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朋友：学术、友谊与八卦 | 番外篇：北京城里的少年

番外篇：北京城里的少年

能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长大是一个人的幸运……我认为出生在像伦敦、圣彼得堡、维也纳、巴黎和北京这样的城市是一个人的福气。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

安特生在仰韶村第一铲下去前一个月，何兆武在北京出生。

从出生到16岁第一次离开，北京给何兆武留下的印象美好极了。他家住在北沟沿，也即现在的赵登禹路。家对门有个小商店，卖油盐酱醋，有一个掌柜、两个学徒，过路的人经常在商店前面聊聊天，虽然互不认识，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非常亲切。这种常见景象，给小何兆武留下深深印象。

小时候，何兆武经常去市场看热闹。东安市场比较大，也比较新，有高档次的饮食、高档次的商品，还有大戏院；一个西安市场则主要是供市井下层人民消费的娱乐场所，离何家很近。市场里面许多说书的茶馆，基本上都是一些历史演义故事，以公案居多，小孩子听了可着迷了。至于去戏园子看戏，那是最高兴的事了。

小学四五年级时，同学中开始流行各种剑侠小说，直到初中一二年级以前，看这些小说成了他们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很多年后，何兆武去香港，金庸请吃饭，闲谈中还聊到了这些小说对他们当时的影响。

何兆武认为，身处北京，读书条件非常优越。只需在学校领一张卡片，盖章之后就可以到北京图书馆借书了，从家里过去，只需要骑十分钟的自行车。每周六下午没有课，中午吃完饭，边骑车过去借书，每次能借5本。

总之，何兆武觉得自己还算不错，抗战前过了一段和平的生活。那时候，整个社会还很穷困，但是物价也便宜。他在北京师范附属中学念书，家庭虽然不算富裕，但也算中等家庭。

与何兆武不同，比他小一岁的杨振宁过的则是另外的生活。杨振宁出生在合肥，1929年秋天，父亲杨武之应聘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他也随之而来，住在清华园西院19号，在里面度过了相对平静的童年和青少年岁月。

清华园原是清代的皇家园林，后来荒废，在这建了大学，因此学校里的风景一直都很不错。杨振宁回忆道：“清华园的8年在我的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小时候，杨振宁头很大，外号为“杨大头”。杨大头是清华园里一群儿时玩伴的孩子头，他总是有许多奇怪的想法，带着大家玩新花样，比如从清华大学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脚踏车冲下来，由一座没有栏杆而且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驶而过，清华园里的小孩觉得非常刺激、有趣，玩了又玩。他们也在生物系所放的金鱼缸之间一条砖砌的沟中间，练习骑车的特技。后来，陈省身的夫人郑士宁说到，她的弟弟和杨振宁等几个小孩，整天都在树上玩。

玩归玩，杨武之对儿子的管教也很严格。当时，杨振宁在校园里的成志学校念小学，他每天从在清华园西院的家里出门，先沿着一条小路向南走，然后向东南方越过一个小土山后就碰到清华的围墙，沿着围墙北边小路向东走就可以走到成志学校。那时候，杨振宁已经对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了，学业也很有天赋，他喜欢看书，兴趣广泛，什么都看，而且还喜欢把书中的内容讲给别人听。身为数学教授的父亲也看出儿子的数学能力很强，但没过多干预，只是顺其自然，顶多在父亲办公室做做作业，也没学更难的内容。

11岁，杨振宁进入崇德中学（现在是北京市三十一中学）就读，学校在北京的西单绒线胡同，和清华园有一段距离，所以杨振宁是住在学校，到周末才回到家里，梁思成、邓稼先也在这所学校就读过。杨振宁与邓稼先的感情很好，两人经常在一块玩。杨振宁这时候对科学的兴趣更浓厚，会买一些化学仪器做实验，表演给弟弟和朋友看，晚上也会跑到家里阳台上看星象，甚至还自己动手做过一个幻灯机。

初一后，杨振宁请来朋友雷海宗，要他介绍一个人来杨振宁补习一下古文，于是雷海宗找来学生丁则良来教杨振宁念《孟子》。日后，杨振宁认为，父亲当年发现他的数学天赋，不但没有极力地把他向那个方向上推，反而找人来教他念《孟子》，这使他终身受用。后来，杨振宁老师陈省身的另一学生丘成桐，也曾说过，读古文有助于数学思维的发展。

杨振宁在清华园的8年，中国动荡不安，但相对来说，校园里给予了杨振宁快乐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直到1937年7月7日，才被迫结束，何兆武和杨振宁都离开了北京。

