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赵志辉 | “一带一路”:历史的传承与超越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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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赵志辉毕敬 201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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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辉

安徽省淮南市人，现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研究员，世界史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史、中美关系史、美国汉学和中国边疆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毕敬

1991 年生，浙江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摘要：2013 年，我国提出了新时期的外交战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从海陆两个方向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这一战略的提出无疑具有历史的考量。在近现代西方大国崛起过程中，陆权论和海权论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曾引起西方大国的长期争论，至今仍是霸权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中国“一带一路”的和平发展战略显然不同于西方国家关于陆海权的强权政治思维。古代中国虽然以内陆文明为主，但作为一个海陆双构的国家，中国同样具有悠久的海洋文明传统和海洋意识。“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传承与发展，也超越了西方国家关于陆海权的地缘政治传统思维，创新了国际关系理念。

关键词：“一带一路” 地缘政治陆权海权

“一带一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的宏大的国家战略规划，它在空间上包括海陆两个层面，一带是规划中国在亚欧内陆上的经济贸易通道，一路是规划中国海上经济贸易通道。前者在陆上，后者在海上。中国“一带一路”海陆并举的发展规划无疑具有历史的考量，其实施需要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由“一带一路”这个时代议题，引发了众多的学术热点，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时代意义。本文拟从历史学和地缘政治学的视野探讨西方大国在崛起历程中对海陆发展路径的思考变迁，同时从中华民族自身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海陆文明发展模式的探索出发，分析当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观照，从而深化对“一带一路”规划的理解。

西方大国崛起的逻辑：制陆权还是制海权

是发展陆权还是发展海权？这个问题是世界各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必须要面临的战略选择，也是世界各国政治家、学者们不断争议的发展模式问题。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海洋时代，西欧各国相继崛起，美日德等国后来居上。近代欧美列强崛起的历史似乎证明了海权的重要意义。19世纪末在美国最终完成了西进运动和大陆扩张、走向世界大国的十字路口时，被称为“海权之父”的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马汉为美国的下一步发展方向献计献策，系统阐述了他的海权理论。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的序言中，马汉指出，海权是一个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对海洋的使用和控制力量是而且已经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马汉进而以近代英国的崛起为例提出，海权支配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获得了强大海权的国家，不但拥有利用海洋、控制海洋的巨大能力，它还能凭借这一能力，争夺海上霸权，主宰全人类的命运。在未来各国的争霸中，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马汉的海权论被美国政府奉为经典，也成为美国海外扩张的圭臬。正是在这一理论的主导下，美国开始制定海洋战略，致力于海外扩张，走向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麦金莱总统执政时期发动美西战争、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海军舰队环游世界、炫耀海洋大国的实力。经过一战的考验，美国最终在1921年底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与传统海洋大国英国平起平坐，实现了海权大国的梦想。

马汉的海权论适应了帝国主义时代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成为当时西方列强发展海军、进行海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受到英、德、日、俄等国的尊崇。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海外扩张，瓜分世界的狂潮与此不无关系。但是，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毕竟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尤其思想的局限。马汉所宣称的“永恒”的东西，并不永恒。就在马汉的海权论甚嚣尘上、深刻影响着日美等新兴大国时，在老牌的海权大国英国，却出现了海权衰落论。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权论的倡导者、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1904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麦金德提出了著名的欧亚大陆枢纽论。他认为，世界历史基本上是陆上人(landmen) 和海上人(seamen) 反复斗争的过程，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总是陆上霸权最有力的中心，也是世界的核心力量的来源，这一地带是世界政治的真正支柱，在世界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侵略、角逐的危险地带。

就在麦金德提出欧亚大陆枢纽论后不久，英国经历了一段强烈的恐俄时期。麦金德以“俄国新近的扩张对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为前提，告诫大英帝国，大不列颠即使能维持它的海军力量，也不可能在欧亚大陆产生决定性的力量。如果联系1905年的第二个英日同盟协定，我们就可以看出麦金德陆权论的用意了：海权虽然重要，但伴随着俄国的崛起，世界政治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欧亚大陆。

