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与巧合：民族考古学家的交际

1967年，我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关系》的文章，造了一个ethnoarchaeology，即民族考古学。后来此字在美国生根，变成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学科，但在讨论民族考古学的起源的时候，没有人提到我的那篇文章。

——张光直，《中国考古向何处去》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前半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举行开学典礼。同年，厦门大学图书馆成立，几年后，大洋彼岸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两个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都是裘开明，他也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图书馆馆长。

裘开明曾在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就读，这是一所由美国学者韦棣华创办的学校（详情可见《考古、目录与天一阁》系列）。裘开明毕业后，来到厦门大学，掌管图书馆。1924年初，裘开明邀请文华学校刚毕业的学弟冯汉骥来厦门工作，担任襄理。几个月后，到了夏天，裘开明便作为我国图书馆界首批选派人员赴美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此后，冯汉骥负责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并于1928年4月晋升为代理主任。

冯汉骥在图书馆的工作十分繁忙，要采购图书，还要扩大馆舍、筹建新馆，也要在学校里做相关协调工作。不过，1926年最后几个月，冯汉骥想必是开心的。9月4月，知名学者鲁迅前来厦门大学任教，任国文系教授与国学研究院教授。两人虽然相差了18岁，但十分聊得来。鲁迅在图书馆里考订中国典籍，冯汉骥专门安置了一间清净的小寝室，让他得以在里面安心工作。冯汉骥也经常去帮忙，顺便听一些鲁迅的心得。正因如此，冯汉骥在一次次谈话中，感受到文物考古的乐趣，从此产生浓厚兴趣。若干年后，冯汉骥的学生童恩正写道：“鲁迅先生遂在此考订中国典籍，引起先生对文物考古之兴趣。”

鲁迅对厦门的生活显然也是很喜欢的。后来编《故事新编》时，他在序言里提到：“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在厦门大学短短4个月里，鲁迅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撰写了17万多字的著作，写作的第一篇文章便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前往厦门大学的路上，往事涌现，于是想记录下来，到厦门时，已写完5篇，此为第6篇。后来，他在这里继续写了包括《藤野先生》在内的4篇文章。1928年，这10篇文章统一出版，命名为《朝花夕拾》。

起初，鲁迅是林语堂邀请而来的。鲁迅到达的9月，林语堂开始短暂代理图书馆主任。下个月，林语堂、鲁迅和顾颉刚等人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并于10月10日举办成立大会。在大会上，林语堂做了发言，并就考古发掘工作做了说明。但没多久，国学研究院的矛盾就凸显，不但与校方、理科学院有矛盾，内部也矛盾重重。至于鲁迅本人，就与顾颉刚不和。

鲁迅与顾颉刚早在1918年就相识了，顾颉刚的《古史辩》出版后，也向鲁迅寄赠。但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教授之间争权现象时有发生，分成几个派别，鲁迅是浙派，顾颉刚因从学于胡适，所以属于以胡适为首的留学英美派，两派之间互相攻击。鲁迅在谈到《阿Q正传》的阿Q之名是“桂”或“贵”时，说有待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的考定，其实就是在讽刺胡适和顾颉刚。《阿Q正传》首次发表在鲁迅的同乡、学生孙伏园担任编辑的《晨报》副刊。孙伏园本被称为“副刊大王”，他在北京大学毕业那一年初，还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共同发起文学研究会（这一著名文学团体可见《文学与考古》一文）。

1927年1月，鲁迅因不满厦门大学新任校长秘书林文庆的作风，辞职离开，前往中山大学（可想而知，鲁迅对厦门的喜欢仅限于写作以及在图书馆里的工作）。鲁迅离开时，顾颉刚作为晚辈还去送他，亲自到船上揖别，但此时二人心中隔阂已深，已无法再如从前。鲁迅走后，厦门大学学生对学校强烈不满，认为是学校当局容不得他，从而发起抗议。到了中山大学，鲁迅任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傅斯年与顾颉刚是北大同窗，就邀请顾颉刚来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研究所，鲁迅知道后勃然大怒，两人矛盾公开化（关于鲁迅与顾颉刚关系的详细情况，可见《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一文）。中山大学发出对顾颉刚聘用的通知，是由孙伏园转交的，但孙没有转交，顾颉刚后来回忆道：“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

