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朋友：学术、友谊与八卦 | 第一章：从清华园到殷墟

第一章：从清华园到殷墟

要从所外调人来当组主任并主持殷墟发掘，颇费一番苦心。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青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1918-1923年留学）。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

1900年，旧历庚子年，义和团攻掠京津，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不久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皇帝外逃。待东直门被攻破失守，王懿荣回到锡拉胡同自宅，偕夫人、儿媳投井殉节。王懿荣是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收藏家和书法家，也是甲骨文的首位发现者。

第二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史称“庚子赔款”。1904年，美国表示所得赔款“原属过多”，可用于“退款办学”。经中美双方多次商谈，四年后确定了退款办学相关事宜。根据安排，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那时，肯定没人意识到，这所学校在之后，会与那位投井殉节的金石学家发现的甲骨文产生联系，更是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大门。

来自湖北的15岁少年李顺江经过考试，被清华学堂录取，成为清华第一批学生。李顺江是报名和录取时候所用的名字，他原名为李济。用李济自己的话说，“他也跑了去糊糊涂涂的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糊糊涂涂的取了。他在清华学堂待了七年半，功课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也是平平常常”。不过，1918年，李济毕业后，还是成功通过清华学堂第八期官费留美考试，前往美国留学。

到了美国，李济先进入克拉克大学三年级攻读心理学，在学校里，他的室友是徐志摩。第二年，李济获得心理学文学士学位，开始学习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生课程，次年，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顺利通过，获得硕士学位。虽然李济已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但他意识到人口学的基础是数学，自己并不擅长，于是决定学习人类学。1920年夏天，李济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了解到人类学的一般知识，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博士论文的构想。

中国考古学诞生的1921年，李济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他当时想利用新学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在美国留学生与华侨中搜集中国人体质材料，进而研究中国人种的特质。经过努力，他在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前往南开大学任教。

在南开大学时，李济结识到美国史密森研究院驻华代表、考古学者、探险家、古物收藏家毕士博，毕士博邀请李济加入其团队，参加发掘。但李济也有一些顾虑，毕士博要将发掘出的部分艺术品运回美国，据说他还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昭陵六骏”中二骏购自卢芹斋手中。好在，李济也认识了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后者的鼓励下，李济与毕士博达成协议，表明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进行合作，发掘出来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于是，李济成为史密森研究院之中国考古团队的一员，并辞去南开大学的教职，前往母校清华大学。

1925年4月，29岁的李济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等。这一年，清华大学决定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知名学者为导师，另加青年学者李济。9月9日，清华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

从传统金石学转向现代考古学的过程中，王懿荣在1899年发现的甲骨文起了重要作用，将这种作用发挥出来的，正是王国维，他是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在《古史新证》课程中，王国维正式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认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可惜，两年后，王国维去世，仅留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文章。

不过，王国维的研究也仅是局限于历史，真正将考古学发展起来的，则是李济。之前，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把甲骨文出土地确定为殷墟，但李济的首次考古工作还不是在殷墟进行的。1926年，李济和毕士博觉得考察时间成熟，恰好地质学者袁复礼要到山西进行地质调查，并且他也对史前考古学极其感兴趣，曾跟随安特生一同前往甘青地区进行考察。于是，李济与袁复礼结伴而行，共同前往山西运城进行调查，发现西阴村遗址。随后，10月15日，李济在西阴村遗址展开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己主持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也标志着李济从人类学家到考古学家的转变。几天后，毕士博也来到工地，看到李济发掘出来的彩陶。不过，他11月初就离开了，前往太原，陪同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访问。毕士博应该也把西阴村最新情况告诉了阿道夫，毕竟，这位王储，就是一位考古学家，时任万国考古学会会长。

恰好是李济在西阴村的第一铲后一个星期，也就是22日，在为阿道夫举行的欢迎会上，中外考古学者济济一堂，不仅安特生宣布周口店的最新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学会会长梁启超做了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演。在讲演中，梁启超回顾中国考古学的萌芽（宋代）与发展（清代），对未来考古学做了展望，认为要加强田野发掘，方法需进步，期待在不久后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有考古学科。这篇演讲稿成为中国考古学初期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

其实，梁启超作为当时重量级学者，是最早将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说明了考古学的重要性，李济前往山西进行发掘，也受到他的帮助，如凭借自己的声望，给阎锡山写信，请他对考古工作给予支持。梁启超还为儿子梁思永选择了考古学专业，梁思永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这会儿正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从1926年冬天起，梁启超曾多次跟李济商量，打算让梁思永回国跟他一道工作。顺带一提，梁启超的第一任妻子李蕙仙是李端棻的堂妹，李端棻是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曾提倡设立京师大学堂，也即后来的北京大学，作为贵阳人，李端棻和他人一同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也即现在的贵阳一中。另外，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是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后来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兆武也在机缘巧合下认识。

1927年1月10日晚，国学研究院专门为刚从山西回来的李济、袁复礼举行茶话会，教务长梅贻琦与四大教授都参加了这场庆功活动。这天晚上，梁启超最为高兴，晚上11点回到家后，就迫不及待地给梁思永写信，信中提到“（他们）演说中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可见，父亲对儿子从事事业的万分期待。

遗憾的是，随着王国维、梁启超去世，以及其他原因，国学研究院仅仅四年就关闭了。不过，在这期间，李济也培养了一名学生。本科毕业于齐鲁大学的吴金鼎，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专业，跟随李济学习，爱上考古工作。后来，李济和吴金鼎前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职，梁思永也回国了，加入团队。最初，在考古组设立时，对于组长，所长傅斯年有两个人选，一是年长、有威望的金石学家马衡，另一位则是年轻人李济，傅斯年排除众议，支持李济，院长蔡元培决定任命李济。李济带领团队在殷墟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也为人熟知，在此不再赘述。

1933年，吴金鼎决定前往英国读博，就读于伦敦大学。留学期间，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在193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此书是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最为详尽的著作。正是吴金鼎出国这年，日后与清华大学、考古还有很深缘分的李学勤在北京出生，这时候，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正在清华园里愉快地玩耍，几十年后，李学勤与杨振宁一同见证了清华简的诞生。当然，杨振宁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叫西南联大，比他大一岁的何兆武也在这里就读。

回到考古，吴金鼎读博期间，建国后将在考古学领域发挥重大作用的夏鼐，此时正在清华大学就读。1931年，夏鼐从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学习历史专业，三年后毕业，他通过庚款留学考试，得到考古学的公费留学名额。本来，他不怎么乐意，对考古兴趣不大，但按照校方的规定，不能更改专业，并且在次年春天，要到考古工地进行实习。就这样，25岁的夏鼐，前往殷墟，接受李济、梁思永等人的训练，在这里，他感受到了考古的乐趣。

1935年9月，夏鼐抵达伦敦大学，开启了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