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并非空谷足音。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进一步发展了麦金德的陆权学说。正如麦金德一样，拉铁摩尔认为， 20世纪欧亚大陆开始了复兴的新时代，“哥伦布的后裔已将海洋的遗产消耗殆尽，从内陆到达中国的马可波罗的继承者们，再次占据了优势”。一是因为，海权时代的衰落给欧亚大陆的复兴带来契机。拉铁摩尔认为，陆权时代是相互理解、具有极大平等性的时代，它带来的是友好与通商。海权时代带来的则是殖民与破坏，西方人闯入亚洲人民的家园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恣意妄为。这种巨大的反差，促使人们重新评价陆权时代。

其次，拉铁摩尔预言，俄国的东扩与中俄两国的强强联合使亚洲内陆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拉铁摩尔多次提到俄国的扩张特点，认为俄国能够通过构建铁路网，源源不断地把它的农民输送到亚洲内陆地区进行开发，从而获得更强大的力量。俄国在陆上扩张的强大实力令西方海权势力深感不安，在西方看来，“俄国会凭借陆军造成一种欧美海军无法对付的形势，而推翻赌规”。拉铁摩尔以日俄战争为例来说明西方国家对代表陆权势力的俄国崛起的忌惮。他指出，“日本在1904—1905年对抗俄国，曾经被‘文明世界’称作最欣赏的，最辉煌的事件，但是比起日本的胜利，文明世界更感兴趣的是看到俄国战败”。二战后，随着新中国成立和国家统一后的日益强大，俄国又“将中国纳入到俄国的巨大主体之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新势力能够扭转这种局势”。大半个欧亚大陆，不分民族、语言与文化，都汇聚到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权势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西方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事实，中俄两国的联合代表亚洲势力再度崛起，它们将开启亚欧内陆发展的新时代。拉铁摩尔充满智慧的预见在冷战初期不幸言中。

再次，20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导致工业化时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缩小了陆地和海洋的差距，削弱了海权的优势。拉铁摩尔认为，工业社会使得铁路得到了极大的普及，陆路交通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大缩小了之前的地理距离。铁路网还提升了大陆国家的机动性，使得它们可以比海权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亚洲内陆地区。依靠铁路，大陆国家源源不断地运来自己的移民，开发当地的资源，迅速取得贸易、军事、资源的优势，大大增强了对当地的影响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陆权的再度崛起。

总之，拉铁摩尔认为，包括长城边疆的整个亚洲内陆地区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正日渐提升，尤其在二战以后，它将重新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重要场所和未来世界关注的焦点。

麦金德陆权论的当代继承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当代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外交家。他的《大棋局》一书为美国在21世纪保持霸权提出了大胆地缘战略设想。这本书之所以命名为《大棋局》，是因为布热津斯基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片欧亚大陆看作是美国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竞争的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它既决定世界今后的稳定与繁荣，又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

布热津斯基博士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时，提出了不少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独到见解，其中心思想就是，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战略构想的关键地区，美国应在欧亚这块世界上人口最多、自然资源最丰富、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大地上行使主导力量，防止出现任何超级大国对手来威胁美国利益。为保持并尽量延长美国在欧亚亦即在世界的主导地位，美国要依靠西头的大欧洲民主桥头堡和东头“必将成为地区主导大国”的大中华。在内外因素制约下，美国对外不宜抱过高姿态，而应主要同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国家在不同领域中、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增进或建立盟友或伙伴关系。

自远古时代以来，人们就开始关注陆地和海洋的对立。正如德国学者施密特所说，观察世界历史，陆权和海权之间的持续对抗和冲突乃是人类历史最古老的内容，陆地政权和海洋政权的对立被看作是世界历史的动因、发动机和主要内容。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30年战争，以陆地政权斯巴达取胜而告终；罗马和迦太基之间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再一次以陆地政权的胜利而告终；近代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长达三百多年之久的冲突，先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法国和德国，最后以海洋政体英国的胜利而告终。这就是世界历史，因此，法国军事学家兼海军上将卡斯特可斯(Castex) 就曾将他的一本战略书籍冠以《海洋对抗陆地》的书名。