鲁迅、林语堂和顾颉刚等人离开后，国学研究院停办。由于目睹鲁迅、林语堂因为国学研究院的事情与某院长发生冲突，26岁的学校教员林惠祥很不满意，决定辞职。林惠祥在厦门大学成立那年进入学校预科就读，次年转为正式学生，转入文学科社会学系。1926年，林惠祥毕业，成为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也是唯一一位文科毕业生，随后留任预科教员（林惠祥与冯汉骥在学校里是否有交流，暂时没找到直接证据，此不多描述，若有师友知道，烦请告知，感谢）。当时，恰逢俄罗斯人类学奠基者史禄国应聘为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在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中讲授人类学，揭开了厦门大学专业性的人类学教研序幕。也因此，林惠祥了解到人类学这门学科，产生浓厚兴趣。史禄国后来有一位学生也成为了著名人类学家，名叫费孝通。

于是，林惠祥辞职后，自费前往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深造，跟随拜耶学习，专攻中国和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和民族学。拜耶曾于1908年在哈佛大学接受人类学博士生课程的训练，老师是博厄斯和狄克逊。博博厄斯是继摩尔根之后近现代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人，被尊称为“人类学之父”，狄克逊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李济、梁思永曾跟随狄克逊学习。此时，菲律宾为美国托管，大学体制基本照搬美国。林惠祥如饥似渴地学习，只用了一年，就于1928年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

恰好这年3月，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成立，蔡元培亲自兼任组长。林惠祥取得学位后，返回国内，被聘为助理员。受蔡元培派遣，林惠祥于1929年初前往台湾进行高山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高山族地区，进行了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并到台北圆山贝丘遗址做考古调查，获得大量资料。回来后，林惠祥将调查资料整理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并作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二号，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年仅29岁的他也因此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这是林惠祥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成为台湾高山族研究的必读之书，他也因此被誉为大陆研究台湾高山族第一人。

1931年，林惠祥因为在北京常住不习惯，且想念故乡。恰好厦门大学邀请他返回母校，所以他决定回去，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担任副教授。这一年，除了林惠祥完成《罗罗标本图说》一书外，还发生几件小事：台湾人张光直出生在北京，裘开明开始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冯汉骥决定前往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冯汉骥深受狄克逊文化进化论的影响。1934年，冯汉骥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研读，师从哈罗威尔学习文化心理学，从布朗和斯宾塞尔学习亚洲考古，于1936年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前往哈佛大学任教并兼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主任。

在冯汉骥取得博士学位的这个夏天，林惠祥成为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兼文化陈列所主任。在这几年中，为了满足教学需要，林惠祥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民俗学》（1931）、《世界人种志》（1932）、《文化人类学》（1934）、《神话论》（1934）、《中国民族史》（1936年）等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化人类学》，被多所大学采用为课本，后来夏鼐在浙江大学开设课程时，为了备课，首先翻阅的便是此书。有关林惠祥的故事以及在考古学上的贡献，具体可见《考古群星闪耀时》。

林惠祥在高山族地区调查时，采集到许多文物、标本。1933年，林惠祥在厦门大学西边顶澳仔自建一房屋，留前厅为人类学标本陈列室，供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之用，并欢迎中小学师生参观。次年，林惠祥和新加坡督学陈育崧发起筹办厦门人类学陈列所，供厦大历史社会系特别应用，并供其他院系参考，后扩充为“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1949年11月，厦门刚刚解放，林惠祥便向学校提出设立人类博物馆的建议，并愿意捐出自己搜集的文物、图书。1953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正式成立，徐悲鸿题馆名，林惠祥任首任馆长。林惠祥的心愿是想把博物馆建设成全国一流的博物馆，建设成青少年的教育基地。2014年11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未来的博物馆”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办，《博物馆与公众考古学》一文作者，来到厦门大学，站在人类博物馆前，拜访前辈。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所人类学专科博物馆，历来受到重视。八十年代，已成为知名考古学家的张光直多次来到馆中，1986年来的那次，他还在学校里做过学术演讲。张光直自幼在北京出生、长大，对这座古都极为熟悉。15岁那年，全市中小学体育比赛举办时，张光直喝了一碗果子汁，得了伤寒，病了一个月，功课被拉下，所以他决定回到故乡台湾。对于张光直的故事，为人所熟知，此前的文章中介绍也多，此不多述。总之，由于对故乡的热爱，加上在美国的学习、研究经历，张光直对民族考古学充满兴趣与热爱，留下颇多论述，具体可见《考古与人类学随笔》一书。另外，张光直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们，也是狄克逊的同事，他自己与裘开明应该也是相识的。

