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朋友：学术、友谊与八卦 | 第八章：昆明城的岁月

第八章：昆明城的岁月

抗战时期，远在边陲的昆明城略为平静，考古学家们也珍惜这难得的时光：李济一边统筹史语所考古组与中博院的工作，一边对殷墟的陶片进行研究，石璋如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准备对周围展开调查，梁思永忙碌地整理侯家庄的资料，高去寻和胡厚宣给YH127的甲骨进行编号，董作宾开始《殷历谱》的写作，曾昭燏和吴金鼎商量着即将展开的大理发掘，徐旭生准备研究中国的古史传说，苏秉琦正思考斗鸡台的陶鬲如何分类，陈梦家则在西南联大里讲授古文字的课程，而此时，夏鼐从国外归来，一场名为《考古学方法论》的讲演成了城里的学术盛事……

——龙天一，《昆明城里的考古学家》

抗战时期，昆明城里汇集了众多学术机构及相关学者，他们的故事有较多著作论及。由于局势的特殊性，中国考古早期的主要考古学家们都曾或长或短在昆明驻留过。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的昆明城，人们重点关注西南联大，相对忽略其他学术机构；对于史语所，大家只熟悉他们在李庄的那些年，却忽视在昆明待过的时光；同样地，对于昆明城里另一机构——北平研究院也过于陌生。因此，考古学家在这座城市的身影，总体较为暗淡。但是，正是这几年，许多考古学家都在昆明城里留下属于自己的身影，他们在这里做出的学术成就，对其日后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石。

在昆明的考古学家中，大多数为史语所成员，史语所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考古机构。史语所的代理所长李济无疑是最为忙碌的，他一方面要统筹行政工作，另一方面要进行学术研究。关于李济在昆明的情况，几本传记性质的著作已经介绍得很详细，这里仅结合史语所与中博院，做简单介绍。

史语所自抗战开始后，与正在规划中的中博院向西南迁移，前者于1938年年初到达昆明，后者先到重庆，第二年部分人员再前往昆明。史语所的书籍、文物等资料大部分也一同搬往昆明。据说，他们为防止殷墟出土的文物在迁徙中被人盯上，便将它们装在几口大楠木棺椁中。带到龙头村时，村民们远远望去只见几口巨大的棺椁，误以为是送葬的队伍，怕惹上晦气，远远绕行，反倒是为史语所省去许多的麻烦。之后，由于没有充足人力轮番看守，这些棺椁被按照送葬的方式下葬到龙头村稍微荒凉之处，并修好坟茔。史语所在昆明期间，曾先后或分头在拓东路663号迤西会馆、青云街靛花巷3号、竹安巷、龙头村棕皮营响应寺和弥陀寺（含东岳宫、观圣宫）、龙头书坞以及瓦窑村普慧庵等地办公。现在，只有位于盘龙区龙泉办事处宝云社区龙头村宝台山宝云小学旁的史语所旧址（弥陀寺，含冯友兰旧居）依然基本完好地保存着。

仅仅从办公场地的迁徙就可以看出，李济的行政工作有多忙碌，不仅如此，他还要处理诸多人事关系。即使这样，他也忘不了学术研究。按李济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主要对陶器的形制和纹饰进行研究，并在吴金鼎的协助下，对其全部典型标本进行审查。他后来编成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所做的工作就来源于这时。据说，他在做陶器的比重实验，整日都在测量陶片吸水前后的重量，还请求中研院所属的其他单位帮助，力求实验结果准确可信。另外，吴汝康此时在整理殷墟出土的人骨，他与李济随时讨论相关问题。

