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摩任公原意，返回撰述现场——中华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略述

编者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代表作，自1924年诞生至今，近百年畅销不衰，有数十个版本流传。2020年初，中华书局全新校订本一经上市，便收获众多好评。这一版本究竟“独特”在哪里？让郑凌峰来告诉你！

“经典古籍库”公众号本期发表郑凌峰《揣摩任公原意，返回撰述现场——中华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略述》一文，以飨读者。欢迎探讨与交流。

梁启超

“梁任公先生之学问文章，宜久为世人所共谂。”这是金兆梓先生在1943年为重刊梁任公著作六种事所撰缘起之开头，而这六种书的压卷之作，正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书为不世出之佳制，自不待言，近三十年来更是诸家踵事重刊，翻版不啻十百，然朱维铮校注本订讹补义在先，夏晓虹、陆胤新校本网罗讲义报刊诸本在后，论者咸称观止矣。向闻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有志另起炉灶，做一全面彻底的汇校本，书成付梓，而余有幸先睹，粗阅毕即喜出望外。因虑其版行仍俟时日，而读者翘首问讯者已多，故不揣拙识，略述其价值如下。

壹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影，中华书局出版，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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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版《学术史》校订本的最大优长，在于取得梁任公在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稿本（下称稿本，以与讲义铅排本区分，又按全书之前半另有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的讲义稿本及铅排本，不过仅有七讲，与“学术史”非逐章对应关系，详下文），此稿本内容虽非后来刊行的定本之面貌，然其价值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取此稿本与后续诸本相校，颇可推揣此书撰著时，任公覃思精微、采摭群书的过程。校订本将这些过程逐一反映在校记中，读者可据此寻绎任公撰述《学术史》的进程及其风采，略举数例。

第七讲“两畸儒”中提及王船山时，任公谓“他又从论理方面难虚无主义”一句，校记指出，更早在南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时所作讲义稿本实作“他又从论理方面诘虚无主义”，而南开讲义铅排本却将“诘”误作“诸”，清华讲义稿本此处先剪贴南开铅排本，又以墨笔改“诸”字为“难”字，而后续诸本因此全作“难”字，但大概因为手头并无“概略”讲义稿本，故任公将“诸”字改作“难”字，而非改为“诘”字。俞国林先生玩味其意，改作“诘”字，自然是其观点的体现（p.151）。

因任公先前在南开已有讲授“概略”的基础，是故后来在清华讲授“学术史”时，任公已先有基础准备，故多有剪贴旧有讲义本以省手工之举，而南开铅排本之误，稿本已有所修正。

然则南开讲义本既已多有手民之误，任公撰写稿本时又往往剪贴因袭，编校失误亦难一一订正，以致谬种流传，其中尤以第七讲述及朱舜水者为甚，如引用朱氏文集《答小宅生顺问》之“生”误作“朱”（p.158），又如引用文集《答奥村庸礼书》之“奥”误作“兴”等（p.160），俞国林先生便取南开讲义稿本，皆为订正。可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虽说此实为手民之累，非撰述之罪，不过亦可提醒来者，“复制粘贴”之时，亦当慎之又慎。

而在第八讲“清初史学之建设”及其后续诸讲较少受南开讲义铅排本影响，稍少错讹，然覃思之痕迹更为明显，如第八讲提及万斯同《明史稿》著作权公案时，有“记得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书明史稿》两篇，可参看”一句，稿本最初如此写，清华讲义铅排本也如此印，后续诸本皆有此二字，然任公却在稿本圈去“记得”二字，大约他得空翻书，得知所记不错，故圈去这两字（p.169）。

同在第八讲，任公述及全祖望生卒年时，稿本原书卒年“一七七五”，而于第二“七”字旁用淡墨书“五”字，盖任公撰著讲义时先凭印象写作“一七七五”，后加覆核拟订正作“一七五五”，而讲义铅排本排印时，任公似未作出订正，或手民未审其已有订误而仍沿原误，后续诸本皆未吸取这一订正，故舛误流传至今（p.172）。似此稿本正确而后出诸本多误者尚夥，容后文另叙。

又第十二讲“清初学海波澜馀录”提及十数位明末清初之学者，前两位排序是方密之与陈乾初，而后续排名，稿本原序是“三费燕峰，四唐铸万、胡石庄，五刘继庄，六毛西河，七潘用微”，而稿本于“七潘用微”下有小字注云“此项应改为第三，在陈乾初之后、费燕峰之前”，而讲义铅排本及后续诸本皆仍稿本调整前之次序，惟《合集》本据以调整，据此可以推想任公这一顺序调整当是在讲义本刊出以后所作，而当任公向《史地学报》寄送讲义铅排本时，应未及作此调整，故《史地学报》所载仍依稿本调整次序之前的面貌刊行（p.268及以下）。