1981年，在哈佛大学，张光直与冯汉骥的学生童恩正一见如故。两人的故事，可见《张光直的等待》。当初，冯汉骥毕业后，没多久便返回国内。本来李济专门邀请他共同创办人类学研究所，可惜由于时局的影响，无法再建。1937年11月，冯汉骥应四川大学之聘任史学系教职，为该校七名中英庚款讲座教授（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之一，讲授人类学、先史考古学、人生地理学课程。后冯汉骥因故两次短暂离开四川大学，又返回，他在学校里开创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学生里便有童恩正。

童恩正在冯汉骥的小传里提到：“著述将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内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立论新颖，推理精确；只身往松、理、茂汶等岷江上游地区考察羌族现状，历时三月，风餐雨宿，披荆斩棘，在民族学上获大量资料，又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任川康科学考察社会组组长，对于西藏地区民族的调査和分类，建树甚多；综合考古材料与民族学材料，对古代滇族的历史、族属、风俗等进行了全面分析，不仅学术价值很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有新的突破；重译摩尔根的民族学经典著作《古代社会》；重视民族学等相邻学科之综合利用；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执教近四十年，西南地区之民族、考古工作者，很多出自先生门。”

正因如此，童恩正很好地继承了老师身上民族学的特长，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1961年，童恩正大学毕业，出于对小说的兴趣，他前往峨影厂担任编剧工作，开始改编《古峡迷雾》的电影剧本。但两年后，四川大学又将他调回学校，担任冯汉骥的科研助手。1975年，童恩正在西昌安宁河流域首次发掘一批大石墓，经过后续研究，他认为大石墓的建造和使用者与文献记载的“邛都”暗合，这对解决西南山地民族史的某些问题有重要价值。也是这一年，童恩正决定开设《西南考古》课程，冯汉骥在病榻上向他口授了对西南民族史的看法。四年后，《古代的巴蜀》一书出版，童恩正首次将考古资料及科研成果与巴蜀传说、古史、古代民族的研究相结合，分别梳理出巴、蜀两国的历史。

1980年，童恩正赴美访学，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学科体系，并尝试将人类学研究方法引入考古学。他先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研究所，次年来到哈佛大学，与张光直见面。张光直日后回忆道，童恩正在哈佛大学时，将人类学系图书馆所藏极为丰富的有关东南亚的民族考古学的文献资料搜罗殆尽。回国后的11月，恰逢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昆明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学者们决定响应费孝通的号召，开展“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活动。第二年，由尹达、夏鼐和费孝通等著名学者联名上书，考察正式进行，这是首次对藏彝走廊区域进行大规模综合考察，考古学领域即为童恩正负责。

童恩正在1987年，创办了民族考古学方面的纯学术刊物《南方民族考古》，他在发刊词中拟定了宗旨：“以中国南方为中心，兼顾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以民族学、考古学为主题，重视相邻学科的配合和边缘学科的开拓；注重资料的详实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也欢迎新理论、新方法的探索。”第一辑首篇论文就是张光直的《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当初林惠祥搜集的器物，为张光直提出的台湾原住民来自大陆东南沿海一带的观点，提供了论据。同一年，童恩正的《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发表，此文是他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正如张光直对恩正治学的评价：“着重宏观研究，加强横的联系，注意相邻学科的交叉研究”。1989年，童恩正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在上海出版，这是自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出版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本同类作品。次年，童恩正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出版，张光直写了序言。在九十年代，童恩正还率先将“酋邦”一词用在国内考古学研究中。

童恩正在哈佛大学那年夏天，张光直给远在昆明的汪宁生写下一封信，说道：“川大的童恩正先生今年在敝校研究，专门搞东南亚考古。他十月便回去，从他那里您也许可以知道一些我们这里的情况。”在林惠祥去世后的第二年，汪宁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考古专业，留校担任苏秉琦的助教。当时，全国并无多少考古学家，苏秉琦与冯汉骥为数不多的重要学者，他俩于1957年7月同时被补选入中国考古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不过，1960年，学校安排汪宁生报考“隋唐史”研究生，他觉得不尊重自己学术兴趣，遂以“交白卷”方式表示无声之抗议。于是，汪宁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这反而让他得以成就自己的学术事业。