同时，李济身为中博院的负责人，也忙碌着这边的工作。当时，中博院职员分散在三个地方，其中在昆明的人员住起凤庵里。日后，赵青芳在回忆文章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当时他们的工作安排：郭宝钧正编写辉县报告，王振铎在研究汉代车制（1939年1月3日到达昆明），甚至还亲自动手制作模型，庞薰琹研究苗族服饰，李霖灿前往丽江考察（1939年4月27日离开昆明）……可惜，由于没有更多文献记载，其中有关考古的工作无法得知更多细节（仅王振铎的日记中谈到了一些他对古代车马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济不但要管理这些人员和工作，有时也会跟他们具体讨论，比如与王振铎、梁思永沟通殷墟车马坑的复原情况，而且还与在外地的尹焕章他们通信，商讨文物迁移的情况。这些事务都占据他大量的精力，以至于二女儿在昆明病逝时，他悲痛万分，想辞去中博院的职务，最后被傅斯年挽留。另外，李济在1939年时，被选为云南民族学会会长，发表《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的演讲，1940年，被英国和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院选聘为荣誉院士，在昆明收到荣誉证书。

1938年10月，史语所之所以从城里搬迁出来，是因为轰炸太多，而搬到龙头村，则是石璋如的主意。石璋如大概是1938年4月到昆明的，当时他和其他人一样，负责整理殷墟出土的文物，并且完成一张“历次殷墟发掘现象图”，被地质学家翁文灏看到后，大加夸奖。到昆明后，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与北方的情形很不一样，所以经常用闲暇时间往城北的龙泉镇跑，调查当地农村的情况，并于7月时拜访在黑龙潭工作的徐旭生与苏秉琦，看到了斗鸡台出土的文物。于是，史语所最终也搬到龙头村，直至1940年离去。据石璋如回忆，在龙头村，大家都在一块生活，工作时工作，闲暇时闲暇，大家的生活丰富有趣。比如他在周边的乡村一共拍摄四百多张照片，其中351张被编纂成《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这本摄影民族志分为“龙头村与龙泉镇、农业、手工业、岁时祭仪、生命礼俗及新移民”六大部分进行阐述。

石璋如也在龙头村附近做过一些田野调查，想发现“昆明模式”——即这里的史前人居住究竟如何？但效果不佳，他表示这里的考古调查成果相当有限。不过，他看到这里的夯土与版筑十分好奇，天天跑去看当地人施工过程，由此想到在殷墟发掘时遇到的现象；他意识到，通过对昆明仍流行的本地手工技术的观察，是加深对考古现象理解的好机会。有意思的是，石璋如还和梁思永组织了一个“天工学社”，梁思永任社长，他任秘书，没有社员，在工作之余从事对当地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李济资助工作经费。由于此段经历，他后来写出《云南华宁盌窑村的窑业》《记昆明的四种铜业》等论文。

除了“天工学社”的调查外，梁思永主要工作是整理侯家庄的资料，草拟发掘报告。他的哥哥梁思成一家也在昆明，而且住得很近，可以随时串门。1939年时，梁思永以名为《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的英文论文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向国际发出中国考古的声音，这篇论文系统阐明龙山文化的特征及其与小屯殷商文化的关系，指出龙山文化“是历史时期殷文化一个重要的前驱”。后一年，他已完成发掘报告初稿，共计16章241页。面对忙碌的整理工作，梁思永的身体每况日下，他抱怨到昆明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况不佳，四川的天气又冷又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因此，他认为或许到四川后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可惜，事与愿违：在李庄，梁思永的身体更为糟糕，不得不停止工作。日后，高去寻依靠梁思永所做的工作，继续整理侯家庄的材料，数十年后，报告在台湾出版时，高去寻坚持要以梁思永的名义出版——即使做了大量补充工作，他仍然认为属于梁思永的未完稿。

此时在昆明，高去寻正和胡厚宣给YH127的甲骨进行编号。YH127的甲骨自出土以来，颠沛流离，到昆明时，已经相互混杂，不易分辨，原来完好的龟板，也都四分五裂，七零八落。受工作环境的局限，两人实在无法将其排列开拼接黏对，只能将碎片编上号，以便日后有条件时再仔细黏对。工作完成后，胡厚宣离开史语所，前往齐鲁大学任教。

