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中：学术英语?普通英语?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辉煌的40年，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果显著。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思考经历过的事情，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也许不无裨益。

学术英语？普通英语？

杨惠中

近年来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界，学术英语（EAP）教学重新引起重视。国内高校越来越多地开设学术英语课程，出版社不失时机地出版了各种学术英语教材，学术刊物上出现了不少讨论学术英语研究和教学的文章，相应的学术组织也相继成立。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出现了一波学术英语教学高潮，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这是基本出发点。桂诗春教授谢世前曾发文提出，确定我国英语教学目标时应该区分BICS（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基本人际交际需要技能）和CALP（cognitive/academic language profile，认知/大学语言轮廓）。“大学语言”也就是“学术语言”，因为大学是从事学术研究之地。桂诗春教授指出：“BICS指人与人在日常生活里的社会交往语言技能，强调会话的流利性；CALP则是指学生用口头和笔头方式来了解与表达和学业成就有关的概念……从中小学开始，我们主要的培养目标应该是BICS，到大学后也许还要视情况有所补充，但主要是CALP。”

事实上，我国最能实现英语实际应用价值的英语使用者群体就是大学生。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国璋教授就提出了“以外语为工具”的教学思想，认为“掌握外语的目的应当是以外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1985年在全国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许国璋教授在贺词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公共英语，英语专业教学是小头，公共英语教学是大头，因为公共英语教学每年涉及数百万学生。许国璋教授所说的“公共英语教学”，即今天的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国当代大学生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端学生，他们的目标是进一步提高英语能力，能用英语直接开展学术交流，为此他们还需学习学术英语课程。随着中学英语教学水平提高，大学生选修学术英语课程的会愈来愈多，学术英语最终将会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流。这是大学英语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语学习是一个持续不断，甚至伴随一生的过程，但是英语作为一门课程，有起点也有终点。对于已经掌握基础英语又需深造的学生而言，开设高级学术英语课程是及时且必要的。大学英语教学发展至今也已具备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不少科技人员用英语写论文、论文摘要时基础语法错误已经不多，但所写的论文在句式、修辞、篇章结构等方面离公开发表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需要进一步提高英语能力，这正是高级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

学术英语研究什么？

卫乃兴对学术英语的界定为：“学术研究者为推进学科发展而进行知识构建、信息交流与学术传播所使用的英语变体。它所涉及的事件参与者、交际目的、内容和语言特征使其明显不同于BICS范畴下的普通英语。”

作为专用英语（ESP）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术英语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交际法蓬勃发展时期。交际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社会需求分析来确定学习目标。交际法认为语言教学首先要确定学习一门外语的人有哪些交际需要，其次才决定实现交际目的需要哪些语言形式，最后制定教学计划确保学生掌握交际必需的语言形式。

外语教学要结合语言的社会功能、培养交际能力这一观点催生了所谓专用英语教学的研究，其中最早得到发展的是科技英语（EST）教学研究。科技英语在词汇、语法、文体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构成特定的语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亟待发展，理工科大学生数量庞大，因此认识什么是科技英语对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十分重要。外语教学研究开始重视分析学生的交际需要，从语法结构、修辞结构、篇章结构等层面对各个领域使用的英语进行探讨，使语言的意义而非形式在教学中获得重要地位。这种做法无疑给大学外语教学提供了新方向，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发挥更大的独创性，学生也因为英语学习更贴近自己的交际需要而学习积极性大增。

应用语言学是在实践中发展的。随着专用英语研究成为外语教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应用语言学家逐渐认识到，专用英语研究和实践中出现一种过度肢解（fragmentization）的倾向。既然专用英语教学注重学生具体的交际需要，那么就应当对学生的交际需要进行切实分析。但是，究竟什么样才是“具体”？当今社会发展呈高度专业化，学医的与学文、学理、学工的需求不同，学医的还分为内科和外科，心脏科又分为心内科和心外科，专业划分十分精细。外语教学按专业细分虽能准确反映学生的具体交际需要，但划分太细，没法编教材，没法上课，这就是过度肢解，不利于专用英语的发展。实际上，应当更多注重寻找专用英语教学的共同点，包括语言、教学方法、交际功能、语言测试的共同点，这样专业之间才能相互合作。换句话说，在语言教学中应当强调语言共核。

