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百年，共话民革黄埔情缘】民革党员、黄埔后代孙华岑：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人物介绍
孙白琳，1911年10月12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是明朝兵部尚书孙承宗的第十世孙、民国将领孙岳之子。在祖父孙岳创办的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体育系，后去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值二十一岁的他毅然中断日本留学，回国报考黄埔军校第十期交通通讯科，毕业后，随着抗战全面爆发，黄埔军校分散办学，被分到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后因战时需要调任兰州，先后任兰州分校十五期学生队第三队队长、邓宝珊新一军教官、甘肃防空司令部少校防空督导，抗战胜利后，调任陶峙岳部西北长官公署司令部新疆供应局汽车运输大队长和人事室上校主任等职。1949年在新疆随军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西北野战军王震部汽车运输团团长。1952年调回兰州，1953年复员转入地方，在兰开设“益华瓷庄”，1960年病逝。
先祖孙承宗是明末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奉旨东辽抗清二十余年，最终战死沙场。我的爷爷孙岳，孙承宗第九世孙、民国将领，是爱国将领。我们孙氏家族自古以忠孝传家，孙氏先辈的事迹对父亲孙白琳影响很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半个中国正处在日寇铁蹄威胁之下，一时平津、华北危急，上海、华东危急…。此时此刻，大批青年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他们将血战沙场或以各种形式报效国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我的父亲孙白琳毅然中断日本留学，回国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主攻交通通讯。听父亲说，那时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课程极严，和其他军校大不一样。考入军校，先去部队当三个月士兵作为入伍教育，再从部队返回军校，开始接受真正的军事教育，军校学制有兵器、筑城、战术、通讯、交通和后勤等科目。父亲是燕京大学体育系毕业生，考入军校基础好，体育是他的长项，军校同级有一江苏籍学员，常因单杠不及格而苦恼。父亲帮他陪练，不厌其烦为他讲述原理、技巧，终于使其过关。
孙白琳参军证
军校生活艰苦，但是也有假期。1935年军校放假，父亲返回北平探亲。当他路过东郊民巷使馆区，看见令他痛心的一幕：日本领事馆门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对路过的中国人耀武扬威，咆哮辱骂，挥舞着三八大盖不可一世。父亲在日本留学听懂日语，见此情景非常气愤。几天后，母亲的弟弟陈来甲高中毕业为升学而犹豫，父亲劝他报考军校，将来从军报国。听从父亲的劝说，大舅陈来甲报考了黄埔军校十二期。抗战期间，大舅参加了长沙保卫战，后来去印缅战场承接美国援助装备的任务，1949年解放前夕随军去了台湾。
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三次见到蒋介石。蒋虽是军校校长，但学生并不能经常见他。父亲在军校四年学习和生活，仅三次见到蒋校长。第一次是1936年元旦蒋介石和宋美龄到中山陵拜谒孙中山，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的一次动员抗战的讲话，第三次是在纪念孙中山先生时蒋校长的训话。尤其第二次见到蒋介石，父亲印象非常深刻，学校动员学生在街道站岗，政府组织民众上街欢迎，虽然很热闹，其实很混乱，因为日寇步步逼近，南京危险，人心慌乱，已经没心思应付蒋总统了。
