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探索全球经济资源配置新路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指出了中国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之路。中国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人均自然资源匮乏、外贸增长率下滑、对外投资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合作共赢、创造和谐世界等方面形成与霸权主义不同的国际经济新规则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难题中资本输出国的悖论循环，使中国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闯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路径。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诠释解读，笔者从“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道”角度谈点粗浅之见。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对一国或地区而言，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既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对全球经济走势和发展的影响力，也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利用全球资源来优化本国或本地区资源配置的能力，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难看出，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是开放型经济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发展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一个现代范畴，但受自然资源禀赋有限性（甚至稀缺）的约束，以占有并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活动早已展开。600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展示了，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西方模式有着如下特点：
▲俄罗斯圣彼得堡游行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来源：澎湃新闻）
第一，以军事暴力手段为重要机制。600多年历程中大部分“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发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但是以军事暴力机制为支撑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状况难以持久，并非最佳选择。
第二，以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为重要机制。二战后，在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独立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转而选择了通过控制或垄断国际市场的机制来扩展它们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即以低廉价格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获取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同时，以高昂价格向这些国家或地区输出工业品或高端产品，由此，获得巨量超额利润，盘剥发展中国家。与军事暴力机制相比，这种价格方式较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运作成本较低且收益颇丰。
第三，以资本输出为重要机制。在通过股权、专利和合作等方式控制了被投资国家的重要工业和科技产业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利用这些机制，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社会发展乃至政治倾向受到它们意图的影响和控制。在这些投资过程中，西方国家不仅通过与国际贸易上的优势相结合，获得了在其本国难以得到的高额利润，而且通过附加一系列非经济要求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获得了仅以国际贸易方式所得不到的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方面的特殊权利和地位。
第四，以金融市场运作为重要机制。在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运作中，西方国家既可以通过影响国际汇价走势来影响他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也可以通过影响各种金融产品的国际价格来影响他国或地区金融市场走势和金融政策选择，还可以通过国际的公司并购、资产重组等路径展开股权投资和债权输出。
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达到58786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54742亿美元，进入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第二位；2014年，中国的名义GDP总量达到636463亿元，按当期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折算，越过10万亿美元大关。但要保障经济增长率在中高位区间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还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注：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世界粮食与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人口署（2010）
第一，人均自然资源匮乏。
第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2015年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2244.47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7.2%。这既反映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致的全球经济疲软从而各国和地区需求增长乏力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反映了全球贸易和服务竞争加剧从而国际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的新挑战。
第三，国际投资严重不足。1995-2014的20年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快速增加。但近年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额在减少，而且资产增长率大致从在2位数区间运行降到2014年的0.56%，它标志着中国将告别外汇储备资产快速增长的历史。从外汇资产的使用角度看，反映了中国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并没有随着外汇资产流入的增加而相应地提高。且中国虽然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但海外投资数额与美国、日本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如果这种状况在发展中难以充分调整，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将受到严重挑战。
第四，破解特里芬难题缺乏有效机制。国际货币的币值稳定在客观上要求国际货币发行国处于长期贸易顺差，但长期贸易顺差则意味着该国货币难以流入国际市场，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这两个内在机理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形成了悖论。
在已有的国际收支表范围内和已有的国际经济活动范畴内，要破解特里芬难题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特里芬难题挑战有没有破解之道？“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破解这些难题方面有着超出已有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效应。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越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越提高，对基础设施状况的要求也就越高。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有着投资大、工期长和经济收益低等特点，在财政资金吃紧的条件下，要持续性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件困难之举，因此，亚洲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既苦于基础设施落后、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苦于缺乏足够的建设资金来推进基础设施完善，还苦于由此引致的经济社会生活（甚至政局）不稳定。在此条件下，它们有着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满足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这些内在要求，因此，容易得到它们的积极响应和有效支持。
▲资料图（来源：互联网）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一带一路”在相关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展开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从海外进口和引入建设条件，由此，使得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了带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效能。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动产投资的功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提高的是公共服务能力，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能力。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既具有经济建设的性质又具有民生工程建设的性质，它在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它们的社会福祉水平，增强了它们的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的能力，因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际经济中一般的货物贸易。
与前些年中国企业单兵出海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走出去”战略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一带一路”以众多企业抱团出海为架构，又借助多边机制，能够在这些方面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群体效应。第二，“一带一路”在抱团出海的背景下，可以形成抱团取暖效应，不仅有利于相互形成外部经济以促进内部经济效率提高，而且在互联互通机制的推进下，有利于相互协调相互推进市场开拓。第三，“一带一路”通过多边机制，使被投资国自身纳入了投资者范畴之内，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向沿线各国和地区的延伸，这种利益共同体也将扩展到他国和地区，形成长久的合作共赢前景。
与传统资本输出中的金融运作相比，“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的金融支持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制，能够同时为众多“走出去”的实体企业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综合金融服务，从而，使得实体企业得到的金融支持更加及时充分。第二，“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面对抱团出海的众多实体企业，不仅可以形成“线式”格局，而且可以形成“面式”格局，使各家实体企业连成一片；不仅服务于中资企业，而且可以服务于外商企业，由此，容易形成片状立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格局，有效支持各家相关企业的总体金融服务态势。第三，“一带一路”的金融机制是一个创新过程，根据实体企业的发展要求，创新金融产品、金融机制和金融项目是其中应有的内容，由此，在服务于众多实体企业过程中金融服务创新也将持续展开，使得实体企业的各种特殊要求能够得到尽可能地满足（这同时也是创新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的过程）。
上述各项特点，决定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有利于打破中国进入国际贸易、国际服务和国际投资等市场的壁垒，在合作共赢、创造和谐世界等方面形成与霸权主义不同的国际经济新规则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难题中资本输出国的悖论循环，使中国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闯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路径。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王国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监制/李雨思 编辑/张广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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