另一边，董作宾在整理之余，开始《殷历谱》的写作准备与研究，在龙头村时，《殷历谱》已进入计算阶段，史语所的同仁经常过来帮助演算，尤其是高去寻帮助最多，大家经常自嘲道：“历史语言研究所变成数学研究所了。”玩笑归玩笑，恰好此时昆明城里有众多学术机构，各类学界精英云集，方便他研究中所涉及的众多学科考证时的疑问。《殷历谱》出版后，虽限于条件，只印了两百册，但影响巨大，蒋介石亲自签发嘉奖令表彰，陈寅恪称赞为抗战八年以来学术界的第一部著作。有意思的是，董作宾在龙头村里举办婚礼，证婚人正是李济的父亲李权老人，董的第一个女儿也降生在这里。若干年后，石璋如还曾写过一篇名为《董作宾先生在昆明——为董作宾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纪念作》的回忆文章。

可以发现，史语所的考古学家此时大都忙于关于殷墟的工作。但毕竟身处在西南，他们也对这一区域的考古文化产生兴趣。据说，梁思永翻阅过不少西南民族的外文书籍，并做了笔记，史语所书库中，这一类书籍已被他读完，但没能写出相关论文。李济也草拟一份西南考古的宏大计划，打算探究中华远古文化与西南之间的渊源。但他们都分身乏术，无法有实际措施。

好在，这时，在英国留学的吴金鼎、曾昭燏陆续回国，参加中博院工作，李济终于盼来了希望。刚回国时，吴金鼎协助李济整理殷墟陶器，而王介忱既管理考古工作站日常琐事，又参与绘图、写报告。吴金鼎于1938年11月15日离开昆明，向西出发，在大理等地考察，发现若干史前遗址。

1939年1月19日，曾昭燏也到达昆明，与母亲、哥哥相逢。前前一个月，曾昭燏已到过昆明，与李济等人见面。她第二天即赴史语所，碰巧没见到李济，只见到傅斯年，再过一天去才遇到。22日，与李济、吴金鼎一起商量大理发掘的事项，并和吴金鼎一起做计划书。2月份，他们一起前往大理，着手准备发掘工作，于3月29日开始发掘。至次年9月，他们先后发掘马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白云甲遗址等七处遗址，调查诸多地点，获得大量文物资料。发掘过程中，梁思永被古物保管委员会派为监察委员前往大理监察。有意思的是，他们发掘时招募的民工多为白族妇女，加上两位女考古学家，使中国的考古发掘从此有了女性的身影，就此，石璋如曾戏称，苍洱境考古开中国考古学的女性考古学之先河。另外，他们把技术性工作分解成标准程序化劳作，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新方法。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在云南进行的科学考古活动，也是史语所在此期间唯一一次发掘项目，随后出版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成为云南第一本考古报告，奠定了西南地区考古学的基础。

由于时局的变化，1940年秋，史语所和中博院前往李庄，结束在昆明的两年时光。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时间不长，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着，正如李济后来在《安阳》里说到：这些学术成就虽与实际战争并无直接关系，但这是民族危机之时受过训练的个人所能取得的某种科学成就的标志。他们到达李庄后，继续从事他们一生挚爱的学术研究，那又是另一段的故事。

与史语所相比，北平研究院在昆明待的时间更为长久，一直待到抗战结束后才离去，期间都住在城北的黑龙潭里。因为只有徐旭生和苏秉琦两位考古学家，所以对他们的关注显得更少。不过，在昆明几年，他们的工作对个人的研究历程乃至考古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随着徐旭生的日记与苏秉琦的有关书信出版，我们对他们这期间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徐旭生是1938年11月27日到达昆明的，这一年，他正好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是学术生涯的爆发期。刚到这里，徐旭生就见到了诸多友人，如顾颉刚、陈寅恪等人；也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尤其是云南当地的学者，如纳西族历史学家方国瑜；他也见到了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并看到了吴金鼎在大理附近所搜集的一些石器、陶器。

与史语所的考古学家一样，徐旭生初到昆明，也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好奇。刚到没多久，就到图书馆里找来云南的地方文献阅读，如《元代云南史地丛考》《滇系》和《滇海虞衡志》等书籍，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时常阅读这类书籍。当时，城里有一些书店，徐旭生也时不时会去逛逛，尤其喜欢到商务印书馆购书，在这里，甚至能买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第二天，徐旭生和顾颉刚等人商量完工作上的事情后，就迫不及待的开始阅读这部著作。

