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毛巾如何改变人类学

在土耳其中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有一个加泰土丘遗址，至今约9400-8200年，以独特的房屋建筑方式、大量雕塑和早期农业遗存而闻名（遗址的详细介绍可见《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的公众考古学观察》一文）。该遗址中，出土了用纺轮编织的亚麻纺织品。土耳其的纺织品，直到近现代，仍然闻名于世。

1851年，英国第一次举办万国工业博览会，也即全世界第一场世界博览会。在会上，维多利亚女王见到一款毛巾，十分喜爱，下令大量采购用于皇室。这款毛巾是世界上一款毛巾，雏形便来源于土耳其，因此被女王命名为“皇室土耳其毛巾（The Royal Turkish Towel）”。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发现，跟一位考古学家有关，并且这位考古学家还影响了后来人类学的发展。

亨利·克里斯蒂，于1810年出生在伦敦西南的泰晤士河畔。他是一位考古学家，为了收集民族学资料，从1850年开始，周游世界。刚开始，一路东行，到达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帕宫中，他看到非常多手工编织的毛织物，布料因为线圈而增加了表面的绒毛感，因而更加蓬松产生厚度弹性的舒适，同时也加强了吸水性。他感到可以把这种纺织品用在生活中，但由于手工编织的缘故，限制了产量，于是买了一条带回英国，与弟弟理查德进行研究。

次年，亨利发明了线圈毛巾，理查德发明了一种手动织机，用以生产线圈毛巾，生产出全世界第一条毛巾，成为全球首个获得专利的纯棉毛巾品牌，呈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女王十分喜爱。理查德又将手动织机改进为电动织机，得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线圈毛巾。从此，现在欧洲最大的毛巾生产商CHRISTY诞生。一百年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加冕（故事可见《女王与考古》一文），Christy 还制作了特别款毛巾，于加冕仪式上献给女王以表祝。

除了是一名考古学家，亨利也是一位银行家，他非常有经商头脑，早些年做过很多生意，也尝试过用丝绸编织品来代替传统海狸毛皮。在土耳其发现拉尔泰并改造毛巾后，亨利继续自己的旅途。1853年，他在斯堪的纳维亚旅行参观，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博物馆里的收藏使他着迷。后来，他和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拉尔泰一起到法国南部的多尔多涅河谷进行发掘（一百多年后，张光直也在这里发掘）。发掘期间，他们发现许多骨头和角等坚硬的动物物质，第一次意识到由这些材料制成的手工艺品在早期人类的工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后来在比利时考察洞穴遗址时，亨利不幸因感受风寒而去世。他还是一个热心的文物收藏家，在各地考察时，收藏了大量文物，去世后，收藏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其中有一方乾隆的玉玺。

虽然一直对美洲原住民的社会有很大的兴趣，但亨利也许没有意识到，当初在古巴哈瓦那遇到的那位年轻人，日后会改变人类学界。1855年，23岁的泰勒因病在古巴休养，他生于伦敦一个富有的工厂主家庭，接受了良好的私人教育，不过没上过大学。在相处中，亨利激发了泰勒对人类学和史前文化的浓厚兴趣。第二年，两人结伴一同到墨西哥考察。后来，泰勒将考察成果写成《阿纳华克：古代和现代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于1861年出版，这是他的处女作。此后，他多次前往美洲考察，广泛搜集民族学、考古学资料，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人类学著作，这些研究也受到刚出版不久的《物种起源》影响。泰勒和达尔文一样，具有一种安详而又练达、和蔼可亲的人品。

1871年，泰勒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同时出版了《原始文化》。这本著作不仅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书，更是人类学科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奠定了他在人类学界的地位。泰勒首次提出了灵魂的观念，并且对灵魂的观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创立了至今学术界仍沿用的术语——万物有灵论。1888年，泰勒发表《论研究制度的方法：对婚姻和继承法的应用》，第一次采用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社会文化现象。1883年，泰勒出任牛津大学博物馆馆长，并开始教授人类学，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

《原始文化》一书，激发了弗雷泽对人类学的兴趣。早些年，弗雷泽攻读的专业是古典学，受泰勒影响，他开始对原始文化感兴趣，于是将精力转入这一领域。弗雷泽的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最重要的著作《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于1890年出版第一版，之后不断进行修订。这部最后扩充到十二卷的著作，主要是将古典神话、《圣经》中的神话和广泛搜集的民族志神话集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对二十世纪人类学及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不同于泰勒前往各地考察，弗雷泽除了意大利和希腊，几乎没出过门，他的研究资料主要是浩如烟海的史料，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调查表。

学术，总是传承的。如同弗雷泽受到《原始文化》影响，《金枝》也启发了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的兴趣。马林诺夫斯基少年时期身体不好，在家养病，他自己后来说到，正是在此期间读到了《金枝》才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决心投入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家大概都有点逆反，也和弗雷泽对泰勒相反一样，弗雷泽喜欢去各地进行调查，从他以后，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须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马林诺夫斯基最重要的学生，就是对中国人类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费孝通（关于他的故事可见《机缘与巧合：民族考古学家的交际》和《昆明城里的人类学家》）。

后来，马林诺夫斯基与法国哲学家克列维·斯特劳斯并称为结构功能主义之父。他二人都受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的影响深远，列维曾说早年阅读莫斯的《礼物》时“心潮澎湃，脑路大开。”莫斯是涂尔干的继承人，他的思想对拉德克利夫·布朗、雷德菲尔德等人类学家影响较深。雷德菲尔德后来提出来“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这一理论对考古学也产生了影响（可见《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神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一文）。当然，列维对张光直也产生重要影响。

在法国，“人类学”一词取代“民族学”，正是由列维促成的。20岁那年，列维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他遇到日后成为自己表妹夫的保罗·尼赞，从他那里第一次得知人类学调查是什么。尼赞和萨特、阿隆等人关系密切，被称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24：出类拔萃的一届”。

他们一同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留下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