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代序上篇

前些天，大早上与朋友闲聊时，提到了余英时先生（提到原因后说），结果才过了一个多小时，就看到先生去世的消息。不敢相信之余，也有些吃惊，消息显示，余先生已去世了四五日，这样一位历史大家，竟然过了这么多天，才第一次爆出来，甚至连他的老友、学生们都不知道。众所周知，现在很多媒体会抢先发名人去世的消息，比如几个月前的袁隆平先生，我有印象最早的是2015年张震将军去世时，也出过这样的事。余先生的这条消息显然不一样，虽然还没官方消息发出，也希望能有辟谣，但显然不太可能。

说来惭愧，余先生虽然著作颇丰，但除了三年前出的《余英时回忆录》和一些文章外，著作只读过《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以下简称《论天人之际》）。这本书和回忆录一样，都是第一时间买来读的。书，是2014年7月出版，我8月到贵州师大附中总校读高二（高一在分校），当时学校旁边的西西弗书店，有着大量新出版的学术著作（这是其他书店少见的）。自然，这本放在显眼位置的《论天人之际》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记得当初阅读时的兴奋感，尤其是序言的上篇——这比正文精彩多了，反反复复读了多次。现在翻开书籍，还能看到我当时的勾画以及笔记，并能回想起那时候的想法，因此，现在想重读这一部分，并说说为什么印象这么深。作为初学者的阅读体验，自然不敢与诸多名家名师的回忆文章同时发出，所以一直放了许多天，才开始写。

序言部分长达几万余字，先生专门在书末的“跋二”中交代了这篇长序的产生。长序共分为两个部分，上篇讨论了他对“中国古代思想起源问题”的兴趣产生以及随后的思考，考虑到该书为先生的封笔之作，这15页的内容不仅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想法，实则也是对他一生的学术追求的一次总结，包含了他的历史观在内。

序言开头指出，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思想起源的书。而他对问题的思考是来源于比较文化史的探索。在这，他介绍了一个我当时还较为陌生的概念——轴心突破，这一概念为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表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纪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这让我想起来当时读过的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不同城市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整部著作之后的立足点，便是“哲学的突破”。

接着，先生笔锋一转，便批判了“历史演进一元论”，也即历史是否存在规律的问题，他详细的回顾了这一理论的产生及其问题所在，并指出历史学家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普遍有效的规律。这与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所不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当时，我虽不敢同意他的观点，但正是通过他的介绍，有了很多思考，“规律”问题从此便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很想利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历史规律”，既然历史学家研究史料从来没有发现——那便交给考古学家用不可多得的古代人类生活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去研究吧。不得不说，那确实是所谓的“中二时期”。

也正是在对“一元论”不信任后（他所说的“从幻境中解脱出来”），先生便产生了“比较历史”的想法，从而关注到“轴心突破”。他表示，刚接触这一理论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最后发现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便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表明中国的《诗经》和其他文明的诗篇约略同时产生（引用的这段话，我当时还拿笔记本抄了下来）。因此，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决定“突破”这一概念应用在先秦诸子学起源上，并想到《庄子·天下》里讲到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中的“裂”字和“突破”英译的“breakthrough”好像是天造地设的两个相对应的字。

所以，长序上篇实际上交代了先生思考这问题的兴趣由来及思考过程，事实上，文中谈到的种种话题，都可以视为先生一生的追求，似乎也可以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所体现，我没读过，不多加讨论。下篇则是讨论中国轴心突破的展开，可视为全书的提要，也可以单独作为一篇论文，因此，这里也不再继续探讨——否则则变成书评了。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在后文中所声明的“本书没有讨论巫的来源问题”，正是我最为感兴趣的。我最初的兴趣来源于张光直先生的《商代的巫与巫术》，我发现，我所关注的史学史、数学史（按张先生的说法，巫也是数学家）、人类学等表面上看起来不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在“巫”的问题上找到关联。因此，之后看了许多关于巫术、宗教等方面的文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书店里看到了《论天人之际》——这本著作实际上重点讨论了“巫”之后的故事。另一方面，正如书名副标题所显示的“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那样，我对一切“起源问题”都怀有浓厚兴趣。此后，我一直认为，张先生的论文、李泽厚老师论述的“巫史传统”以及余先生的这部著作，其实都是在关注中国思想起源的问题，只不过三位学者的角度不太相同，分别从考古、哲学和历史方面进行讨论（这也正是那天早上我与朋友所谈论的话题）。因此，希望日后能有机会，继续关注这一问题。

在序言第三页，先生指出，在高中时，他阅读了先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坦白的说，以我当时的程度，对于梁先生的抽象论实在不甚了了。但是我所追求的中西文化异同的强烈欲望确实这样被激发起来的，而且从此常在心头，挥之不去。进入大学后，我选择了中国史为专业，因为希望从历史上寻找中西文化不同根源所在。”而我对于各大文明在考古学上的比较研究的兴趣，也正是那时候通过阅读张先生、余先生、柴尔德和特里格等著名学者的著作，所激发起来的。不同的是，他们为这样的兴趣付出了一生的努力，而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