徐旭生当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也对这里的景色感到好奇，时常在昆明城里或周边闲逛，如西山、大观楼、圆通公园等昆明风景名胜，他最喜欢的还是翠湖——除了离得近以外，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公园大概能给这位饱经沧桑的学者带来心灵上的灵境。在《日记》中可以看到，徐旭生可以连续四五天去翠湖，甚至一天可以去两三次，待次年年初苏秉琦来昆明后，就拉上他一块去逛。

那段时间，徐旭生也有一件极为烦恼的事。似乎是昆明市政府曾答应在城北的黑龙潭给北平研究院一些房屋用于办公与居住，所以，刚到第二天，徐旭生就同友人一块去建设厅，请求接洽房屋的事，估计因为时局的原因，办事并不顺利，一个星期后，他又前往市政府，面见市长商讨相关事宜，再之后，又是三番五次跑到黑龙潭，几番周折，一直到次年3月7日，终于搬到黑龙潭，有了稳定的居所。

黑龙潭位于昆明城北，当时市区经常有空袭，许多学术机构都往城北的乡下搬。这里自然没有城里热闹，进城也不方便，翠湖自然无法再像之前那样随时去了，不过好在，这附近的风光也是不错的，可以游览周边的名胜古迹，甚至在之后的每年，徐旭生都会走出昆明，前往附近景点游玩多日（如宜良、石林等地）。在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史语所的所在地龙头村也在附近，徐旭生时常过去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和石璋如等考古学者们交谈、聚餐，而这些学者们有时也会前往黑龙潭。徐旭生碰到没有的书，还会从史语所借阅出来，带回黑龙潭。只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史语所之后搬去李庄了，想必徐旭生寂寞不少，身边能聊考古的，大概也只有苏秉琦了。当时，苏秉琦也是北平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斗鸡台的材料，他俩时常在一块讨论。

至于徐旭生自己的本职工作，则是完成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整理先秦的有关史料，对中国上古史进行综合性研究。正如《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言开头所说，黑龙潭风景优美，远离喧嚣，为读书时候的理想环境。因此，徐旭生在这里完成了他的这部代表作，在此后，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都将围绕着这本书展开，其意义至今没有消失。

在黑龙潭稳定下来后，徐旭生除了读《续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和《汉书》等古籍外（当时在昆明条件有限，熟读古籍成了日常工作的唯一途径），也开始有意识的抄录《左传》《山海经》和《逸周书》等相关书籍里关于上古时代的资料，大约在年底，徐旭生就开始进行写作。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写作方式大致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写，写完一章再写下一章。有关这过程，有非常细致的信息，本文不多说明，因为完全可以写成单独的一篇《<古史的传说时代>成书考》。

到了1941年6月23日，全书应该大致写成，因为那天下午，他就开始写本书的序言，按徐旭生自己的记载，当时的书名叫《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之前没出现过）。与此同时，苏秉琦的《瓦鬲的研究》也写成了，两天后徐旭生也帮忙写了序言。可以说，此时北平研究院的两位考古学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完成了他们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石工作。月底，他去了一趟重庆（之后又去过几次），7月7日，他在城里作“大禹治水之史迹真相”的演讲，这应该是刚刚完成的这部巨作的初次亮相。待8月底返回昆明后，徐旭生继续翻阅相关书籍，10月6日和9日，将《传说时代》的书序写完，17日又写了《编辑大意及例言》，之后反复查看全书的书稿，进行校对。直到1944年4月15日，徐旭生才收到印刷出来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共28本。此刻，他的内心，当然是喜出望外，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可惜的是，徐旭生之后的努力，没得到这样明显的回报——就学术研究而言，徐旭生在黑龙潭的时光，似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9年初到1941年底，这三年的主要功夫是用来写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之后，徐旭生的注意力明显由所转变。

时间进入到1942年。从年初就能看出来，徐旭生的阅读书目明显有所转变，开始阅读《旧石器时代》《欧洲考古学》《近东古代史》《德国史纲》《欧洲中古史》和《剑桥古代史》等有关西方历史、文化的书籍。但是，也没放弃对古籍的阅读，如《战国策》《史记》和《隋书》等之前阅读过或没阅读过的书籍，都在随时翻阅。继续读日记，徐旭生告诉了我们答案：他正在写一篇“比较中西文化文”。这几个字再之后反复提到，又过了许久，变成了更为明确的“《中西文化的试探》”。

