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500万尾中华鲟放流长江，保护长江没这么简单

昨天是世界地球日，三峡集团在宜昌举行了自1984年以来的第62次中华鲟增殖放流长江活动。这次放流活动总共放了1万尾中华鲟子二代，其中几条还是2009年出生的。

这次放流活动声势浩大，“仪式感”十足。在有关媒体的报道里，三峡集团陶醉在自己保护长江的担当和情怀中，无法自拔。

1984年以来，三峡集团联合水利部组建的中华鲟研究所，不仅攻克了中华鲟的人工繁育难题，而且在36年间，共放流了500万尾中华鲟幼体。

中华鲟研究所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中华鲟的野外种群连年下降，已经极危，增殖放流是对野外种群的有效补充。

但有个数据一直是模糊的，这么多进入长江的中华鲟，有多少可以活下来？活下来的中华鲟又有多少可以回到大海健康生存？在海洋中长大的中华鲟可以返回长江产卵么？我们需要知道人工增殖是否真的有效增加了中华鲟的野外种群数量。

但要搞清楚以上问题，并不容易。

有关单位的调查资料记载：1981-1990年产卵洄游的中华鲟年平均为2079尾，1998年为680尾，1999年为601尾，2000年约343尾，2001年为257尾。

2014年北京青年报《消失中的野生中华鲟》采访了著名鱼类学家危起伟，他说目前挽救中华鲟种群的主要措施为增殖放流，但其效果究竟多大，人工繁殖对种群遗传有何影响，目前都未可知。危起伟认为，增殖放流补充资源从短期来讲是有效的，近年来包括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研究所陆续放流的中华鲟大于600万尾，但在长江口监测估算人工放流的鱼仅占资源总量的5%。增殖放流后回来产卵的，至今还未能监测到。

为了搞清楚人工增殖放流的效果，三峡集团也采取了多项举措。比如对放流的中华鲟进行标记（PIT标记、声呐标记、T型标记以及DNA标记。）建设了1800km的声呐监测系统。但相关研究数据和监测数据并未对外公开。

眼下，无论是三峡公司对舆论的引导还是对外宣传，都将中华鲟的增殖放流与长江生态保护画上了等号，伟大光荣正确。

三峡集团在长江上游还拥有四座在建或者已经运营的世界级水电站，这四座水电站对长江上游的珍稀鱼类带来巨大影响。但人家还是通过对10多种珍稀鱼类的增殖放流，成功从一个生态破坏者的角色，转变为长江的守护者。

提到中华鲟濒危，不得不提葛洲坝。葛洲坝建设之前，中华鲟可以抵达金沙江产卵，长江上800km可供中华鲟产卵的江段，产卵场有十几个。葛洲坝建设后，适合中华鲟产卵的江段只有7km，产卵场仅剩2个，面积仅有0.4平方公里。

很明显，水电站建设是导致洄游鱼类中华鲟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三峡集团对此只字不提。

保护中华鲟在长江里的栖息地和产卵场，这才是对长江的保护。承认水电站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也可以算是保护的开始。但我们现在一边大张旗鼓的搞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另一边通过建设更多的水电站，在抹杀了更多濒危鱼类的家园后，然后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来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真的是太可笑了。

退一步说，三峡集团的增殖放流顶多算尽了应尽的责任，是对自身罪恶的弥补。跟践行长江大保护，促进长江生态修复没有多大关系。

对长江的水生生态保护来说，人工增殖放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把人工增殖放流当做解决水电站带来生物多样性锐减问题的标准答案，无疑是极度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