对于霸权更迭的西方大国而言，世界历史就是海陆对抗的历史。一百多年前以马汉和麦金德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家提出的海权论和陆权论正是为西方大国的崛起路径提供了依据，其基本原理至今仍是欧美列强权力政治的思维逻辑，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石。

中国对海陆发展路径的探索历程

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国家。黑格尔的观点在中国的历史学界不乏共鸣。有学者认为，从先秦开始，对海元素的领会的匮乏一直构成中国人视域的一个盲点。的确，古代中国是一个以“泛中原”为中心的内陆文明发展模式，中国外交和国防的重心也在内陆。可以说，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丝绸之路”的开辟证明了古代中国内陆边疆的重要性，其历史地位不仅在于开启了欧亚大陆不绝如缕的地缘联系，更赋予这条古道作为内陆边疆意义上的格外重要的战略使命，这一点已得到实证性史学研究的理论支持。

将中国内陆发展取向用于解读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当属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他以独特的内亚边疆视角将中国北部的长城边疆看作是中华帝国乃至欧亚大陆的中心。他的著名论断是：“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的亚欧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拉铁摩尔认为，对于汉地社会来说，长城边疆就是横亘在中国北部的边缘地带，但如果从整个亚欧内陆的地缘政治看，长城边疆就是古代中国的中心。以长城为界，中国在广袤的内陆事实上形成了农耕和游牧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游牧社会和汉地社会在长城地带周期性的消长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态势，形成了中国历史的特殊循环。来自这个中心的游牧力量的威胁是历代中原王朝必须应对的，因此，中国要处理的“‘外务’多半只限于其长城边境，海外的‘外务’并不重要”。公元13世纪崛起的蒙古帝国，正是以长城边疆地带为其发源地，最终征服了欧亚内陆；中原王朝也是依靠在长城边疆地区所磨炼出来的军事力量，最终征服了南方，确立对全国的统治。17世纪满族人入关，在中国确立了清朝的统治，不过这也标志着陆权时代的长城边疆最后一次对中国历史起决定作用。

笔者认为，以上论述不失深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的“中原中心论”或“王朝循环论”，将中国内陆发展模式置于欧亚大陆更加广阔的视域下予以整体考察，但有一定的片面性。杨国桢先生认为：“一般的教科书和文明史的著作，都认为古代世界史二元体系，也就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现在看来这个二元论是有问题的，应该再加上海洋文明，因为海洋活动有它自己的起源和发展的历程，自成一个世界，与农业世界、游牧世界史是并存互动的，也是人类历史存在的一种方式，所以海洋不仅仅是一条路，也是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一个文明的历程。”事实上，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海陆双构的国家政治实体。中国的主流文化特征的确是带有厚重黄土色彩的农耕文化，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同样包含了悠久的海洋文化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林惠祥教授通过对福建武平遗址的考察指出，印纹陶遗存的特殊存在是东南文化与华北文化差异的考古表征，并认为东南地区是文化史上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这是现代学术文献中对环中国海土著海洋文化的首次考古学概括。50年代，凌纯声先生将中国文化分成西部的“大陆文化”和东部的“海洋文化”两大类。他认为，秦统一六国就是以秦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对以齐、楚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的征服。1979年，在南京举行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苏秉琦先生也提出将我国早期文化的关系格局划分为“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地区”两大部分。

因此，伴随着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推进，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脉络日益清晰，还原出其历史的真实面相。可以说，自秦汉帝国以降，中经隋唐，到宋元时代，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仍来自于王朝发展的核心内陆区域，但局促于沿海一端的海洋文化从未中断自己的发展历程。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海洋意识不断增强，海洋文化趋于繁荣，甚至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直到19世纪初期，按照德国学者弗兰克的说法，中国依然是东亚海上贸易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于逢春先生也指出，不能将广袤的中国及其悠久而复杂的文明，笼统地称为大陆文明或海洋文明，应该说，“只是中国陆上绝对专制皇权势力经常凌驾于海上民间社会力量之上，阻隔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中国成为大航海时代的落伍者”。即便如此，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的发生和衍变多处于一种自发和自为的状态；二是滥觞于明代、注重自卫防御的中国海权思想与大航海时代强调战略与贸易的西方国家的海权思想截然不同。