徐旭生青年时代，曾留学法国，自那时起，他便一直深入思考和研究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完成后，他自然有时间来完成之前的另一个伟大梦想。这可以说是徐旭生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而被忽视的一面。除了阅读上面提到的书目外，他还仔细阅读了梁漱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写了详细的评价。从日记上看得出来，徐旭生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努力程度不亚于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不过，却很少有人知道徐旭生有这样一篇《中西文化的试探》。

原因是，1945年时，他写完这篇文章后，由于时局动乱未能发表。60年代时，他将旧稿加以修订，完成了十万字的长文，并交予《历史研究》准备刊登，不料因为某事，不但发表成为泡影，就连文稿也不知所踪。现在只能从他1948年时的一篇演讲稿《“快”的文化与“慢”的文化》中，略窥一点皮毛。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可惜了，如果此文还在，必成为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交相辉映的巨作，堪称徐旭生的研究双壁。

1945年7月5日，抗战胜利前夕，徐旭生又一次到重庆，在这里，终于听到了让每一位国人都为之兴奋的消息。回昆明后，徐旭生如同往日一样，继续读书、做研究，唯一不同的就是要到中法大学给学生们上课，进昆明城也更加频繁——当然，没有战争后，他的心情自然也更加愉悦。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可惜的是，到1946年3月14日，日记戛然而止（注释说明：原稿此后孔数页），再到9月有记载时，徐旭生已返回北京。至此，徐旭生在昆明的八年时光，终于结束，他又将开启人生中的新篇章。

对中国考古产生直接性影响的还有苏秉琦，他是1939年1月29日到达昆明的，刚到不久，写给友人的信件中，他就表示这里的气候很好，居住还算舒适，还说昆明已经成为中国出入的必经之路，又因为大部分的学术机构迁到了这里，俨然成了今日的文化中心。苏秉琦在昆明主要的工作有两个：一为和徐旭生合作完成《瓦鬲的研究》，二为继续完成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发掘报告。他参考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不断地对着斗鸡台的器物反复思索，最终才有了认识上的飞跃，也就是现在每位考古学子几乎都会阅读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开头所说的释读“天书”的过程——但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过程正是在黑龙潭完成的，而摸陶片技能也是以后每位学子成为学者的基本功之一。他的儿子苏恺之后来说道：“一个而立之年的学生，跟随着一个知天命而耿直的优秀老师，在一个房间里长达七年，没有做业务之外的任何杂事，思考一直没有间断，这是难以想象的。”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才奠定苏秉琦一生的学术成就。到1940年时，《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一书初稿已经完成，可惜第二年交至香港商务印书馆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书稿下落不明。1948年，苏秉琦又将相关内容重做整理，取名为《瓦鬲的研究》，成为类型学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献。

在这，一件有意思但稍微遗憾的事情要说明一下。翻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的滕固于1939年2月底也到达了昆明，这本出版于两年前的著作可视为类型学成熟的奠基之作，对国内类型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滕固对考古学的兴趣或是来源于梁启超，1922年8月，两人见面，梁启超对滕固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后滕固与梁思成、梁思永多次见面。1930年5月，滕固在意大利参观拿波里国家博物馆，考察了庞贝废墟，作了《意大利的死城庞贝考察报告》，这应该是他正式从事考古工作的开始。在柏林大学读博时，滕固主专业是艺术史，三门副专业分别是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他的考古学教授是德国古典考古学家Gerhart Rodenwaldt。回国后，滕固的大多时间都是在进行考古调查和为全国文物保管工作奔波，他与李济、董作宾、徐旭生等人同属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员，早已认识。滕固时任昆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1939年4月2日，滕固与徐旭生、董作宾、顾颉刚等几位老友在黑龙潭见面，不过，在这居住的苏秉琦却没参与他们的聊天，翻开《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可以找到答案：几天前的3月23日，苏秉琦前往重庆和成都了。就这样，对类型学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个人，阴差阳错地错开了。5月17日，苏秉琦回到昆明后，两人是否见过，就不得而知了，在记载详细的《滕固年谱长编》里，也没有提到过苏秉琦（也有可能是资料缺少的缘故）。不过，两人身边倒是有众多熟悉的友人，除了滕固似乎不止一次到过黑龙潭附近的史语所与那里的考古学家见面外（据李霖灿回忆），滕固与顾颉刚交往也较为频繁。而苏秉琦从成都回来的第二天，就去见了顾颉刚，等到6月23日，史语所的人员到黑龙潭，参观北平研究院，并看苏秉琦的报告。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苏秉琦最迟在1939年上半年就已经得知了两年前出版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甚至与译者存在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后来，他与苏恺之提过，这本书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苏秉琦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长俞德浚。当时，俞德浚也在昆明，他负责静生动物园的北面即为黑龙潭，原本就认识的二人感情进一步加深，成为至交好友，并时常讨论学术。他们的故事前面章节已有论述。

