用铭文进行计算，并在这些计算中混合使用来自非常不同的学科的铭文。计算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按照连续瀑布式的排列方式，以及最后一个铭文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被人相信的怪异情况。货币本身当然不是马克思和其他经济学家所寻找的普遍标准。这种资格应被赋予计算中心和书面痕迹的特殊性，这使得在一种媒介和另一种媒介之间的快速转换成为可能。

许多人努力将科学史与资本主义史联系起来，也有许多人努力将科学家描述为资本家。所有这些努力（包括我的努力Latour and Woolgar, 1979：第5章；Latour 1984a）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想当然地把精神和物质因素划分开来，这是我们对铭文无知的产物。[17]

[17]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所要去的方向与科学社会学或认知科学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当它们都试图像de Mey的综合报告（1982）那样合并时）。最近有两种尝试，将认知能力的精细结构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第一个是使用黑塞的网络和库恩的范式（Barnes, 1982），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Bloor, 1983）。这些尝试都很有趣，但它们仍然试图回答一个本评论希望抛弃的问题：认知能力与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以及各种答案）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社会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并且与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图像和我们的信息有某种程度的不同。我想关注的现象与Barnes和Bloor所揭示的现象略有不同。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单一的民族志谜题：一些社会（确实非常少）是通过在更大尺度内的资本化而形成的。对快速移置和稳定不变性的痴迷，对强大而安全的联系的痴迷，不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也不是受社会利益的「影响」：它就是我们的文化。社会学家经常寻找「利益」和「技术」细节之间的间接关系。他们盲目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把「社会」的意义限制在社会上，而没有意识到调动盟友，以及一般来说，把弱者变成强者，也是「社会」的意思。当科学的技术细节直接地谈论不变性、关联性、移置、不可变性等等时，为什么要寻找牵强的联系？(Law, 1986, Latour, 1984b; Callon, Law and Rip, 1986）。

没有工程师的历史，没有资本家的历史，没有科学家的历史，没有数学家的历史，没有经济学家的历史。相反，这些计算中心只有单一的历史。制图师、商人、工程师、法学家和公务员之所以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有优势，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只看地图、账簿、图纸、法律文本和档案。这是因为所有这些铭文都可以被叠加、重新排列、重新组合和总结概括，并且全新的现象出现了，而这对于所有这些铭文来源于的其他人来说，这些都被隐藏着。

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能够用这些计算中心的概念和经验知识来解释，那些仅仅用纸张和符号工作的微不足道的人是如何成为最强大的人的。文件和符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弱小和脆弱的。这就是为什么起初用它们来解释任何事情都显得那么可笑。拉佩鲁斯的地图不是太平洋，就像瓦特的图纸和专利是发动机，银行家的汇率是经济，或者拓扑学的定理是「现实世界」一样。这正是矛盾之处。仅仅通过纸上谈兵，研究脆弱的铭文，这些铭文远远少于从种提取的东西，却仍有可能支配所有的事物和所有的人。对所有其他文化来说无足轻重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中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方面。最弱者，通过痴迷地、专一地操纵各种铭文，成为最强者。这就是我们通过追寻这一视觉化和认知的主题的而得到的权力观和全部看法。

致  谢

本文是为1983年12月12日、13日和14日在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Ecole des Mines）为CNRS组织的国际研讨会准备的，题为《科学的技术细节直接谈论不变性、关联、移置、不变性等？》(Law, 1986, Latour, 1984b; Callon, Law and Rip, 1986）。「视觉化和认知」，这次研讨会的记录以法语发表在《文化技术》杂志第14期上。14, June 1985，以《视觉与精神》（Les 'vues' de l'esprit）为题.

我感谢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所有参加研讨会的人对我思想的形成的帮助。我特别感谢约翰·劳（John Law），他不厌其烦地审阅了英文版本。我还感谢Elihu Gerson、Howard Becker 和Steve Shapin。

我还要感谢我所有的同行，他们坚定地拒绝分享我对「铭文装置」的热情，并强迫我阅读本文中调动的所有文献，以试图说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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