所谓学术英语，也就是为学术交际目的而使用的英语，这正是大学英语教学能为文理工农医各类学生共同需要且均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一直遵循寻找最大共同点的思路，一般不再提科技英语，如有需要就提专用英语或学术英语，因为后者是上位概念，已经包括前者，但不是否定前者。

真理愈辩愈明

改革开放40年间，大学英语教学领域关于普通英语和专用英语（包括学术英语）有过热烈讨论，这本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真理愈辩愈明。观点即使暂时不被接受，也没有关系，可以等待事物的发展逐步提高认识。近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界有一位教师热心于推动学术英语教学，发表了好几篇相关文章。去年有一次相互交流的机会，他给我看了一篇已经完稿准备发表的文章，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欲邀我共同署名。文中谈了不少国际上学术英语教学与研究的现状，我认为说得都很好。但是，在谈到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界改革开放初期一场关于普通英语还是专用英语的争论时，他的观点和说法是我完全不能苟同的，我明确表示不同意，并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由于所谈问题涉及改革开放40年间大学英语教学的史实，有必要在此采用答客问形式记录一笔。

客：（下面是对方文章中的观点实录，文字未作改动；编号为后加，以便回应观点）

答：（是针对以上观点的主要回应）

客（1）

反对科技英语定位的意见很鲜明。早在 1986 就有人写文章认为，“实践证明‘结合专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条捷径，也许可以‘立竿见影’，使学生很快就能看懂某些专业科技资料，但想利用专业材料打扎实的语言基础却是不可能的。”

答

应用语言学研究重在实践。大学英语教学涉及我国广大高校学生，责任重大，一切应当从实际出发，要追求教有实效、学有实效，让学生实际得益。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应当多做实证性教学研究，这比空洞的争论有价值得多。说到底，应用语言学是一门实证性科学。

客（2）

当时某大学两任校长也先后加入了这场争论。1991发文说：“有人认为普通英语和科技英语不一样，我则认为根本没有‘科技英语’这个东西，当然也没有‘文史英语’之类的东西。只有‘科技方面的英语’，没有‘科技英语’，这个概念不能混淆。人为地把‘科技英语’和‘普通英语’分开，我个人认为是一种不科学的行为。”

答

校长出来说话，不完全是为了学术讨论，情况很复杂，还涉及高校之间的竞争、学科领导权之争。这两位校长可能自己英语很好，但毕竟不是应用语言学家，他们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说一些话，也是难为了他们。应用语言学家应当谅解，对此不必过分计较。

客（3）

1992年曾经征求过 20 位中科院院士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意见，他们在回信中不约而同地强调：“普通英语的功底是决定大学生今后能否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与竞争的关键。”

答

所谓对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调查，其实是诱导性的。试问如果找一名院士，说道：“大学英语教学中居然有人主张……，对学生未来发展极其不利，请你谈谈看法。”院士该怎么谈？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但不可能同时又是应用语言学家。即便必须引用院士的话，引一两位有代表性的就可以了，引十几人之多会使人误以为科学家都持这种观点，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讨论应用语言学问题，我们应当听Candlin，Widdowson，Swales等应用语言学家的意见，还是听冶金学家、力学家的意见? 答案不言自明。既然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我们理应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通过实验等多种途径采集数据，再概括、抽象、总结研究发现，进而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今天，经过一代代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学术英语、专用英语领域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更是使研究发展到新的高度。这样做，当然比较辛苦，但是从事学术研究，舍此没有其他途径。如果不是这样不懈追求，却只是请专业领域外面的人帮忙说话，只能说明自己的“理论”尚缺乏说服力。此外，语言这东西，非常神奇，要说精通，穷尽一辈子的力量也未必做得到，但是每个人又须臾离不开语言。有些人可能自己外语学得不错，就觉得对语言教学可以随便发表意见，这是很奇怪的。普通人会不会对航天事业随便发表意见呢？不会，否则言论一听就是外行话。可是，我们却常常听到有人对语言教学作出种种“指导”。究其原因，这些人没有把语言教学、应用语言学看作独立的学科。