又第十四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论及辑佚书时提到《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佚，现存报刊本、铅排本等列其部属作“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而稿本则仅列经部，然较刊本更详，作“经部易类一七种，书类一一种，诗类五种，礼类七种，春秋类一四种，孝经类一种，四书类二种，乐类三种，小学类二种，合计”（后留空），又列“著录”、“存目”两行，皆留空（p.431）。大抵任公本有意细加统计，然而任公撰稿时间匆猝，后三部子目又多，难免疏漏，因此决定只粗略统计四部各有几种列而举之吧。大约任公后来亦有意细加统计，惟时不待人，故未克蒇事。

钱谦益画像

又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论明史之述作时，曾言及钱谦益，各版铅印本皆作“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无成，可不复论”，稿本原亦作此，而后加一浮签“拟改：钱牧斋亦撰有《明史》二百五十卷，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不传，可不复论”云云，而仅见《东方杂志》连载本《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及《东方文库续编》单行本采用了任公的改写，大约任公在将稿本交付《东方杂志》刊印之前，偶见资料得悉钱牧斋确曾著完《明史》而其书终不传，故在投稿之前加此浮签以为订正，然后来印行单行本时反未加订正（p.450）。不知究系手民未察，或系先有印发讲义而使后来诸本沿误，俱未可知。

又第十六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稿本有眉批“凡稿中‘歷’字，皆当作‘曆’”（按此据p.1校记转引），按任公为前清举人，行文自不免胜朝避清帝讳之习气，例如全书“曆”皆作“歷”，避清高宗弘曆之讳，而第十六讲涉及曆算学，盖为避免歧义而特加此眉批，然稿本与诸铅排本皆未据此做全书统改，可谓略有小疵。

因任公“学术史”撰写讲稿、刊印讲义、登载报刊诸事，皆集中于一九二四年，而任公于其讲义本文亦随讲随印随改，前后多有史实之补充，观点之转变，难能推定何者为其“晚年定论”。

《饮冰室合集》书影，中华书局出版

夏晓虹、陆胤两位先生的“新校本”，则取已刊行讲义与报刊本之胜过民志书店本、《饮冰室合集》本的部分作底本抽换，这一“百衲本”思路固然是一种巧办法，但往往也在任公的前后修改及《合集》本的独有异文中有些纠结取舍，可谓“两姑之间难为妇”。

而今披览中华版校订本，其书校记多达一千五百五十馀条，多为据稿本订补《合集》本及其馀众本之讹误，可见任公原稿俱在，逐条皆能覆按，不仅能以此推量任公前后改稿刊行的大致时间，亦可揣摩任公撰述之微意。从“返回现场”的角度衡量这一校订本，可见其后出转精，洵当称定本之誉。

贰

而稿本不仅可以作任公撰述与讲授“学术史”过程中的种种细节，更可以为后出诸种铅排本与整理本订误。

朱维铮先生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校注引言中，论及梁任公清学史著述两种之疏失，有“以兄字为弟号，以子著为父书，以既死为方生”之论断，若以此说评价《清代学术概论》，大抵不错；而以此说评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已不免过苛，加之如今所见通行本《学术史》之舛误多为手民连累作者，实非撰述之罪。揆之稿本，可知朱先生评价实有其偏颇处。稿本文字多胜后续诸本，略举数例。

利玛窦画像

如第一讲“反动与先驱”论及治利玛窦、徐光启一派之学者，有“汪应熊、朱天经、杨廷钧”等辈，然此数人名皆误，自清华讲义铅排本一路错到《合集》本，而稿本作“王应熊、李天经、杨廷筠”，皆不误（p.14）。

又第二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提及“黄梨洲被悬购缉捕”一事，按稿本作“悬购名捕”，就是悬名购捕，具名悬赏缉拿之意，然则自清华讲义铅排本起，各本均作“悬购各捕”，遂致文义不通，《合集》本改作“缉捕”固然救了文义，但亦失了稿本之真（p.25）。

又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各版铅排本提及王念孙之父时，误其名为“王国安”，而稿本正作“王安国”，不误（p.188）。

