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王小平 | 历代新疆屯垦的背景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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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
1967年7月出生，祖籍湖南湘乡。现为新疆兵团党委党校教授，兵团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兵团英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才，国务院特贴专家和兵团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
摘要：新疆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独特的战略地位，使得任何追求建立“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政治家都必须经营新疆。而新疆与内地遥远的距离，导致中央政府经营新疆就必须屯垦。同时，新疆屯垦要发展，不仅需要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而且需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有恰当的组织形式。
关键词：新疆屯垦 背景 启示
屯垦是历代中央政府解决新疆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三国时期曹操曾在《置屯田令》中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从公元前101年开始，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隋朝、唐朝、元朝、清朝和中华民国等朝代，都曾在新疆组织各族军民进行屯垦开发，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新疆两千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屯垦是历代中央政府控制新疆、有效管辖新疆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屯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新疆的发展。
一、中央政权与游牧政权视野下的新疆屯垦
古代中华文明主要是以中原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内）和以蒙古高原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包括东北、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在内）为主轴所构成，在这一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到秦汉时期，逐步形成了中华文明中的“大一统”观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冒顿统一蒙古草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自此，中国开始了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进程。在推进中国“大一统”事业的进程中，以蒙古高原为代表的游牧文明的游牧政权和以中原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的农耕政权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游牧政权和农耕政权展开了长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交锋和交融，汉朝在实现中国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上率先取得成功，唐朝、元朝进一步实现了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统一，清朝最后完成和巩固了这个“大统一”，奠定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地理版图。在游牧政权和农耕政权交锋的进程中，新疆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和经济构成进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战略视野中。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部，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交往的交通要道。天山山脉横贯新疆，形成南北疆气候、水文、土壤、生态具有较明显差异的两个区域，北疆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年降水量较南疆多，南疆则以温暖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冬季明显比北疆暖和。北疆准噶尔的草原与蒙古高原、哈萨克草原、西伯利亚平原以至南俄罗斯草原连成一片，在历史上是游牧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南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绿洲，是绿洲农耕文明的摇篮。新疆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构成了历史上北疆以畜牧业为主、南疆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结构。早在3000多年前，新疆就形成了以天山为界，南疆以农业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和北疆以牧业为基础的游牧文明两大不同的文明。南疆的绿洲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导致在没有战乱的前提下相对富庶和发达，并以不同的绿洲为基础构成了南疆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且独具特色的绿洲文明，但这种弱小而富庶的绿洲很容易成为周边强大的游牧政权觊觎的对象。这使得新疆的绿洲文明在中华文明游牧政权和农耕政权在战略竞争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一旦游牧政权管辖新疆，就可利用新疆富庶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游牧政权对中原农耕政权的长期战争，并解决后顾之忧。而中原农耕政权管辖新疆，则不仅断了游牧政权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并可通过控制新疆经北疆从侧后翼袭扰蒙古高原的游牧政权，取得战略主动权。因此从西汉开始，以蒙古高原为主的游牧政权和以中原为主的农耕政权为取得在推进“大一统”战略中的主动权，围绕新疆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新疆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经营新疆，其战略目的非常清晰，就是为了“断匈奴右臂”。唐朝经营新疆最初是为了断突厥右臂，后来则是为了断吐蕃左臂。武则天时期的崔融指出，建立安西四镇，控制新疆，其实是“杜渐防萌，安危之计”，他说，“四镇无守，则狂胡益赡，必兵加西域，诸蕃气嬴，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既动，自然危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矣。”后来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谈到新疆的重要性说：“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而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沙俄等西方列强因素的影响，新疆北邻沙俄，西接中亚，处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疆域完整的国防第一线，堪称“西北屏障”、“北门锁钥”，新疆在我国西部和北部国防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清朝重臣左宗棠在给中央政府的奏折中就明确地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尤其是近代以后新疆面临来自列强的虎视眈眈的侵吞，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领土主权完整，前国民党爱国将领、原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曾这样说：“19世纪60年代后的新疆形势，是强邻窥视，虎视眈眈，始终存在外来的强大压力。”这些论述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新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和新疆面临的安全挑战。
新疆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这种独特的战略地位，使得任何追求建立“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政治家都必须经营新疆。而对于中原以农耕为基础建立的中央政权来说，要通过漫长的河西走廊来经营新疆，面临着往新疆运兵运粮都是沉重的负担，必须就地解决新疆驻军的粮食问题。利用驻军就地屯垦，并在稳定的基础上招募人员逐步扩大屯垦规模，开发建设新疆，为驻军提供坚实的支撑，就成为最佳的解决方案。因此，从公元前101年西汉汉武帝首开新疆屯垦的历史先河开始，屯垦在新疆显现出了独特的生命力。在西汉经营新疆的109年中，不仅在南北疆的12个地点进行了屯垦，开垦出约50万亩的土地，而且设置了以西域都护府为最高机关的有效管理机构，管理在新疆的屯垦。东汉继西汉之后在新疆断断续续进行了147年的屯垦，但其规模不论在人数还是在开垦的土地上，都比西汉要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在新疆的屯垦也一直是时断时续。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大一统中央王朝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屯垦事业的发展。隋朝经营新疆的10年间屯垦始终与之相伴随。唐朝从630年到791年的161年中，先后在南北疆建立了11个大垦区，使得唐朝在新疆屯田的规模、范围、人数、时间、成效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元朝统一新疆的进程中，也同样在新疆进行了屯垦，从1278年到1298年的20年中，元朝政府用屯垦的方式在新疆开垦出了100多万亩的土地。清朝新疆屯垦从1716年开始，到1911年结束。在195年的时间中，清朝政府不仅建立了26个主要垦区，开垦出大片良田，而且建立了严密的管理组织，留下了丰富的管理屯垦的经验。民国在新疆的屯垦是从1912年到1949年，其中经历了两起两落。1912~1928年，新疆屯垦在杨增新的统治下有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全疆的耕地面积增长了100多万亩，其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屯垦的发展。1928年~1933年，新疆屯垦由于战火连绵，而遭受严重破坏。1933年~1944年，盛世才统治新疆，其前期屯垦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使新疆的耕地面积由463万亩迅速增加到1680万亩，而且第一次在新疆创办了机械化农场。1944年~1949年新疆屯垦又因战乱遭受严重破坏。因此，自西汉以来新疆2000余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央政府要经营新疆就必须发展屯垦，屯垦也成为中央政府经营新疆执行最长久的政策之一。
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垦，历经西汉、东汉、魏、西晋、北朝、隋、唐、元、清、中华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纵观西汉以来的新疆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屯垦兴，则边境宁，西域兴；屯垦衰，则西域乱，外患内忧，民不聊生。199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指出：“历朝历代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都把屯垦戍边作为开发新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国策。中央政府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西汉，以后历代相袭。这对统一国家、巩固边防、促进新疆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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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兵团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