历史发展到近代，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从海上入侵中国，才正式宣告围绕长城角逐中国统治权的历史时代的结束，由此确立了“从海上对中国的统治，外国人推翻了从北方长城统治中国的传统”。过去曾经长期影响中国历史的北疆陆权势力似乎消沉了，长城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就像拉铁摩尔所说，“在整个远东地区、西欧及美洲的主要海权国家按照它们的意志发展其势力”。近代海权时代迅速到来，两次鸦片战争以西方列强在东南沿海地带的胜利撬开清朝封闭的国门。自此以后，清朝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主要是来自东南方向的海疆危机。而以太平天国起义等为代表的王朝内部运动亦勃兴于东南沿海地区，且日益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日本的迅速崛起更使维系中国“天下共主”地位的传统“朝贡体系”走向彻底的崩溃。东南沿海逐步成为中国的外务中心。

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西方列强自东南沿海方向的殖民入侵没有销减中国亚洲内陆的地缘战略地位。前所未有的海疆危机看似使中国亚洲内陆边疆“退降”为较次要的地缘问题，但这不并代表中国的陆疆问题真正从此消失。亚洲内陆仍然无法被人忽视，仅就新疆而言， 1864年新疆农民大起义形成了以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和田为中心的五大政权，不但使新疆各地陷入封建割据，更直接造成1865年中亚浩罕国派陆军司令阿古柏率兵武装入侵，为英、俄等域外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创造了条件。1871年，沙皇俄国便以“安定边境秩序”、“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边陲重镇伊犁，并在利用和扶持阿古柏政权的问题上与英帝国展开全面争夺，使新疆全境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机。

适逢其时，日本又于1874年借口“台湾生番杀害日本侨民”制造事端，企图以琉球为跳板进一步割占中国台湾，进而引发新一轮的海疆危机，给清廷造成“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的海陆边疆双重危机的严峻形势。在此背景下，清廷内部围绕海陆防务问题爆发了以李鸿章为首主张海疆立国放弃新疆的“海防派”，与以左宗棠为首主张整备西北内陆防务的“塞防派”之间激烈的国策争论。应该指出，“海塞防之争”绝非旧式宫廷政治的“党争势斗”，而是“身居庙堂”的有识之士在前所未见的边疆危机之下，针对地缘时局所作出的富有新意的战略探索。李鸿章注重海洋边疆安全，提醒清廷应注意抗御欧美海洋列强侵略、防堵日本，体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但对清朝而言，左宗棠的意见则更为传统、务实。“在中国数千年的地缘战略史上，以中原为政治中心的封建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山林地区游牧民族的侵扰”，因而相较于海疆危机，来自亚洲内陆的挑战更加容易引发清廷的危机感。一如当时参与论战的满族重臣文祥所虑：“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扣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皆坏。”“海塞之争”最终以左宗棠得到清廷的全力支持而告终。这表明，即便是在187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清王朝仍然将亚洲内陆边疆的地缘安全问题视为攸关帝国国运的首要问题。