七七事变发生前6年，张光直在北京出生了。张光直家住在西单手帕胡同，一座三进院落独门独户的四合院。他在家里的读书生活，前面章节已经说过，此不复述。

小时候，张光直常与哥哥一块玩，两人虽相差五岁，但从小亲密无间，形影相随。他们都喜欢活动，经常一起打乒乓球、溜冰和在自制的双杠上锻炼。6岁时，张光直就读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即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入学当天，是1937年9月19日。他天生学业优秀，小学毕业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中毕业又被保送本校高中，直到1946年高二时，回到台湾。虽然张光直在北京上中学的时间短暂，但他依旧认为那段时间的生活是过得最好的。

那时的北京城并不大，从西到东，在内城的话，也就是从阜成门走到朝阳门，对于15的张光直来说，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北京人多半住在城里，对于小光直来说，那时候每天的生活被北京城墙所支配，上学时要考虑通过哪个或不通过哪个城门。他提到“我和哥哥最为运气了，我们的小学就在我们的胡同里，走几步便到了”，哥哥后来也想到小学离家仅百余米。中学时，住在也只需用走20分钟左右，倘若愿意多花10分钟，就可以走到城墙上，把一路的景色都从上面看下去。

当然，对于张光直来说，重要的不是城墙上的美景，而是上城墙以前的早饭。几十年过后，他仍然在自传里对北京美食描写得非常详细：“（早饭）有烧饼、麻花、面茶、炸大饼、切糕、灌肠、炸糕等等。烧饼是一边沾有芝麻，中间分层，有芝麻酱，5厘米直径大小的圆饼，通常是夹麻花吃。麻花是用四条发面炸的圈子，如果是两条直的是油条。面茶是用黄黏米面做成襁糊一样，以一根筷子将芝麻酱和花椒盐拨撒，覆盖在表面上形成薄薄的一层。炸饼子是将一大张发面饼上面抹了红糖，在深油里炸熟，捞上来，马上就吃。切糕就是把黄米面粉、红糖、枣、红豆、核桃、花生和其他成分蒸成一张一尺厚的大糕，然后用热毛巾盖上保温，买的人要买多少就切，然后用秤来称，以斤两计价。炸糕是这里面我认为最好吃的，用黄黏米面做皮，包枣泥或豆沙、瓜子，下锅炸，然后拿出来蘸着糖吃。悖悖有牛杂悖悖和羊杂悖悖，用牛骨或羊骨煮胃、肝等杂碎，把悖管摆成一圈放在锅子边缘上面。灌肠，我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大概是面粉，切成红颜色的圆片状，和大蒜一起放在平锅里炒，炒到蒜味钻鼻得香，炒出来是红的。这些食品和豆浆一起喝。最重要的是便宜，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花几个大子儿就能吃得大饱，有力气可以走上城墙去上学。至于北京最为有名的豆汁儿，又酸又苦，我是不敢领教的。”

张光直身为一名吃货，可真是一以贯之。有一次，李学勤去他家时，他还亲手做葱卷薄饼，也曾和许多学生，一块在刘莉家包水饺。不仅如此，他还出版过关于中国食物的书，在对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的研究中，开篇就提到：“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特有的烹饪与饮食方式的？”并且认为，“要了解商周青铜礼器，必须先了解这些器物所用于其上的饮食。”可见，张光直成功地把自己从小的爱好与研究相结合起来。

张光直也提到，在北京，过年有更好玩的地方——厂甸。这里原是明、清琉璃窑前一片空地，1917年即地建海王村公园，每年正月初一在此附近设摊售货，游人云集，即所谓“逛厂甸”。张光直提到“从腊月初起，各种小贩——卖旧书、字画、古玩、旧家具的；吃的水果、干果、山楂、糖葫芦，应有尽有，而且便宜。”他12岁那年，在一个摊子上，用一块大洋买到一张宋拓的王羲之《大唐圣教序》。

对于城里的活动，被城墙和城门所限制。城外都是种麦子、玉蜀黍和大豆的田地，张光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秋田里抓蟋蟀，他曾抓到最大的一个有一分五厘，也曾一次抓了五十多个。不过，拿去宣武门外斗蟋蟀的地方，也没赢。

李学勤比张光直小2岁。他的父亲在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饮食部工作，家住在东城靠近城根的地方，就在现在金宝街东端。小时候每次遇到轰炸，就跑到协和医院北边的北帅府胡同逃难。在协和医院还没被日军占领前，李学勤经常去那，在草地上玩。

6岁时，李学勤去过小学，没几天，因为不适应就回家了，在家自学。直到1941年，才进入灯市口小学（后来也叫育英小学）。他与诗人邵燕祥是同桌，两人关系非常。小时候，李学勤自认为非常狂妄无知的，真是非常自信，当时什么书都读，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三年级有一次和邵燕祥去淘书，邵燕祥自己买了一本作文书，李学勤却买了一本养兔子的书。小时候，李学勤很喜欢符号，一些关于结构和框架的东西。

