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哈佛校园——记两位考古学家的友谊
四十年前的哈佛校园
——记两位考古学家的友谊
或许，正是在那个下午，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两个考古学家讨论完他们在大洋彼岸的考古计划后，张先生将自己当时刚出版的书，赠与童先生。
——题记
明天是童恩正先生去世24周年的日子。两年前，拜谒童先生坟墓时曾说过，童恩正先生、张光直先生和俞伟超先生是我最为喜爱的三位考古学家。他们的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生性乐观等等无不吸引着我，我时常查阅许多主题毫不相关的文献，都能看到先生们在该领域留下精彩的论述，若今后能在这些领域学习到十之一二，实属万幸。
近日，机缘巧合中，得到一本张先生签赠童先生的Shang Civilization（最后再说得到的过程），今年又是张先生诞辰90周年（4月15日），因此，想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两位考古学家的交往，以此纪念。当然，本文并不想讨论两位先生具体的学术贡献——这如果能放在八九十年代大的学术背景下探讨，一定非常有意思，也不想讨论两位先生的具体的交往——这需要拥有更多的资料信息，如果能有英文文献涉及，也会很有趣。
Shang Civilization是张先生于1980年时出版的著作，关于此书的内容及翻译情况，陈星灿老师已在中文版（《商文明》）的译后记里说明。我手里这本，是1980年的初版，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书的扉页有张先生的签名，签名如下：
童恩正先生指教
作者敬赠
一九八一 二月十九日
于哈佛大学
关于两位先生的友谊，张先生在《哭童恩正先生》中已有论述。这篇文章虽然八年前就已读过，拿到书后，我还是找来重读一遍，但立马愣住：张先生写到，二人是在1982年才认识的。那为何会出现1981年的签名赠书？好在，我翻开这久放在桌子上正在阅读的童先生文集看了看，在《来自新大陆的信息》的序言中，童先生说，他是从1980年9月30日到1981年9月24日在美国考察了整整一年，其中，4个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8个月在哈佛大学。按文集后的年谱记载，1980年时，在加州大学，1981年时，在哈佛大学。因此，算下来，1981年2月，童先生确实刚刚到哈佛大学。而且，夏鼐先生也在日记中记载，1981年4月访美时，同时接触过童先生与张先生。所以，这里应该是张先生的笔误或出版校对错误。1981年到2021年，刚好四十年，两位先生皆已离我们远去，我们无法得知他们会面时的场景，但是，这本书却保存了下来，通过签名，能使我们产生无限联想……
按张先生文章里的说法，有个下午，两人在他的办公室聊天时，突然接到美国国家科学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交流会职员的电话，说可以申请考古学的合作计划。或许，正是在那个下午，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两个考古学家讨论完他们在大洋彼岸的考古计划后，张先生将自己当时刚出版的书，赠与童先生。那时，国内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童先生迎来了论文与小说的双丰收，相关成果开始井喷；而张先生在前一年当选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院士，同时，出版了这本描绘他一生最为挚爱的商文明的著作，随后，任哈佛大学考古系系主任。可以说，此时正是二人学术盛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但是，现实却很残酷。二人商议的中美合作考古计划，是张先生一生中最为牵挂的事，童先生也十分期待，并做了诸多工作，但最后未能实行，张先生在文中惋惜不已。这件事前前后后涉及诸多问题，现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此不赘述。文章最后提到，两人约定，最后去世的人，有将此事详细报告的义务。读到这，不禁为之动容。同一时间，童先生的文集出版，三本学术系列的序言，也是张先生所写。两篇文章里都提到了童先生对学术的热爱与刻苦，以及两人的友谊。可惜，不久后，张先生也遽归道山了。不得不说，两位先生都天不假年，上天嫉妒二人的学术成就，太早的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两位先生在学术上不仅有很高的成就，也有着相似的兴趣。按童先生自己的说法，几个月在哈佛的时间，主要用于阅读人类学的资料。在后来的论文中，无比显示着童先生人类学的功底。张先生常年在美国学习、工作，其论著更是属于人类学范畴。从两人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深爱着考古事业，都试图用考古资料去探寻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变。同时，都拥有国际视野，致力于将中国考古放在世界考古的框架下去讨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的研究也常有交集，如巫术问题（《中国古代的巫》与《商代的巫与巫术》）、东南亚的农业起源问题（《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与《考古学专题六讲》）等等。
除了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身份外，童先生还是一名小说家，关于童先生对小说与考古的看法，可见施劲松老师的《考古学家的小说情怀——童恩正“考古小说”释读》。童先生在小说《在时间的铅幕后面》中曾写到：“一年以前，欧阳去非应位于安阿贝尔的密执安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马丁·怀特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来美作研究工作。”我怀疑，这里的马丁·怀特原型大概就是曾任皮博迪博物馆馆长的张先生。有意思的是，张先生也以笔名创作过几篇短篇小说，可见《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这不得不说是两位先生在学术之外的相似点之一。
二人除了相似的兴趣外，身上也有着相同的品质。童先生的墓志中写到：“他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始终刚强坚韧。他旅居过欧美诸国，却总是情系故土。对待亲友，他一直满怀真诚。热爱生活，他至老童心不泯，他的执着，他的才智，使他学问惯中西、成就跨文史、弟子遍天下。他的精神、他的业绩，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我想，这段话稍作修改后，放在张先生的身上，也不为过。另一方面，陈星灿老师曾评价张先生“博学、机智、宽容、诙谐和古道热肠”，这五个词显然也适用于童先生。因此，这本签名版的Shang Civilization，对于他俩的友谊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历史，总是耐人寻味。上世纪二十年代，李济先生在哈佛的主要导师为Roland Dixon，十年后，冯汉骥先生进入哈佛，期间，受Roland Dixon的影响较大（冯回国也是受李邀请）；随后，在台北，李的爱徒为张光直先生，在成都，冯的学生为童恩正先生（童的父亲也曾就读于哈佛）；八十年代，学术背景完全不同的张先生和童先生在哈佛校园里一见如故……这不得不说是巧合中的必然，李和冯都是湖北人，相差3岁，张和童相差4岁，他们之间可以视为两代人的传承。可惜，不知道张先生在哈佛的几位导师和Roland Dixon的关系，但记着有文章好像说过张先生在哈佛的导师和李先生的关系？不过忘了。另外，Roland Dixon也是梁思永的导师，夏鼐本欲前往哈佛求学，不想Roland Dixon突然逝世，在梁的建议下，才到了英国，当然，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纵观考古学史，除了研究学术发展史外，学者们的交流史也是极为重要的，但这方面的讨论较少。好在，近年来，一批日记、传记和回忆录的出版，让我们得以从零星的记载中，去窥探学者们的交往。今后这方面的材料若能更丰富，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更多学术背后的故事，这本身，也是一种纪念。
哦对，还有这本书是如何得到的？未免被说秀恩爱，所以放在最后说。前些天，临睡前刷孔网时，看到这本两位喜爱的考古学家交往见证的签名书，肯定十分激动，但价格太高，我虽喜欢书，但不藏书，买书都是偏向于资料性与实用性，所以发了条朋友圈后，就此作罢。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上，这本书已被买走，我心想谁这么有钱，而且速度还这么快，刚发了朋友圈，就没有了，肯定是我认识的人，所以还在评论里问了句谁买的，却没有回应。几天后，女朋友喊我去取快递，说要送我一件毕业礼物，我还纳闷，毕业礼物不说是心形石器吗？这么快就打好了？咋还要快递？由于她一直神神秘秘，差点还吵起来（对不起，我反思），丝毫未曾想到，打开后……
嗯，按她的说法：该是你的，就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