回顾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对海陆文化及其海陆安全观的认识，我们大体可以说明，中华文明史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无论是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都参与塑造了辉煌的华夏文化。肆意抹杀或贬低其中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客观的。对此，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走向世界，学界曾对中国历史的文明的模式及其优劣进行过诸多的争论。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河殇》，通过对黄河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异试图分析中国近代被西方超越的内在原因，从而对中国传统内陆发展模式做出深刻反省。该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认为中国以河流、陆地为根基的内陆“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在那经年流淌的泥沙里再也不能演化出新的文明因子。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由黄色向蓝色转变。还有学者将儒家文明对海的漠视归因为中国的大陆性文明: 儒家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土地定位的政治伦理，这意味着以土地为主导元素来制约其他元素的显现。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的“天下”秩序的构想只是针对“王土”的，而王土在“滨”那里就到了其界限；海完全是界外之物，对儒家来说就是不存在之物。一种从土而来的法(无论是先王之法还是后王之法) 的思想不会也不能考虑海的问题。因此毫不奇怪，这样一种土地的生活秩序和思想在遇到强大的海洋力量的侵袭时就变得手足无措了，在面对生活秩序的变乱和海洋化时，这种思想只知道一味地去守住土地，并只会依据土地伦理去指责社会“世风日下”和“礼崩乐坏”。

其实，以《河殇》为代表的学者们对中国文明特征所作的分析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那里早已有所阐述。黑格尔认为：“占有耕地的人民仍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笔者认为，这些论断不仅忽视了中国的海洋文明，而且将中国大陆型文明定位为保守、落后的特征，并唱衰中国陆权文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论点无疑是片面的，也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后，邓小平就对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过深刻思考，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成为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声。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1999年6月17日，中国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地区协调发展战略。2000年3月5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在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了论述。他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所作的重大决策。这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于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部地区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而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注重实效，扎实工作，努力搞好各项建设。

在经过十多年西部大开发后，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又首次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可以说，“一带一路”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延续，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发展。

“一带一路”: 中国和平发展的新思维

无论是陆权理论还是海权理论，都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它是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战争以及战争的范围扩展以后，由陆地到海洋乃至天空，逐步从战争的实践中萌发出来的。历史的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而理论又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从而得到更高程度的发展。西方陆权和海权观念产生在近代西方崛起时期。陆上和海上线路主要是被视为资本主义商品输出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通道，是一种狭义的思维。而当代的海陆观念，早已突破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代的局限，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

鉴于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借鉴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向世人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观。

首先，“一带一路”是中国基于传统发展模式和道路的传承和创新。中国是以河流和陆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的独特性自然造就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同。中国的以陆地发展为主的模式曾创造了汉唐繁荣和康乾盛世，而中国近代的衰落与中国的内陆发展模式没有必然的关系，《河殇》纪录片对陆地发展模式否定是站不住脚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证明了中国并没有盲目跟随西方大国的海洋模式。中国虽然不否定海洋发展模式，中国自身同样具有海洋文化的传统，并正在为建立海洋大国而努力，但中国并不单纯推崇海洋发展的单一模式，中国结合自己的国情，创新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正如习近平指出，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坚持陆海统筹的发展道路。

其次，“一带一路”所体现的和平发展思想是对国际关系理念的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与当前国际关系中仍然盛行的丛林法则形成对照。回顾近代崛起的各资本主义大国，其发展模式无非通过战争和武力的方法争夺势力范围，这也是西方国家霸权建立的唯一方式。拉铁摩尔认为，西方统治下的海权时期充斥了野蛮的侵略与殖民掠夺。陆权论和海权论恰是西方强权政治思维下的理论逻辑，对当前中国“威胁”论的鼓噪同样是这一思维的结果。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超越传统的陆权和海权的权力政治，摒弃当前国际政治中的霸权思维，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此相应，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享有海事权利，平等地分享海外市场和资源则成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最重要的正当要求，当然这对拥有强大制海权的资本中心国家来说也是最不情愿接受的。

再次，“一带一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战略创新。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体现的是欧亚大陆在世界历史发展上的整体地缘意义。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秉承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们不应单从陆权抑或海权来解读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欧亚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地缘毗邻、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明互鉴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打开世界地图，如果把中国古代开创的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串联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以中国为发端，两条线路形成的环状主要覆盖的区域就是欧亚大陆，欧亚各国人民正是围绕这个大陆，通过海陆两条线路开展商贸往来，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将欧亚大陆连为一体，使之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最具潜力的大陆板块。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承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注】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江海学刊》201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