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的包围中，不要熄灭真善美的光
——叶敬忠院长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2023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祝贺大家毕业！不知这些年你们的学习是否顺利、生活是否愉快，但能毕业就好！前几天，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朋友圈里说，一到毕业季，大学的毕业讲演就开始了：有的循循善诱，有的春风化雨，但经常是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叮嘱给毕业生。我深以为然。但又能怎样？虽然未能做到，但至少没有熄灭眼里的光，因为学生正是老师眼里的光。本以为今年不会再作为院长做毕业致辞，也曾感到一丝解脱。因为我的讲话无非是基于当下的时代，向同学们做些叮嘱，而面对时代并与之较真，常常需要有扛着痛苦的勇气。作为中国人，我们为国家保持长期的稳定发展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每天醒来都恍若隔世。战争灾难、凶残杀害、欺辱霸凌、网络暴力……知名学者煽动鼓噪狭隘民族主义，主流媒体情有独钟娱乐花边新闻，公共部门系统编造虚假统计数据……，等等，等等！我从来没想到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里还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一百七十五年前，马克思曾感慨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今天，我们需要再次用冷静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处境，需要再次面对一百零五年前梁漱溟之父梁济因迷茫未来而投湖殉清的生死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从世界范围来看，我每每感到“三观”被打破，底线被击穿，想象力严重赤字。我对“明天会更好”极其怀疑，对“文明的进程”极度不确定。我们时常忙碌在各种无可奈何的工作中，除了满心疲惫外，常常感受不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一位同事曾说，以前一般到周五才会感到疲累，而现在到周三就开始倦乏，且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同学们，这或许就是你们即将穿行的世间。请不要怪我在毕业之际不去对未来做一番令人亢奋的憧憬，其实你们也不缺少这个。在此时代，我想叮嘱大家“保持底线”，因为人类行为正在不断击穿底线；我想叮嘱大家“回归常识”，因为人类行动常常违背常识；我想叮嘱大家“真实做人”，因为人类交往每每是合作表演；我想叮嘱大家“高雅做事”，因为人类活动往往是江湖共谋；我想叮嘱大家“把人当人”，因为人类发展已经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看作一个个数字；我想叮嘱大家“记住创伤”，因为人类会在亢奋中轻易忘却曾经经历的苦难。但是，我今天更想叮嘱大家：“在权力的包围中保持清醒！”同学们，在你们离开校园进入社会之后，你们将立刻感受到权力的无处不在，甚至无所不能。无论你们是单位领导还是普通员工，只要工作岗位与人相关，就拥有了某种权力；无论你们从事什么工作，哪怕是灵活就业，甚或不从事任何工作，只要与公共部门或他人打交道，就必然要面对各种权力。因此，你们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身处权力的包围之中。我很担心，你们会在权力的包围中“入乡随俗”，渐渐地迷恋上权力，迷失了自我，迷茫了人生。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让人迷恋上瘾，从而变得“精致”圆滑。多年前，有一位大学生返乡，由于其母是地方领导，因此自他下火车开始，便有各种妥帖的安排，从食宿到出行，无微不至，其间还伴随着各种赞许和捧场。那时我的第一感受并不是排斥，而是觉得，或许每个人都有可能对如此周密的安排上瘾，也都会迷恋上这种无处不在的优越感。还有一次，某著名高校的一位教授曾兴奋地言说他到地方调研，该地领导亲自接待，其一腔一势无不流露出对这种优越感的无比陶醉。正因如此，有些人在不经意间开始迎合权力，追逐权力。在权力面前，他们惯用一套左右逢源、精致圆顺的“话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乍听起来，会觉得别人怎么“那么懂事、那么会说话”，但仔细一想，总感觉不那么真实，不像是其本真的话语。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支配力，可以让人变得傲慢任性，从而迷失自我。权力系统的一个动作就可以让收割机在高速公路上排起长队，将绿水青山开垦成梯田泥石流，将昨日的“退耕还林”变为今日的“退林还耕”。权力总是被摆在显位并被推至高位。久而久之，一些人习惯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某地举办学术会议时，年过花甲的老教授在烈日下排好站位，等候年轻的领导前来合影，一等就是近20分钟。更为严重的是，权力还可能制造出无所不能的幻象，因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变码”、“指鼠为鸭”。正因如此，有些人开始迷失自我，将拥有权力视作代表真理——即便是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也常常被合理化、合法化、操作化。