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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徐杨 编辑｜燕青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8月6日晚11点，TFboys“十年之约演唱会”刚刚结束，应援灯牌闪烁的红色、蓝色、绿色还未从夜空中褪去。西安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内，涌出了大批系着各色应援丝带、手持标语和灯牌的粉丝们。
22岁的大二学生米福是人潮中的一员，她称自己“爱了十年”，从小学六年级到现在，这三个偶像承载着她整个青春的喜怒哀乐。“我想给自己的青春画一个句号。”她说，无论如何，都要亲眼去看一次“十年之约”。为了演唱会，她特地化了一种在眼睛周围贴着水钻的橙色妆容，“橙色是我们‘团粉’的应援色”。经过三小时的尖叫、呐喊和哭泣，她的妆容早已有些模糊。7月24日，这场备受瞩目的演唱会终于迎来了官宣。同天，门票在售票平台首轮开售。票价分成6个梯度，依次为580元、806元、980元、1280元、1680元、2013元。消息放出后，各大社交媒体上关于演唱会抢票话题热度暴增。据媒体报道，第一轮放票前，预约购票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实际门票数量仅3万3千张。一周后，主办方再一次放票，数量更少，只有4000张。也就是说，每150个人里，只有1人能抢到票。数据给人的直观感受是，演唱会门票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这不仅仅是TFboys一场演唱会的情形，更是2023年以来，线下演出市场呈现出的普遍热度。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监测分析，2023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超过了19万场，与去年同比增长400.86%；观众人数突破6200万人次，与去年同比增长超过10倍。“抢”成了今年演出市场的关键字，热度进一步推高了票价。甚至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刚刚结束的TFboys演唱会里，座位前五排的门票已经被“黄牛”标价至20～50万一张。业内人士称这种现象为“报复性火爆”。凤凰网走访了数位抢票的粉丝、加价售票的黄牛，全链条还原线下演出市场中价格层层膨胀的过程。米福的票，是从社交平台上“收”来的。虽然票面价格为580元，她实际支出价格高出了近1500元，为2023元。倒计时截至演唱会前一天下午四点多，票才从近千公里外的石家庄快递到米福手里。和票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用于演唱会当天验票的身份证。这次演唱会实行“强实名制”。即验票时对入场观演人的人脸、证件、座位及纸质门票的信息进行比对，一致后方可入场。米福向卖方承诺，会保管好这张身份证，演唱会结束后立即寄还，并支付了300元押金。事实上，卖家也是TFboys的粉丝，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去现场。共同的“粉籍”，构成了她们信任对方的前提。彼时，第一轮放票前，官宣微博转发已经超过100万次。米福预判“开票即秒空”的情况必然发生，觉得自己抢到票的几率实在太小。“专业代抢”，是指黄牛提供的一种抢票服务，先招募成百上千个“代抢”，再把有抢票需求客户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发到“代抢”群里。代抢各凭本事抢票，有的人用机器程序、有的人靠“拼手速”。但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只要有人抢到票，组织者就按照约定付给“代抢”佣金，佣金多少，视座位区域、抢票难度而定，由消费者承担。通常来说，为了确保抢票的高成功率，米福会倾向于选择朋友推荐的或者成功抢到过票的黄牛，或者淘宝上信誉度高、好评多的代抢。面临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是必然的——米福听说，“有的黄牛会把客户信息交给50个团队”。“但我没得选，市场火热到这种程度，人力根本抢不过机器。”她说。在抢票过程中，价格随时可能上涨，米福这样的“散户”是被动的。第一次询价时，黄牛向她报出了看台区域的抢票佣金，2000元，成功率显示为80～90%，抢票失败全额退款。在她和朋友们比较哪家“代抢”靠谱的过程中，同区域抢票佣金在40分钟内涨到了2200元，成功率显示为95%。又过了半小时，2200元佣金上涨至2500元。与此同时，“内场最好位置”的代抢佣金也从4300元飙升至5000元。黄牛告诉米福，价格涨得这么快，是因为“粉丝抬价”。或许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代抢”还曾给米福发来截图，一条在代抢群内发布的信息：“内场（价格）2013元票面，佣金50w。”眼看佣金水涨船高，米福急匆匆下了单。她选的是2200元佣金的看台区域，加上806元票价，总价在3000元左右。这个价格刚好落在了自己的预算内——3000～5000元。这笔钱，是靠寒暑假实习、兼职一点点攒的，她在成都一家公司实习，早九晚六，一天150元工资。然而，即便付出几倍的佣金，票还是没有抢到。亲历了一次“抢票大战”，米福发现，难度比她想象的还要大。