又第十二讲“清初学海波澜馀录”，述及吕留良时必然绕不开《大义觉迷录》一书，然各版铅排本多误作《大义觉述录》，而稿本不误（p.296）。

而至“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铅排本内此类错误更是不胜枚举，而稿本自不误。兹举第十三讲一例，各版铅排本作“陈朴园有《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按此书出自陈寿祺，而非陈乔枞之书，此为以父著为子书之典型案例，然查考稿本及《东方杂志》本，此句正作“陈左海有《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其子朴园有《四家诗异文考》五卷”，并无淆乱父子兄弟之误，实为自单行本铅排本起皆沿手民之误的结果（p.313）。由此可见，朱维铮先生这条凌厉辛辣的评价，放在《学术史》一书，实是厚诬任公矣。

自清华讲义铅排本起，单是人名书名之鲁鱼帝虎，即数以十百计，其馀误字更不必提，俞国林先生据稿本一一核实改订，颇著劳绩，亦可见稿本之校勘价值实远出众本。

而订误以外，稿本更有相当数量的文字，不知何故（据所脱文字来看，当非任公有意删去，而是技术原因产生的脱漏）自讲义铅印本起即有脱误，并且累及后续诸本。俞国林先生据稿本拾补，计得一千六百馀字，其中多有关乎文理者。

这些脱漏文字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部分有两段，其一见于第二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最伟大者，是：一黄梨洲：他是王学的继承者、修正者。他又是史学的建设者——浙东学派由他开创。二顾亭林：他提倡“以经学代理学”。清代考证学，公认他为开山之祖。他对于各部分的文献学，都开出端绪。引起后人研究。三王船山：他最能为深沉之思，要建设自己一家的哲学。他又是一位历史批评家。四朱舜水：他是一位严格的道德实践家。但他有狠丰富的学识和技能。他是日本学术界最大的恩人，在本国却没有什么影响。

这段文字除了稿本外，仅见于《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刊载本（p.28），然则这段文字却十分重要，诸本脱漏大为不该。第二讲的内容主要是清代前期政治与学术关系问题，时间段正在明末至清初顺康时代，“这时期”云云一段正在此文述及顺治及康熙初年之时，正是明末遗老在学界起支配地位之际，而且该讲之末时间点到了康熙中期、遗老凋零而新朝学者渐起之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胡东樵一派之经学，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二、梅定九、王寅旭一派之历算学，承晚明利徐之绪，作科学先锋。三、陆桴亭、陆稼书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与汉学之间，折衷过渡。四、颜习斋、李刚主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更进一步。

此段文字诸本皆有，惟错讹较多，以上所引已据稿本订正（p.29），由此我们可见，任公是先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置于极高极崇的地位，此后再以阎若璩胡渭、梅文鼎王锡阐、陆世仪陆陇其、颜元李塨等展开论述清初学术潮流与思想演变。而《学术史》第五讲至第十一讲，正是分别讲这四位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及四支重要学术潮流代表者的，由是可见，上文所引各版铅排本脱漏的文字，实是展开全书结构的一大关节，稿本如此编排，其用意很明确。而铅排本的脱漏，反而使得全书结构的展开失去了重要的线索。

另一处重要的脱漏，也未必称得上是“脱漏”，为第十六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的最后一节“金石学”（p.594），本就是未完稿，稿本末注“廿八日稿。明日入京，暂停”，其后再未续成（p595），此处不过据稿本补充已完稿部分，略窥其大概而已。

叁

正如最后一节会旁注“廿八日稿。明日入京，暂停”一样，任公在稿本中，多有这类“报告进度”类型的旁注，且其中往往顺带讲述一些当日的个人活动，除为后来读者留下稽考其撰述过程的资料外，亦增添了许多兴味。尤其是在撰写“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这一“阵地战”的过程中间，任公留下的旁注也往往颇能给人现场感和紧张感。

俞国林先生于“校订说明”中即拈出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的“史学”一节之“（庚）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条文末批注：“廿三日，太戈尔北来，往车站接他。回来写这几行，忽然又做了《亡友夏穗卿》一篇。做成已两点钟，便睡觉去。明日入京，此稿暂阁。”（p.490）。撰写讲义时，任公又要见泰戈尔，又为亡友写纪念文章，其疲于公共事务与交游活动，可见一斑，是故任公于“修仙”一道，造诣颇深，时虽已开六秩，比起如今的年轻人，也是不遑多让。特摘录部分“进度报告”如下。