1936年，父亲军校毕业，当局和军校有意要储备一批人才以备战时之需，父亲就以中尉军衔留任军校小区小队长。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全面开战。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父亲回忆说，8月15日清晨，全校师生疏散到郊区，晚上返校才知学校被日机轰炸，操场上炸了几个大坑，校舍严重受损，据说日机轰炸的目标是军校的蒋介石。战争离南京越来越近，军校为加快培训基层军官开始分散办学，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和撤退散兵，进行军事培训重返前线。各大战区陆续成立了黄埔分校，西安战区决定在长安县王曲建立第七分校，胡宗南任主任（分校校长），顾希平为副主任，教育处长是吴允周。父亲调七分校任军事教官。此时前方战事吃紧，前线基层军官伤亡很大，急需补充人员。军校加大教育力度，多地举办军事培训班、学生队、练习营，并压缩学习周期。后来听母亲说，1938年的一天，西安分校下达紧急命令，军令如山，父亲不敢怠慢，立刻启程上车，抵达后方知调往兰州分校任十五期学生三队上尉队长。自此，父亲离开西安来到兰州直至病逝。
兰州分校学生队设在兰州闵家桥。一切从简，学生队的教室、住宿十分简陋，训练场地有单双杠、篮球场、足球场、射击场等，学生训练时尘土飞扬。父亲接手学生队后，发现当时招来的学员并不好带，学员成分复杂，有各地流亡兰州的青年学生、前线撤退散兵、无业流民等各类人员。他们在逃难路上饱受煎熬，身体不好，意志消沉，学习军训参差不齐，普遍自由散漫。学生队的训练课程必须按军校教程执行，有人难免跟不上，有人甚至逃离学校。父亲意识到这类学生不能按战前正规招收对待，军事训练前必须从爱国主义教育入手，训练需对学员分门别类采取针对性的培训，这样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才能够为抗战前线注入新鲜血液。冬天，父亲每天早上带领学员从闵家桥到黄河边跑操，他坚持河水洗脸、擦身，用自身的行为影响学生，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夏天，他带领学员进行攀岩训练，顺便掏野鸽子蛋，既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和攀登技巧，又寻到野味用以改善学员的伙食也达到教学目的。多批学员受训后，具备初级指挥员的能力并进入军队序列走向抗战前线。
1939年，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将军邀请父亲兼任一军军事教官。父亲提出下级军官必备军事基础知识，排以上军官需补充军事教学，以军校毕业生为准。然而来到部队发现，旧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不容黄埔生，怕黄埔生夺其权，部队中黄埔生和杂牌军官思想矛盾激烈，父亲为新一军提高军官素质的愿望破灭。
父亲调任防空司令部少校后，负责安排讲授防空、技能、防毒、救护和训练等知识，终日忙碌顾不上照顾家庭。兰州是后方，从抗战开始日机多次轰炸兰州，每次日机来袭，父亲眼见日机炸死炸伤民众，财产损失惨重，他痛心疾首，经常奔走各防空洞和避难所进行防空教育督导。令父亲特别愤恨的是1939年2月，兰州中山市场（兰园）被炸，唐代修建的普照寺被夷为平地，寺院住持蓝众诚方丈遇难。还有1941年6月23日，三十多架日机对兰州进行轮番轰炸，因炸弹爆炸将防空洞震塌，导致在防空洞躲避的邓宝珊夫人崔锦琴母子四人被淹埋罹难。此时邓宝珊将军正在榆林忙于抗战事务，夫人及子女的后事由邓宝珊留守兰州的处长郝梦九主持，父亲作为晚辈，极尽全力操办殡葬事宜。同年7月，父亲参与制订《兰州防空注意事项十一条》，督促加固防空洞、防空壕，投入了很大精力，他随身携带防毒面具，四处奔波讲授防空防毒知识。后来哥哥姐姐回忆说，小时候在家玩耍，经常戴防毒面具拿木刀打闹。
父亲做事敬业认真负责，业绩突出，不久被提升为甘肃防空司令部汽车运输大队上校大队长，承担从新疆运输（苏联）援华物资到兰州的重任。1944年，父亲调任陶峙岳部新疆供应局汽车运输大队上校大队长。1949年9月25日父亲在新疆随军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西北野战军王震部汽车运输团团长，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因工作突出受到王震司令员接见。
父亲在孙承宗十世裔孙中排行老四，从小受传统教育，他对我们的教育也非常严格，他经常说：“少年不努力，生如造粪机。长大无志向，何以对祖宗”。如今，家族的门楣光耀几近消失，但世代孙氏子孙的血液里仍然流淌着爱国情怀。
（兰州民革党员孙华岑提供素材和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