他们很难了解或感知权力可能给无数的普通人带去无奈感、无力感、无助感，以及由此产生不安感、挫折感、疏离感。权力确实有着巨大的规训力，可以让人变得机械刻板，从而麻木迷茫。职场培训常常要求学生要学会“服从”，这虽然听起来刺耳，但不得不承认已经成为实践中的惯常做法。一位学生在南方某污染治理部门工作，每天制造海量的数据报表，唯一要求就是确保数据达标；一位学生在西部某督查部门工作，每天按照上级要求上报百分之百的村民扫码率，但很多村庄的村民甚至都没听说过扫码这件事；一位学生在东部某地负责食品安全督导工作，每次也只是在乡村超市前停留半分钟拍照，有了照片便是“尽职免责”。一些学生刚入职时强烈抱怨形式主义，但一个月之后，他们自己都承认慢慢习惯了形式主义。正因如此，就如鱼儿每天在水里游来游去却不知水为何物一样，当人们形成无意识的惯性后，便陷入不断加速的循环之中，无限地忙碌着，眼里只有制造出来的文件、数据、痕迹，而没有其背后活生生的人。他们每天都在重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戏称的没有意义、不必要、甚至有害的“狗屁工作”，同时还要熬夜加班、假装热爱。同学们，在权力的诱惑、支配和规训之下，其实每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权力的吸引力而变得“精致”圆滑，不要因为权力的支配力而变得傲慢任性，也不要因为权力的规训力而变得麻木迷茫。因为，你们永远都是老师眼里的那束光。在我看来，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真实、干净。大家从小学开始就学习要求真、求善、求美。在过去的毕业讲话中，我说要“在复杂的社会里守住纯真”，就是希望你们做事时求真；我说要“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就是希望你们待人时求善；我说要“在理性的路上记住感性”，就是希望你们在对待世界、社会、自然和生活时求美。同学们，权力从本质上并无好坏之分，但权力的实践既可能带来说谎造假、使坏行恶、比丑摆烂，也可能实现诚信真实、积福行善、审美向上。面对权力的包围，人们或许会因为眼中只有权力而忘掉人民，会因为权力无所不能而忘掉真理，会因为机械执行权力而忘掉背后的人和工作的意义。这样下去，尽管可以获得一些荣誉，但却缺乏美德；也许可以享受一些快活，但却缺乏幸福；或许可以拥有一些权威，但却缺乏尊重。这样的世界并不真实，这样的社会难言善良，这样的人生并不美丽。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面对权力的包围，我不能要求你们像一枚鸡蛋撞向坚硬的高墙，但希望你们能够保留装在脆弱外壳里那颗真善美的灵魂；希望你们不要熄灭灵魂深处那束真善美的光；希望你们保持向着真善美的那束光自由奔跑的勇气，即便摔了一跤，也可以面带微笑。你们的奔跑或许可以让更多人获得平等，让更多人享有自由，让更多人得到尊重。同学们，在去年的学院教代会上，我结合担任8年院长的经历，分享了学院治理的感悟。我说，学院权力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师生感觉不到权力的存在。中央要求，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国家最大的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我想，只要不熄灭真善美的这束光，不泄掉自由奔跑的勇气，不丧失人类解放的信心，或许某天，人类可以被权力包围而感觉不到权力的存在。我相信，那一定会是最优的权力、最美的世界、最好的社会。同学们，这些年来，你们或许受了些委屈。因为在有些人看来，人文与发展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无足轻重，小白楼和民主楼也没有那么宏伟高大。但是，我们把低矮的楼宇收拾得干净、亮堂、温馨，让每一位老师都感觉到放松、平静、和谐；我们让沉闷的课堂散发着思想、精神、价值，使每一位学生都感受到自由、平等、尊重。在你们即将离开学院之际，我希望你们，亲爱的同学们，能够带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向社会表明人文与发展学院的理想，那就是：不让虚假蒙蔽真实，不让邪恶取代善良，不让丑陋压制美好！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记住：
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项走向文明的壮举，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这是开启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
戴煌：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了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这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
作为一位中国历史上不可绕开的人物，本书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断面，生动再现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多渠道停售，而我们深知本书价值，多方争取，复活少量库存，售罄即止。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