小学毕业，如父亲所愿，前往他的母校汇文中学就读。初中毕业后，1948年夏，李学勤想要去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现北京工业大学）就读，毕业生相当于有大专文凭，而且读书期间还管饭，很难考。李学勤报了电机系，考了榜首。谁曾想，体检结果显示“肺结核二期”，李学勤从小身体不好，只能在家休养。后来发现，体检结果有问题，只是工作失误，虚惊一场的，但却改变了李学勤的人生道路，还是选择去上高中。

这时，17岁的李学勤开始接触到一种符号：甲骨文。他感觉十分有趣，虽然家境一般，但父母还是购买了十分昂贵的《殷虚文字乙编》，供他自学。后来，李学勤着了迷，和当初何兆武一样，有空便骑车去北京图书馆看相关的书。似乎当时何兆武正在北京图书馆编目，也不知道两人是否见过。不过，李学勤倒是认识了图书馆负责金石部的曾毅公，后者十分支持他，还给他看了不对外开放的特藏书籍和拓本。但李学勤也不是书呆子，他在高中还是学生会主席，组织相关活动。

1951年，李学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逻辑学。因为他中学时，还接触过另一种符号：数理逻辑。他读到金岳霖写的介绍西方数理逻辑的著作《逻辑》，感觉十分有趣，便考去跟随金岳霖。他当时经常去金岳霖家里上课，因为人少，这种上课方式对他影响很大。1952年，北大考古专业成立，兴趣广泛的李学勤也很想去，但没有转学的机会，金岳霖曾给他建议：可以去上考古系的课，还在哲学系毕业。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后来，李学勤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曾毅公一起完成《殷虚文字缀合》的工作，这也得到金岳霖的照顾。工作结束后，因为另一机缘，没毕业的李学勤便到历史研究所工作。

总之，李学勤认为自己的青少年生活，总结起来就是：看书、买书和卖书。因为没有钱，看旧书很多，买的是旧书，看完了再卖掉，再买“新”的旧书。那时候，去一趟琉璃厂很难，从家走过去，穿胡同走出来，到东单，一直到前门、和平门，走出去到南新华街，然后到琉璃厂西端，要两个多小时。他每次都是从商务印书馆看起，一个店一个店看下去，包括各种小书店，一直走到杨梅竹斜街。到历史所工作后，李学勤还管过图书馆，给单位买书，很多书都是经他买的。

关于何兆武与李学勤、张光直，以及杨振宁与何兆武、张光直的交往，前面章节已有论述，此不多说，重点说说张光直与李学勤的交往。

在对张光直的怀念文章《忆张光直先生二三事》中，李学勤详细说明了两人的交往历程。两人首次见面，是1978年，但在学术上的相识却要早得多。在北京时，张光直发现李学勤听得懂英语笑话，觉得他英文不错，因此1979年便邀请他到哈佛大学进行访问，此后，两人多次见面。

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最经典的莫过于《东周与秦代文明》的编写。八十年代初，张光直准备编一套《中国古代文明丛书》，邀请李学勤撰写东周与秦代部分。根据张光直安排，李学勤写好中文稿，由他翻译。据李学勤所说：“他的译法是用录音机，先口译成英文，再整理为书面文字，寄我再看一遍。译的工作既好且快，大出我意料之外。”而且张光直还特别贴心，在签合同时，为李学勤保留了中文版权。这大概也是张光直惟一亲自翻译的书。

张光直每次来北京，与李学勤都有一个共同话题：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李学勤认为张光直的北京话更纯正，甚至有些俗谚，他都能信手拈来。有一次，张光直还对李学勤讲起在师大附小读书的故事，讲得滔滔不绝，流露出非常深厚的感情。李学勤小时候学日文，也看过张我军编的课本，所以张光直专门给他讲了不少父亲文学创作等方面的轶事。

1998年秋天，李学勤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作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张光直听说，表示一定来听。当时，张光直身体已经很差了，李学勤力加劝阻。最后李学勤到张光直的家里，张光直还伏在钢架上来接。尽管张光直说话已经不清楚，但他们仍然聊了很久，说到不少往事。

张光直去世后3年，李学勤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李学勤自甲骨学入手，成为百科全书式学者，以为人所熟知。清华大学与甲骨文间的关系，前面章节多，也多有谈到。到清华大学后，李学勤在生命最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进了清华简的研究中去。

2008年7月，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在一个月前的4日，一次饭局上，李学勤首次向校领导谈到清华简，当时，杨振宁也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