正如其他学者在昆明频繁交流一样，苏秉琦也结识了李济、梁思永等史语所的考古学家，日后他们经常有书信往来，按王振铎的回忆，他当时见过苏秉琦许多次，想必其他学者也差不多。与史语所的学者一样，苏秉琦对云南的文化也产生兴趣，多次设想搞小规模的自费考古调查，可惜始终未能实现。所以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向老乡们询问手工制陶、打制银器、磨制玉器的方法，也注意到妇女衣服上的刺绣花纹图案，为他日后思考古人对花朵的崇拜提供了参考。七十年代，苏秉琦写信给在昆明工作的汪宁生时，提到应注意云南地区原始文化的重心有可能不在东而在西；他表示：“云南考古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有一个想法，供你参考。我觉得，云南的开发，大理一带可能比昆明一带更早，云南地区原始文化的重心，有可能不在东而在西。这想法一句不多，希望在考虑工作、问题时注意一下，看是否有道理？”。写下这段文字时，苏秉琦对三十年前居住在昆明时的场景一定历历在目。八九十年代，他得知云南那里发现不少新器物，感叹道：可惜呀，当年没得到机会去各地走走。可见，晚年的苏秉琦已经成了全国考古界顶级人物，他仍然关注着五十年前，他曾经生活过七年的那块土地。

与上述考古学家不同，在后来，苏秉琦日后还返回过昆明。1979年时，学生蔡葵给他写信，结尾处提到昆明四季如春，欢迎先生方便时来昆明。不过，真正的成行要等到1986年了，他于这一年3月30日至4月5日，出席在昆明召开的全国考古发掘与文物普查工作会议，作题为《谈课题》的讲话，强调在普查、配合基本考古和主动发掘中都要明确工作的目的性，这篇讲话稿后被收入进著名文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 考古寻根记》中。这应该是苏秉琦自离开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回这座年轻时曾经待了七年的城市，不知道他此时内心有何感慨，只知道几个月后，苏秉琦写给朱秉璋的信里，还提到了这次会议。另外，他还收到云南另一位考古学者李昆声的至少六封信件，虽没有看到苏秉琦的回信，但从李昆声的信中，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云南考古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李昆声还准备聘请苏秉琦担任云南博物馆学术顾问，他最后也是答应了的。