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这些外行话语斤斤计较，只需努力搞好自己的专业建设就是了。例如，我国香港地区大学一般不开设授予学分的基础英语课程，相当于内地大学英语课程的主要是学术英语课程，其目的就是帮助学生掌握学术英语，能够准确、得体、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都是各自学科领域的资深学者，不但能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还能用英语发表即席演讲。这些校长深知学术英语的重要性，决不会反对开设学术英语课程。

客（4）

（引了11位所长的话）某所长说：“‘普通英语’和‘科技英语’之称谓都不够科学。英语就是英语，作为一种语言，不宜冠以限制性定语，英语学好了要在自己学科领域里进行会话和写作是不难的，但若仅倾力于‘科技英语’，恐怕到头来也有连论文摘要都写不出来的可能。不宜提倡所谓‘科技英语’，更不能以此代替一般的英语语言学习。”

答

“80年代这场科技英语和普通英语之争，最后以后者胜利而告终。”我完全不同意这种提法。首先，学术讨论不是拳击比赛，不存在谁胜谁败的问题。有两句话值得所有人深思：“真理愈辩愈明”；“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确信真理在自己手中，也要允许别人保留自己的意见，留给别人转变看法的时间。事实上随着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我们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逐渐认识到要更加注重研究学术英语的共性。你提到我以前发表的几段话，虽然写在30多年前，今天来看这些话似乎依然站得住脚，但也只能说明观点跟事实比较接近，比较符合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仅此而已。在我看来，既然应用语言学在本质上是实践性学科，重要的应是多做实际工作、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而不是把时间花在不着边际的争论上。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甚至是极其复杂的。发生在前面的事情并不就是后面事情的因，仅仅根据时间先后来确定因果关系是思维的简单化，是“神逻辑”。在当时的所谓“争论”中，持有“英语就是英语，没有什么科技英语、学术英语”观点者不乏搞“商务英语”的人，这就值得琢磨了。本来“商务英语”就是专用英语的一种，为什么在主张“商务英语”时，“英语就是英语”的论调不见了？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因为这些人学术研究不严谨、一知半解，需要什么就说什么。另一方面，当年商品经济大潮涌来，各种商务英语专业大批量产生。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地方把科技英语专业（系）改成商务英语专业（系）是可以理解的。这就不仅仅是个书生气的学术争论问题，只能由学生（生源）和学校（行政决策者）最后说了算。

再者，“学英语要打好基础”的说法并没有错，我完全赞成。我不赞成的是没完没了地打基础，说什么基础打好了，“要在自己学科领域里进行会话和写作是不难的”。这种论调忽视了从打基础到实际使用有一个能力迁移（ability transfer）的过程。事实上，许多学生出国留学仍要在海外高校补上高级学术英语课程，说明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

客（5）

80年代这场科技英语和普通英语之争，最后以后者胜利而告终。“最主要原因之一是1987年国家教委在全国实施了大学英语四、六级统一考试，试图尽快提高我国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但由于四、六级考试是跨学科的全国统考，因此只能基于普通英语……”“同时国家教委又规定所有大学生在结束大学英语学习后必须参加四级统考。这个考试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所产生的反拨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统考的压力下，全国高校纷纷选择普通英语，包括原先选择科技英语的所有理工院校。这样大学英语为普通英语教学定位的地位最终确定。”

答

“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统考的压力下，全国高校纷纷选择普通英语，包括原先选择科技英语的所有理工院校。”关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多年来你发表过许许多多“意见”，基本上都是缺乏事实支撑的想当然。

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实施近30 年来，数千万名学生达到“合格”水平，也就是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英语阅读速度达到甚至超过每分钟70—100词，这是具有实用价值的英语阅读能力。回看80年代初制定的英语教学大纲，对大学生的英语培养目标只有阅读一项要求，而且英语阅读速度要求仅为每分钟17词，但即便是这般低的“阅读能力”教学要求，当时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能够达到，更不要说听说写能力了。两相比较，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在国际英语教学史上大大写上一笔。四、六级考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起了自己应起的作用，实现了考试目的。

