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先生发了一条只有116个字的微博，被人挑出了多达12处语病。本来觉得，这样的事并不奇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当今之世，类似这样的“著名教授”、“知名学者”还少么？比如，去年6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先生写了一篇约200余字的悼念文章《求仁得仁，永珍安息》，也被人发现硬伤累累，将其改得体无完肤。有人说，全文中，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朱某”这一句可不易一字。但在我看来，严谨地讲，其中两个“系”字亦显啰嗦，保留一个可也。但令我多少有点意外的，是张颐武先生对此事的两次回应。第一次，他回应称：“是随手写的微博，确实没有修饰得完美，但费心弄了半天也挑不出什么硬伤。这些是随手写的点评，没什么值得说的。”接着强调自己的文字“就是没有不通的，这也没办法”，“还是挑不起什么事来”，并称“看着这么操心费力，也是很有趣”。很快，他又第二次回应：“古人有一字师，现在是微博有一百多字师。劳神费力，辛苦得很，点点划划，真是勤奋极了，对着一段微博真是努力。可惜也还是没什么大毛病。都知道其实是不喜欢内容，但这么费心费力，也可贵得紧。还得谢谢。有这百字师这么操心指点，我觉得更得多写点微博，让人有机会奋力指点一下，大家都挺高兴。”张颐武先生的脸皮至少比“北京大学”的匾额要厚，我是多少知道的。脸皮不厚，说不出这样的高论：“老美死八十万，没事一般，中国一个女性缺卫生巾哭诉，社会反应巨大。”脸皮不厚，不会让一向宽厚的郑也夫教授公开表达厌恶。郑也夫教授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前些天某电视栏目约我到一个谈话节目中做嘉宾。我问：“还有哪位嘉宾？”对方答：“张颐武。”我厉声道：“我不和他同台做节目。”对方问：“为什么？”我说：“我讨厌他，他不是讲道理的人。”对方深问。我便说了当年他和韩少功的纠纷。
我和张颐武、韩少功素无一面之缘。他二人的纠纷，我是地道的旁观者。张说《马桥词典》抄袭了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我读过《马桥词典》，将之推荐为我的研究生的必读书。我以为，凡看过《马桥词典》的人，都会明白那不可能是抄袭外国作家。以后《哈扎尔辞典》中译本出版。我虽毫无疑惑，还是买了一本，要里外看个究竟。读后确认，张颐武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没读过《马桥词典》就信口开河。
但事实证明，我还是大大低估了张颐武先生，他的脸皮竟能够厚到震古铄今的地步。白纸黑字，众目睽睽，他那条116字的微博，但凡上过中学的人都能看懂，并知道错在哪里——毕竟，他不是研究物理化学的教授，也不是资深中医，可以用一堆公式定理或玄之又玄的理论镇住大家。可是你看看，都这样了，他还端着名教授的架子不放，并对帮他挑错的网友大加讥讽，这已经不是脸皮厚不厚的问题了，而是有没有脸皮的问题了。张颐武先生称自己的文字“就是没有不通的，这也没办法”——我认为“没办法”的是他，毕竟他无法下令修改辞典与语法，也无法下令将帮他挑错的人统统抓起来。他在回应中提到了“一字师“，我就跟他说个”一字师“的典故吧。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先生写了一首赞扬某小学的诗：“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生在。”有个才八九岁的女学生却提出：“既然大孩能自动，难道小孩就不能自动吗？大孩能教小孩，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我看应该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陶行知先生闻之有理，当即把诗中“大”字改为“小”字。事后，陶行知逢人便夸小女孩为自己的”一字之师“。网友帮“改作文“后，复旦朱先生好歹保持了沉默；而张颐武先生，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学艺未精，虚心对待网络上的”百字师“，有这么难么？之前转发了一篇谈大太监李莲英书法的文章，实话说，第一次看到李莲英的书法，我吃惊不小，没想到，人人唾骂的李莲英，竟然在书法上有如此高的造诣，正如业内人士评价，“柔中带刚”，隽逸中不失遒劲，气息流畅，可媲美书法家作品。
无论是贵为博导的张颐武先生，还是发现“我们蹲着都比人家高“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先生，抑或以”死几千人跟没死人差不多“而声名鹊起的后起之秀李毅先生……不能光顾着修炼脸皮功夫、增加脸皮厚度，也得适当照顾一下专业能力啊！全网愤怒！上海一福利院欲送未死老人火化，装进裹尸袋人还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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