如第十四讲“校注先秦子书及其他古籍”一节之“墨子”条下注：“十二日成。昨日入京，本日晚车归，从夜九时至一时半成此。”（p.385）

同一节“淮南子”条下注：“十三日成。是日在君、厚生来，共晚饭。休息约二三小时。”（p.395）

又第十四讲“辨伪书”一节之末，旁注：“十六日成，三时睡。”（p.429）

又第十四讲“辑佚书”一节写完经、史部，旁注：“十七日成，二时半睡。”（p.440）

又第十五讲“史学”一节之“（丙）旧史之补作或改作”，写完清人重修元史一段，旁注：“二十日成。二时半睡。”（p.468）

同一节“（己）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章末，旁注：“廿二日成。本日起甚早，晚饭后假寐，似感寒。十二日入浴，就寝。”（p.489）

以上只略选数条，任公记事之旁注，原不止此数。然综览可见，任公的工作虽时有长短，或因友朋来访事，故工作累计时间并不长，但往往晚睡，就寝时间多在凌晨二三时，甚或有晚至四时者。大约晚年心力倾注于此，不能自已。想来任公晚年身体机能较差，未至花甲即逝世，医疗事故固然是其原因，但任公过分勤于著述而不善于自加珍摄的工作习惯，想来也是短寿的一大根源。

梁启超

尽管任公稿本有以上诸种优长，但问及何以不即取作底本之由，俞先生谓此稿本往往于引文部分但作省略号，眉批抄某书第某卷，或于某人之字号生卒年、某书之卷数部分放空，眉批查之等等，而各铅排本虽有着各种讹误与缺陷，总是以“完成品”面貌显现的，稿本的“半成品”性质过于突出，正是此次难以直接用作底本的理由。况且，以一“完成品”为底本，于相关内容处采录稿本批文，以展现其文本的动态变化过程，私以为于校勘学上更为合宜。

肆

然则选取《饮冰室合集》本作为底本，大约也是考虑其晚出且通行，并且与报刊本和民志书店本相比，在文字校勘上稍有提高，部分尚待完善的内容也稍有订补。平心而论，《合集》本并不算优，俞国林先生私下有句断语：“（旧上海）中华书局对不起梁任公！”盖应任公家属近乎苛刻的要求，《合集》本将新式标点全部改为旧式句读，而任公之为人，饱含情感，其学术著作亦颇有浪漫派遗风，往往爱用叹号“！”作结，而纵观现代学林，能以“哈哈哈”之辞直接写入学术著作的，舍任公外亦鲜有其人。且观《学术史》诸稿本及早出铅排本，皆有字下加圈加点之处，或为提示关节所在，或为任公得意语句，而《合集》本之排版，则将其一笔抹煞。是故校订本工作底本虽用《合集》本，然标点与圈点仍取稿本及早出铅排本，为还原任公神采也。

杨树达

《合集》本后出，且由林志钧主持，并经杨树达校阅，相比先前诸本，有所改进。如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论及陆世仪，稿本及早出铅排本皆但作“生卒年待考”，《合集》本则补出“生明万历三十九年，卒清康熙十一年（一六一一—一六七二），年六十二”的资料（p.183）。

又第十一讲“科学之曙光”提及王锡阐，稿本及早出铅排本但谓其“生卒年无考。惟知其明亡后二十馀年犹存”，而《合集》本落实其生卒年为“生明崇祯元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二八—一六八二），年五十五”（p.245-246）。

除此之外，因《合集》本编于任公身后，《学术史》原书所述部分事实已然时过境迁，且尽管任公博览群籍，识见终有限度，故尽管《合集》本的一些改动未必符合任公原意，而俞先生也取稿本及早出铅排本加以回改，但这些改动也可略见《合集》本编校者之意。

如第十三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之“小学与音韵学”一节曾提及王念孙《古韵谱》，稿本作“石臞书未刻”，《合集》本则作“石臞书近由上虞罗氏印行”，盖任公撰写讲义时，此书尚未刻，而讲义完稿次年，罗振玉即辑印高邮王氏父子著述，中有此书（p.359）。

又第十四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之“校注先秦子书及其他古籍”一节“墨子”条提及苏时学，稿本有小注“不闻有他种著作”，《合集》本无此小注，盖苏时学有《爻山笔话》、《宝墨楼诗册》等著作仍在也（p.382）。

又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之“史学”一节之“（乙）上古史之研究”，提及马骕《绎史》、李锴《尚史》，言及李锴为关东唯一学者，“闻奉天当局以重价得其原稿，正付刻云”，而《合集》本中则无此句（p.458），按李锴别有诗文著述，《辽海丛书》收录，然此丛书动议虽早，刊行则已在任公殁后，而略早于《合集》本之付梓。“闻奉天当局以重价得其原稿”云云，其为《辽海丛书》刊刻李锴著述之嚆矢耶？