②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教育部的考试项目，历年来教育部各级有关领导对四、六级考试多有正面评价。限于篇幅，这里只引一位部级领导的话。教育部前副部长吴启迪在2004年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至今为止，由于大学英语考试委员会等专家组织、全体教师和各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应看到四、六级考试所产生的正面作用和巨大影响，看到这一考试对促进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提升大学生英语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人自主研发设计的四、六级考试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有社会公信力、达到国际教育测量学专业标准且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大规模英语考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③“国家教委又规定所有大学生在结束大学英语学习后必须参加四级统考。”这又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国家教委从一开始起就明确规定学生和学校自愿参加四、六级考试的原则，这一原则从未发生改变。

④四、六级考试从开考起就明确学术英语的性质。例如，考试对阅读能力的定义是“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能力”，因此阅读材料以论说文为主，从来不选诗歌、戏剧之类的体裁。仅仅因为四、六级考试是“跨学科的全国统考”，就断定“只能基于普通英语”，显然逻辑不通，是一种“神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办事，学术英语也搞不起来，因为实际上学术英语教学涵盖的也正是跨学科的、各专业都需要的通用语言交际能力。好的学术英语教材不但全国各学科可用，而且全世界都在用。只有强调共同的东西，才能避免“过度肢解”倾向。

⑤“这个考试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所产生的反拨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这涉及考试的效度问题。效度是一个实证问题，尤其是一项大规模考试效度高不高，不是靠设计者怎么声称，而是要靠实验来验证，要拿出证据公之于众，取信于民，这才叫效度研究（validation study）。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效度研究是我国教育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合作项目，前后历时3年，研究范围包括考试的构念效度、内容效度、效标效度、卷面效度等，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内省法、访谈、统计分析等。30年来，本着对考生负责、对中国教育负责的态度，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始终不渝、坚定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果你认为这项大规模考试效度不高，同样需要拿出实证证据，否则就是信口开河，不是严肃的学术讨论。

⑥对上述所有各点如果全部视而不见，就断定“这样大学英语为普通英语教学定位的地位最终确定”，并且把责任全部归到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身上，这是典型的想当然。这种论断不但缺乏逻辑说服力，而且容易使你说的话变得毫无公信力。

客（6）

“很能说明科技英语定位向普通英语定位转移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科技外语系改为了外语学院，全国高校第一个进行语料库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JDEST科技英语语料库从专门研究科技英语词汇转成为研究莎士比亚。”

答

JDEST是我国第一个建成并用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语料库，初建时容量是一百万词。80年代初计算机应用刚刚兴起不久，建库的文本只能靠手工输入，不难想见文本的输入、校对要花多少人力！一百万词应当说是相当大的规模，世界上第一个英语语料库美国的 Brown语料库初建时也只有一百万词的规模。JDEST在制定我国第一个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研究发展，JDEST的容量逐渐扩大至450万词，称为“New JDEST”，增加医学、生物学、人文科学等方面的文本后库容更是已达千万词级，仍被研究者广泛使用。JDEST建成后我们先后培养了50多位博士和硕士，他们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学术英语领域，却恰恰没有研究过莎士比亚。New JDEST语料全部选自现代各学科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无法用来研究莎士比亚，而且莎士比亚研究也用不着我们去凑热闹。

余论

教育是长效行为，一种教育思想的提出、一项教育政策的实施往往要时隔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显现实效，而且其后效往往涉及数百万、上千万学生，因此不可不采取认真严谨的研究治学态度。提出一种思想或者建议，要允许充分讨论，广开言路，听取各种不同意见。采取一项教育行政措施，更要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从小规模、中规模到大规模试验，取得可靠、有效、科学的研究结果以后，再加以推广实施。如是，才是造福我国千千万万莘莘学子的科学精神。

本文摘选自《外语界》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杨惠中，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外语系主任，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主任；现任全国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语言测试，语料库语言学、语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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