1960年，正值全国民族识别进行的时候，汪宁生参加云南民族调查组，前往西南地区开展调查。等回北京后，汪宁生又饱读国内外民族学著作，同时得到中央民族学院著名学者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和林耀华等人的指点。1964年，汪宁生调往老师苏秉琦曾经“学读天书”的昆明工作。抗战时期，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和林耀华这些学者也在昆明，故事可见《昆明城里的人类学家》。在这仅需提及的是，1939年，顾颉刚也在昆明，他在《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等系列论文，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战，其中最有名的反对者便是费孝通。

在昆明时，顾颉刚时常出去调查，意识到边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内地偏僻地区的民俗有助于解决古史问题，从而撰写了一系列读书笔记，结集为《浪口村随笔》，后经修改，出版时改名为《史林杂识初编》。汪宁生刚到云南，感到不能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内心十分苦闷，认为自己的专业被荒废。一次偶然间，汪宁生看到了《浪口村随笔》，心情顿时为之“开朗”，他后来回忆道：“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正在从事的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它对我研究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历史的夙愿，不仅不相违背，而且大有益处。”有学者认为，尽管顾颉刚没有使用民族考古学这一名称，但他所做的，正是民族考古学的工作，可谓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创建者”，汪宁生本人也认为《浪口村随笔》算是中国民族考古学最早的专著。

因此，汪宁生受顾颉刚影响，开始关注运用今日可见之民族志资料与中国古史之记载以及现今考古之发现进行类比-验证、进而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的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学习、探索，并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运用。从此开始了他此后四十多年从未间断的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研究，留下《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等著作。七十年代，经闻宥介绍，汪宁生得以与顾颉刚通信，并将自己的文章寄给顾颉刚请教，后者对他“勉励有加”，还将论文推荐给一些权威刊物。

1979年5月7日，汪宁生来到北京，终于见到顾颉刚。在家中，顾颉刚不仅向汪宁生谈及自己的诸多往事，并且带他参观藏书室和工作室，强调“搞东西总是要事先把材料搞全”。汪宁生代表作《云南考古》出版时，顾颉刚专门题写了书名。不久后，顾颉刚去世，汪宁生撰写了《多所见闻 以证古史—记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启迪和帮助》一文。2013年10月14日，汪宁生又一次翻开那本对自己影响重大的《史林杂识初编》；110天后，汪宁生去世。

张光直有次回到北京，听说汪宁生的《云南考古》出版，但在各个书店都找不到。终于，1981年7月23日这天，张光直收到一包快递，“打开一看，赫然是《云南考古》及大著抽印本一册”。或许正是在1978年访问昆明时，张光直就与汪宁生相识。两人此后不断见面、通信，张光直有次在信中表示“西南是考古与民族学研究的宝库，有您在那里专门研究，真是好极了。”同处于西南地区，汪宁生与冯汉骥、童恩正有着相似的视野和兴趣，他对外语的掌握也很熟练，八十年代后不断出国访问，将中国考古的情况推广出去，也将国外最新进展介绍进来——可惜由于汪宁生身在边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有所忽略的，相关故事可见《考古群星闪耀时》。

当年，鲁迅在北京见了张我军后，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在图书馆，冯汉骥受到了鲁迅的指点，引发了考古与人类学的兴趣；在鲁迅与顾颉刚等人一同创办的国学研究院中，林惠祥第一次接触到人类学。日后，张我军的儿子张光直在北京，因为吃了一碗果子汁，回到家乡，在台北街头，偶然找到曾受过鲁迅夸奖裴文中的考古学著作，被考古学吸引住，开始学习考古。几十年后，张光直与冯汉骥的学生童恩正、受顾颉刚影响的汪宁生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冯汉骥与林惠祥相差2岁，张光直在林惠祥之后30年出生，比汪宁生大1岁，比童恩正大5岁。他们显然为两代学人，同辈间年龄相差不大，学习考古、研究民族考古学，都有各自的原因。正是在机缘与巧合中，他们都对中国的民族考古学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