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丨大变局下的全球焦虑，中国怎么看？怎么办？
专家：王文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所谓的“前所未有”，实际上有一个时间段的概念，共有五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明领先的角度看，500年前西方开始领先全球，500年后的现在，东方开始领先；
第二个时间点是“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技术动能的角度看，400年前人类掀起了工业化革命，经历了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变到400年后的今天的智能化阶段；
第三个时间点是“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300年前所谓的democracy民主政治体制出现，到300年后的现在，出现了类似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
第四时间点是“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目前200年前出现的基于西方经验的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和思想范式，已经逐渐走向了末端，已经越来越不能解释新兴世界的发展和全球目前出现的很多黑天鹅、灰犀牛现象，它的准确性和适用性频繁受到了质疑，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的贡献；
第五个时间点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100年前大西洋体系出现，到现在出现了洲际式的转移和主体性的分散，全世界逐渐进入到了一个多极化、多点化、多边化的趋势。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代表着目前中国决策层对于当今形势的一次宏大、宏伟的战略判断，也是中国对当今世界未来和中国发展的清晰认识。
目前全球都处在十字路口，每个国家都有焦虑、困惑，中国当然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困惑。
从国内的角度来讲，整个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的力量犹如机器猫的口袋，一方面为社会民生提供数之不尽的便捷，另外一方面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社会运行出现前所未有的“即时化效应”，中国一直是以稳定性为文明特征的国家，如何治理此类问题便成为一项考验。
所以国内治理的最大困惑，就是如何强化社会的韧性，去迎接现代化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包括如何应对巨大的贫富悬殊，如何去治理目前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如何规避发展主义的陷阱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我们所面临的困惑。
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西方出现了第一次的全面颓势，中国面临的不只是单独国家的崛起，而是非西方的集体政治大觉醒和集体的崛起，目前中国崛起面临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大国兴衰的局面。
中国需要克服的，不只是要避免与美国纠缠的“修昔底德陷阱”，更需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国际行为体，包括传统的大国、新型的大国，还有全球的强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等，这样的所谓的分权和同质化的竞争。实际上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开创了500年来大国崛起的新模式。
所以中国治理中要不停地学习，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的大国”，不只是对国际变局、新动向的追踪与把握，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治理出现的新问题的改革和克服，这实际上是“干中学”的精神，也是一种“新长征路”的精神，是面临困局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戒骄戒躁，另外一方面要保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改革精神。
18世纪以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的人口只有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
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相当于中国目前一个“市”的崛起；
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崛起，人口是亿级，相当于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
而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是十亿吨量级的，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它的影响力是原子弹和炸弹的区别，更重要的，它治理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十亿吨量级崛起产生的经济效应、军事能量以及政策影响力，会带来全球对中国的一些恐慌、恐惧，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而不至于重复过去五百年“国强必霸”的道路，这也是国际上出现的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一个前提下，一方面，国际对中国的所谓崩溃、威胁，种种揣测，都会继续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信心，因为我们在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边听，一边更加自信地走。
大变局下风险、危机和机遇并存，它代表的是在文明、技术、制度、知识和权力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新旧力量加剧博弈，不同事物之间也在加速地更替，非线性的变量增加、不确定性的概率提升，这都是对中国治理构成的重大挑战。
所谓变局，有时候带来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它有三大特征，一方面，变局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变数，有的时候你认为是一场巨大变局，说不定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又变回去了，变成了过去的旧局。
比如，“一战”以后大家都认为永久和平到来了，不会再有战争了，结果过了不到20年又发生了危机，又发生了伤亡更为惨重的“二战”，从这个角度来讲，变局越大，不确定变数也越大，中国需要更加警惕，更加去琢磨。
第二个方面，变局未必会带来定局，变局往往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进行时的一种状态，很有可能会逆转，有可能会加速。
比如，今年是“历史终结论”提出30周年，30年前西方被悲观论笼罩，认为社会主义的一套肯定会灭绝的，资本主义模式就是社会发展的终点，没想到现在回过头去看，没有人再相信那个“华盛顿共识”，“历史终结论”基本宣告破产，也恰恰印证了变局时刻隐藏着不可测的风险，稍纵即逝，也有一些机遇在，这个时候要努力把它抓住。
第三个方面，就是变局或短或长，有时候可能非常快就过去，有时候可能需要很漫长的一个过渡，有的时候是春天，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漫长的冬天，有的时候看似春天马上到来了，有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倒春寒，所以，中国要有更加强大的政策毅力、战略耐心和理念的敏感，要保持头脑清醒和避免盲目乐观。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摘录自人大重阳公众号刊发的采访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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