又第十五讲“谱牒学”一节，言及清代学者之既无时人所撰年谱，又无后人谋为补作者之名录，有瑞安孙仲容赫然在列，《合集》本则删去孙仲容（p.535），盖已有朱芳圃《孙诒让年谱》刊于任公身后，同年孙诒让哲嗣孙延钊亦有年谱，虽未梓行，而得章太炎先生为其作序，序文登载报刊。大抵因此《合集》本编者认为孙仲容先生已有谱了，便将其名摘去吧。

由此可见，尽管《合集》本的有些改动未必符合任公原意，且多涉任公身后之事，而俞先生亦坚持保守起见，据稿本及早出铅排本回改，我们仍然应当承认《合集》本的改动有其理据，而《合集》本在便利学者方面亦有其价值。

伍

但并非《合集》本的改动都合理，尤其是任公行文中多有“（？）”的标记，或是对目前所认定的事实依然存疑，打算查考，或是对自己的说法与观点尚不敢全然自信，有待斟酌者。而《合集》本对部分“（？）”的删略，显然并不合适。

如第五讲“阳明学派之馀波及其修正”提及李绂时，任公在列举其著述后，下一结语“除《类稿》外，今不传”，并加“（？）”，盖于李绂是否仍有他书存世有疑，而《合集》本删去此“（？）”。然校记指出李绂除《穆堂类稿》存世外，《穆堂别稿》、《陆子学谱》亦并传于世（p.105）。如任公生前有知，当为改订；若任公生前一直未明此事，则此“（？）”自不可删，《合集》本于此误矣。

又第七讲“两畸儒”讲朱舜水“他曾和冯跻仲（京第）到日本乞师”，并加“（？）”，而为《合集》本所删。然校记指出任公《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辩》、《朱舜水先生年谱》对于朱舜水是否曾到日本乞师事仍然存疑，终生悬而未解（p.157），而至今学者对此仍惑于相互龃龉之材料，可见任公的疑问，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是故《合集》本此处删去“（？）”亦不妥。

以上两处“（？）”的补充和引述他书说明，看似只是补齐《合集》本的排录错误和臆改疏失，背后体现的仍是对任公的“作者意图”的关怀。其间校勘尺度的把控，皆看似简单直接，幕后却颇费思量斟酌。

因《合集》本误排或臆改，以致失却任公撰述原意之处，原不止这一形式，亦不止此二三处。俞国林先生据稿本及早出铅排本详列异文，斟酌校改，而校改结果往往惬于人意，想来与任公撰述之意当亦如合符节。

图为俞国林。点击图片即可跳转至“相约俞国林”读者沙龙~

此外，为订任公《学术史》硬伤显误，俞先生在校记中旁征博引，多据可靠材料加以订正或补充说明，其中尤以为前辈整理者视作畏途之《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一表之校订最见劳绩，诚可谓沉潜考索之力至，而高明独断之功成。

至于以《合集》本为底本，而多处文字据稿本径改，或许在读者看来是校勘尺度放得太宽，有些为作者改文章的意思。然则俞先生的校订，是在“作者意图”方面“存真”，而在便利学界使用方面“求善”，且全部改字皆一丝不苟出校说明理由，能为任公完其未竟之意者，虽《合集》本改动在后而必不再回改；而能存任公撰述本旨者，虽《合集》本改动善而必据稿本回改。此非得定本式校勘旨趣者不能为也。读者诸君阅读此书时，若能在俞先生或从此或从彼，或大胆改字或小心存真处，细绎任公撰述之旨，与俞先生校改订补之理，则俞先生敢冒校勘家之不韪所作的工作，庶几能获得同情之理解了。

任公素以多变闻，论者或嘉其从善如流，或让其流质易变，然此多变则注定其重要著述版本甚多，其间文本流变，一字一句皆关天意，研究任公者不可轻易放过。是故任公重要著述，皆应以“汇校本”为必要整理形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以其刊本众多而体量较大，是故颇费艰辛始克蒇事。所幸其文本面貌相对稳定，不那么“流质易变”，否则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了。而俞先生在校完《学术史》以后，即向任公著述之文本面貌“流质易变”的典型——《清代学术概论》发起进攻。我们愿意相信，俞先生定然能为《清代学术概论》的整理水平树立一座新的高标。

- 原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京师文会，作者：郑凌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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