据说，在西南联大的古文字学家唐兰时常造访黑龙潭，找徐旭生讨论古史，自然也认识苏秉琦。那时，西南联大里也住着一位考古学家：陈梦家在这讲授古文字的课程。陈梦家和家人是1938年3月7日到昆明的，住在圆通街，没多久，又随学校迁往蒙自。当时，陈梦家劝说历史学家钱穆写一部完整的国史纲要，这就是后来世人皆知的《国史大纲》。几个月后，陈梦家回到昆明，住在登华街25号，之后又搬到平政街、龙泉镇的姚圆村起凤庵和棕皮营村等地。虽然迁移不断，但在上课之余，陈梦家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几年间，据说一共写了七种专书和六篇论文，其中不乏被后来学者多次提及的《商王名号考》《五行之起源》《中国铜器概述》等文章。这一时期他的研究除了古文字外，主要集中于《尚书》学和年代学。同时，他与昆明众多学者交流不断，比如常和胡厚宣讨论甲骨，在曾昭燏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和陈梦家的交往。1944年9月，陈梦家从昆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同时搜寻流落在海外的青铜器，编写《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一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在陈梦家出国的三年前，日后将要与他产生重要交集的夏鼐则从国外归来，到达昆明城。早在1940年1月29日，远在开罗发掘的夏鼐收到李济自昆明寄给他的信，信中告知已在中博院为他预留职位。一年后，他回国到达昆明时，李济等人已前往李庄，但我们从夏鼐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待在这里的一个月里，明显不寂寞。1941年2月3日到达昆明后，4日开始便与郑天挺、向达、雷海宗、姚从吾、吴晗等师友先后会面，雷海宗甚至想留他在西南联大教西洋上古史，他表示一方面已经受聘中博院，另一方面平生志向，并不在教书，所以婉拒了。9日时，他在向达的陪同下，前往黑龙潭，第一次见到徐旭生和苏秉琦，徐旭生对他大谈中国上古史观，俆分为华夏、夷、蛮三大渊源，这就是他正在写作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于苏秉琦，夏鼐将他称为徐旭生的助手，谈论的事情则是在宝鸡斗鸡台发掘的相关事项。正当他们谈论时，响起紧急警报，几人一起跑到后面的树林，飞机在附近投放几枚炸弹，响声清晰。

当时昆明城里随时有空袭警报，夏鼐对警报做了详细的记载，据统计，夏鼐在昆明的24天里，至少遇到10次警报，几乎两天一次，可见数量之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夏鼐也不忘读书，日记里写道：“至北门外山坡上，坐在防空壕旁边读滨田耕作著、杨炼译《古物研究》”，可真改不了他作为“书痴”的本质。日记里同样记载详细的是他在昆明游览的古迹和品尝的美食，比如游览大观楼时，他抄录了180字长联，对于过桥米线，他写到：系昆明名菜，食法类北平之涮羊肉，用鸡汤一大碗，生鱼片、生肉片、腰片、韭菜各一碟，滑米线一碗（米线之制法，用蒸熟之硬米饭，冲至极烂，入特制之榨，压成线状），食时将生鱼片或肉片等放入沸汤中，次将米线加入，再加各种配料食之，味颇鲜美。

不过，夏鼐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事情则是应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邀请（据说，史语所还未迁走时，傅斯年是两所的负责人，两所形同一家），做一次名为《考古学的方法论》的演讲。日记中对这场演讲也有详细的叙述：18日，与罗常培闲谈时，罗提出邀请；19日，准备一天的讲演稿；20日，《中央日报》（昆明版）登出了讲演通告（考古学家夏鼐公开讲演《考古学方法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定于廿一日下午四时在昆北食堂，敦请中央博物院研究员夏鼐讲演《考古学的方法论》。并于三时半起，展览夏君参加英国与埃及发掘工作之照片多种。如遇警报则改自晚六时开始。按夏君为新自开罗返国之埃及考古学家，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在伦敦大学从葛兰维尔教授研究，一九三七年参加亚尔猛特发掘工作，一九三八年参加德尔爱尔都为尔发掘工作，并赴耶路撒冷与埃及学开山裴特莱会谈，一九四零年去岁年底始自开罗经沙漠绕波斯湾过孟买转仰光来昆云）；21日，晚上7点讲演开始，听众有一百人左右；之后几日，又整理讲演稿，交给罗常培发表。这场讲演涉及考古学研究的搜索、发掘再到整理与研究，此前少有中国学者论述考古学方法，所以讲演成为昆明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另一方面，这也是夏鼐学成回国后的第一讲，代表了他在国外学习几年的成果，从此开启在国内的研究之路，这篇演讲稿被收进2017年出版的五卷本《夏鼐文集》第一册中的第一篇文章。因此，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1966年4月11日，夏鼐又回过一次昆明，直到17日才离开，期间参观了翠湖、西山公园等地，并在云南省博物馆待了多日，查看石寨山出土的器物，并仔细翻阅了发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