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中国刑事司法中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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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由李耀辉律师根据《程序性制裁理论》第二版第一章第七部分整理，来自李耀辉律师新浪博客，个别文字有修改。
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检法三机关”奉行着一些存在于正式法律制度之外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具有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并在长时间内较为稳定地存在着，很难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甚至司法制度的改革发生根本的变化。陈瑞华教授将这些潜规则作出简要的总结：
只有对那些已经得到侦破的案件侦查机关才会做出立案的决定。
公安机关的大部分侦查活动都是在逮捕决定做出之前完成的。
绝大多数案件的侦破，都是在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之后才取得的。
对于大多数侦查机关而言，如果不是有意（有时候会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刻意地限制辩护律师的权利）地限制辩护律师的权利，并对嫌疑人采取未决羁押措施（还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侦查破案将变得非常困难。
相对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而言，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所具有的获得“胜诉”的欲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检察机关宁愿撤回起诉，也不会容忍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
几乎所有警察、检察官都对辩护律师存在一定程度的“敌对态度”。
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通常都会做出“疑罪从轻”或者“发回重审”的裁决，“疑罪从无”属于非常罕见的例外。
几乎所有第一审程序的审理都是通过宣读侦查案件笔录来进行的。
在被告人没有提出足够无罪证据的案件中，法庭审判基本上属于一种对侦查、公诉结论的确认程序。
绝大多数刑事法官都倾向于追诉犯罪，并竭力避免“有罪”被告人逃脱法网。
绝大多数案件的裁判结论都不产生在法庭审判过程之中。
对于警察、检察官以及初审法官所存在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绝大多数法官都置若罔闻。
被告人在侦查和审判阶段均拒不认罪的情况，会成为法院从重量刑的重要根据。
绝大多数案件都是由一名“承办”法官进行裁判的。
法官宁肯将“审结报告”写得非常详细，也不愿提供详细的裁判理由。
无论是警察、检察官、法官个人，还是“公检法三机关”，都与刑事案件的裁判结局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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