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728】達爾文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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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瘟疫時代，優生學肯定復興，比起什麼性別研究，優生學關係人類存亡，實為當務之急。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加上地理環境，千百年來產生不同的習俗。習俗與文化，影響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思維方式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智商。

譬如華人經商，天生的智商高。福建廣東沿海的華人，200年前，沒有大學學位，許多中學未畢業，但飄洋過海，去到檀香山、南洋，資源物產豐富的地方，面對一群土著，華人雖處身孤獨的環境，但只要上面沒有一個愚昧的皇帝指指點點，華人的做生意天才，即刻噴薄式發揮，很快成為當地首富。

當地土著營商智商普遍低，因為沒有辛勤工作致富的那種慾望。華人不同：華人經歷千百年的饑荒和戰亂，恐懼飢餓與死於非命，保得住自己這代，又憂慮下一代。

離鄉別井，更加上遇到搶掠和綁票的風險。達爾文定律，在香港和中國人社會的野貓和麻雀，對走近的兒童充滿高度警覺性，北歐和美洲的小動物，對四周並無戒心，這就是達爾文定律造就的基因。

在自然界，機靈、狡獪、奸詐、兇殘的動物，處於生物鏈的上游：如狼和鱷魚。善良而純真的如兔子和羚羊，在生物鏈的低端，後者供前者掠食，因為都是動物畜生，無所謂劣幣驅逐良幣，各類動物的繁殖能力，大自然為生物鏈的供求結構，提供某種平衡。但是人不同。大媽街頭的扭秧歌，與柏林交響樂團一夕的巴赫音樂選段演奏會，於人之心靈、品味、意境，絕對有優劣高低之分別。因為人類有一個名詞，為人之基本定義，叫做文明，Civilisation。

華人在南洋有經商的智商，不一定有從正的智商。基因決定：互相猜忌、不相合作，即使建成所謂商會，即行互相傾軋。這是上天巧妙安排，有一長必有一缺。

瘟疫之後，全球反省：七十七億人口如何得了，地球資源怎可以按人頭平均分配？當然是優越的品種多佔，然後合理統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