她开始寝食难安，连做梦都是抢票的场景。根据某售票平台，截至7月31日12:00，平台根据退票规则共处理退票4567张，全部进行二次销售。这是米福的第二次机会。为了提高成功几率，米福除了继续找“代抢”，还发动了周围十多个朋友一起抢。在和朋友的聊天群里，她一连发了好几个哭泣的表情，并且表示，无论抢到哪个区域的票都要，“求求了，没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了抢到票，米福和朋友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比如，她们听说用iPad抢票要比手机快半秒、把iPhone手机壳去掉抢票会更快。在购票平台上填好姓名、地址、身份证号，提前预选好价位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动作，是测网速。为此，米福专门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测网速的软件。那天，开票前半小时，她正坐地铁回家。她在中途选择一个站下了车，11点52分，坐在进站口测了一下网速，91.49mb，还可以。11点53分，朋友已经守在路由器旁边，网速达到了217.61mb。米福点开抢票页面，手开始不自觉地抖。尽管准备周全，但中午刚到12点，短短几秒时间里，“抢票”按钮迅速变灰。米福在微信上问了一圈，她找的代抢和朋友们，没有一个人抢到。那一刻，她彻底泄了气。就在她准备把提前订好的民宿和火车票退掉时，朋友给她出了个主意，或许能在社交平台上尝试“收”一张加价卖出的票。有出票人说自己的亲戚在某购票平台工作，只需要提供个人信息，就可以帮忙“录票”，录入后收票人手机上会收到一个自称来自购票平台的短信后，点开链接付款后，没等拿到票，出票人已消失不见。一些提供“录票”服务者称，这种方式不用担心实名制购票后，实际观看人和购票者人脸不匹配的风险，因而价格也更高，一般在五位数以上。尽管某购票平台声明，这次演唱会“没有网传其他入场方式”、“没有邀请函”，但许多粉丝仍然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米福长期追星，看过很多次演唱会，据她的经验，主办方给赞助商、媒体等赠票或邀请函的情况很普遍。之前一次巡演，她没有抢到票。一个好朋友的亲戚正好在主办方公司工作，有媒体邀请函名额。对方帮助米福录了个人信息，让她顺利看上了演唱会。还有出票人自称有“赞助商赠票”，定价为2023元的票，溢价到5000元。“太便宜了！一听这个价格，我就觉得不太对劲。而且对方要求先转1000元定金。”她拒绝了。收票那段日子，她心力交瘁，每天在社交平台大量地留言、评论、私信，社交平台“打招呼”的次数根本不够用。为了表现收票的诚意、从无数求票信息中“脱颖而出”，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黄牛”，她总是强调自己“十年老粉”的身份。她一边实习，一边挤出碎片时间浏览各种出票信息，每天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8月4日，距离演唱会只剩两天，米福突然发现，官方要启动第三次开票。这一次是开票前半小时才通知的，米福迅速联系了两个“代抢”，一个佣金报价2000元，另一个最终报价3500元，她都转了账，“找两个代抢，抢到的几率更大一点。”这次票数更少，售票平台显示，只有648张。米福仍然一无所获。正当米福因三次抢票失败、数次收票被“跑单”而沮丧时，突然有人通过社交平台主动联系她，说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参加演唱会，可以转票给她。对方是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女孩，也是TFboys的粉丝。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原价580元的票，加价到两千，加上邮费，正好是2023元。比起代抢，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米福跟对方商量，把实体身份证也一起寄过来，这样入场时更保险。如果进不去，风险自担。验票进场当天，站在长长的队伍里，她默念着另一个人的身份证信息。幸好，最终验票只查证了票面信息和身份证是否一致，没有进行人脸识别，她顺利进场。同行的一个朋友却没那么幸运，对方直到最后也没能“收”到一张票，在场馆外站了整晚。场馆外还有更多没能抢到票的粉丝，她们密密层层，填满了西安奥体中心的广场。“大家很安静，哭都不敢大声哭。如果有人一吵，里面的声音就听不见了。”凤凰网多方了解，当下的演出市场已经衍生出两种不同的“黄牛”：一种是手动或使用机器程序抢票、囤票，加价转卖给消费者；另一种自称“票务公司”的员工，能从主办方渠道直接拿票，再溢价转卖。“假如一场演唱会有5万个座位，官方放票，就是5万人去抢一千张票。”自称“票务公司员工”的宋光说，每场演唱会通过正规渠道能买到的票，不到总票数的10%。剩下的票，都流向了各种各样的“黄牛”。宋光说，除了这场演唱会，公司还能通过活动主办方拿到全国各地的演唱会、音乐节门票，以及环球影城、迪士尼等门票等，再通过他们分销。“主办方卖票时也会有一定溢价。我们一次不是要一张两张，我们要好几百张。”宋光常跑演唱会现场，据他了解，今年演唱会门票溢价是普遍现象。以七月底北京某场演唱会为例，各区域价格涨幅在1.5倍左右。比如，原价980元的绿色看台区域票，售价1450元左右。1380元的黄色看台区域票，售价2100元左右。红色区域属于VIP区域，原价1680元的票，售价2800元左右。“更便宜的座位没有，我们基本不做便宜的座位，没利润。”他说。对于一些“强实名制”演唱会——即现场刷身份证、刷脸过安检，必须与购票信息一致，“黄牛”们也有办法：客户提供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给“代抢”，由“代抢”使用机器程序在网站上帮忙抢票。比如西安TFBOYS十周年演唱会，部分票面价格不到一千元的门票，代抢价格甚至炒到了4万多元。宋光说，做票务最重要的是有客户基础。最早，他在上海迪士尼当导游“陪玩”，花三个多月，积累了一定客户。他现在有几十个“固定客户”，都是有看演唱会、音乐节习惯的人群。“一场演唱会，两个人我挣三百块钱左右。现在黄牛跑一场演唱会，每组客户都挣个千八百。”宋光告诉凤凰网，今年27岁的他全职做“黄牛”已经两年多了，公司不交五险一金，他主要靠拿提成，每个月收入能够超过两万元。公司现在有数十名员工，这样的业绩算是“中等水平”。“我们也会押宝，比如薛之谦的北京演唱会，我们觉得看他的人比较多，能挣钱，我们就会去压票，抢几千张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倒卖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最高可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一千元以下罚款。为了避免风险，宋光从来不携带纸质票在身上。只有在消费者当场付钱后，他们才会打电话给“上级”拿票，等“上级”把票闪送到场馆外，现场交付。某歌手后援会会长韩萌萌有16年“追星史”。她告诉凤凰网，主办方或售票平台“留票”，已经是圈内众所周知的操作。“比起一张一张卖散票，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更快把票卖完。”她曾直接和一些主办方公司、售票平台工作人员对接，几乎每次演唱会前，他们都会主动联系后援会，询问后援会：“你们包票吗？”在签售之前，工作人员也会在评估后援会能“包”多少票之后，再决定是否开签售会。韩萌萌组织过两三次“团票”。在“团票”之前，她会先在后援会内收集想买票的歌迷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等，整理出一张表格，给到主办方或售票平台。之后，她会组织收款，并将所有款项转入主办方或售票平台提供的银行账户。短则两三天，长则一周左右，歌迷们会在售票平台的“电子票夹”中收到自己的票，这通常早于官方开票时间。“主办方一般会给到我总票数的30～35%，基本上是300～400张，多的时候团过超过700张。”韩萌萌说，预留给后援会的这部分票，不会再放到官方市场上售卖。根据演出的热门程度，主办方或售票平台给后援会的票也存在溢价。韩萌萌“粉”的歌手名气不算太大，门票最贵的档位接近500元，最便宜的200元左右，溢价通常在100～150元之间。“像周杰伦、五月天这样的级别，票价通常能翻倍。”她说。韩萌萌自己也常找“黄牛”买票看演唱会，她了解到，“黄牛”之间有很多微信群，称为“牛圈”。如果“黄牛”手中没有票，就会告诉她：“我去牛圈给你问一圈。”“牛圈”里既有手握资源的“一代牛”，可以直接和主办方、售票平台对接拿票，也有二代、三代“散牛”，他们把“一代牛”手中的票大量收来，再加价倒卖。七月底，凤凰网以“做代理”的名义找到票务代理卜杰。在缴纳68元“代理费”后，卜杰分享了一些“培训课程”，传授卖票秘笈。其中包括票务常见问题整理问答库、票务基础知识、前期朋友圈铺垫、独家引流方法等。“票务基础知识”中提到，“票务就是有各类演唱会音乐节门票、艺人代言品牌发布会、综艺节目录制、剧组探班群演以及各艺人的亲签签名照、官方周边、艺人合影等资源。”同时还提到，签名照和门票名额的来源是“通过活动主办方、节目组、剧组、导演组等拿到的”，还有媒体、赞助商等。除了门票，“黄牛”兜售的还有“名额”。所谓名额，包括媒体名额、正规名额、入场名额等。文件中标明“以上渠道均属于正规渠道，同时属于商业机密，具体渠道不对外透露。”卜杰说，代理所负责的就是吸引客户，最终目的是把票卖出去，卖价可以自行定价，中间的差价就是代理的利润。“我给你们的价格是主办方直发价格，主办方也需要挣钱，所以价格比原价高一些。”为此，代理要在不同社交平台上引流，“教程”中详细举例了在QQ音乐社区、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引流”办法。张晴曾在大学时短暂做过几个月演唱会“票务代理”——也就是黄牛。2019年，因为一次失败的抢票经历，她通过同学推荐，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票务代理”，加价买票成功看上了演唱会。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票务代理”这个行业。她的主要工作是在朋友圈、QQ空间和各种社交平台“拉好友”，扩大客户群。她的“上级”会时不时给她发一些票务信息，包含歌手信息、演出日期、数量、区域、座位、原价、代理价等等。所谓“代理价”，就是张晴从“上级”那里拿票的成本价。张晴不用自己垫钱囤票，只需要在接受客户订单后找“上级”拿票，再转手卖出，卖出价可自行决定。她甚至不用接触实体票，在向“上级”转账后，“上级”就会帮忙安排发货。通常而言，她会在成本价的基础上上涨50～100元，作为自己的利润。张晴记得，在当“票务代理”期间，2019年青岛凤凰音乐节之际，“上级”承诺给张晴低于票面100元左右的代理价。张晴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稍稍提高了一些，卖出了很多票。然而，音乐节日期临近，“上级”却发不出票来。她不断询问“上级”：“你心里有底吗？”多次询问下，“上级”不小心跟张晴透了底，说自己还没有从市场上把票收过来。结果临到开场前，没有收到票的她，只能将钱全款退还给客户。事后，张晴分析，疫情前那几年，很多音乐节、演唱会开票价格很高，但越临近开场，价格会越低，“当时‘上级’可能抱着这样的念头，先通过我们这些下线，在网上以一个略低于原价低价格预售出门票，但不早早收票，赶在开场之前去收，就能以更低的价格收到票，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没想到那场音乐节门票价格意外起飞，涨到比票面还高的价格。“上级”的经验失灵了。“上级”的解决方案是“跑单”——把钱退还给客户，告诉他们：没票了。据她了解，所有演出票源头均来自主办方，主办方会根据演出的火热程度，在购票平台上公开放出如20%、30%、40%比例不等的票，剩下的票流入“黄牛”市场。而在“黄牛”市场中，最顶层的是手握资源、能直接和主办方接洽的“大佬”，或是一些具备营业执照的票务公司，接下来就是层层代理。代理们不仅赚门票差价，也通过“招代理”拉下线，收取代理费。作为一个基层代理，张晴只能和自己的“上级”单线联络，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上级”。“有点像传销，”张晴说，“你很难去鉴别自己处于利益链的第几层。”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贾拥民向凤凰网表示，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黄牛加价售票涉嫌违法，消费者从黄牛手中买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另一方面，黄牛售票是常见的市场行为，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供不应求，还是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黄牛都可以有发现价格、发现市场的功能，因此是可以带来效率的改进的。”贾拥民指出，“代抢”曾经常见于火车票实名制后抢车票的过程，而主办方放票给黄牛加价售卖实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定价策略。“主办方让黄牛帮助他们到市场中发现愿意买高价票的那些消费者，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价格歧视策略’。”简单来说，这种策略指的是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同一种商品。在垄断市场条件下，完全价格歧视可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实际成交价格比票面价格更接近于真实的市场价格，尤其是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贾拥民解释，真实价格可以理解为“消费者愿意承担的最高价格”，把个人的主观喜好用货币去换算、衡量本身就很难实现，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理价位，因此主办方并不能够提前确定真实价格，没有能力定出足够细分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让黄牛介入，反而是能够将真实价格显现出来的过程。关于黄牛的争议，北大国家发展院教授薛兆丰也做过相应的探讨。他曾以代买火车票举例，表示黄牛党的出现是因为火车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通过排队这一行为竞争获得。而为了节省自己宝贵的时间，人们会请一些时间成本更低的人去排队，黄牛这一角色因此诞生——“黄牛党是替社会节省无谓的损失做了贡献的”，薛兆丰认为。但这样的策略同样是双刃剑，除了帮助收获利润之外，主办方或将承担两种风险，一是证据确凿情况下的法律风险，二是恐遭粉丝唾弃的名誉风险。贾拥民表示，第二种风险面临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买卖如果在消费者知情、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进行，某种程度上说，消费者、主办方和黄牛三个方面都是有收益的。但如果承认是市场行为，需要依照市场规则行事，那么这种交易方式怎样能够受到保护？实际上目前没看见明确的条款。”2023年三季度过半，线下演出市场仍然热度不减。TFboys走过西安后，留下门票收入3576万元，直接带动4.16亿元的旅游收入的经济数据。票圈粉丝们谈论着票价高企的不可思议，也争抢着享受复苏带来的精神慰藉。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巨星的演出和由狂热粉丝催生的天价票抢夺大战，仍将在中国轮番上演。*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米福、宋光、韩萌萌、卜杰、张晴为化名
*孙一杰、刘禹铄对本文亦有贡献凤凰网原创栏目持续招募优秀作者，千字5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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