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学校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素质测评工作。即使在外培训，手机仍然全天不停的弹出各类消息，大多发过来的都是奖状或者证书，再附上：“老师，这个可以加分么？是在F1还是F4算，能加几分鸭？”

自2013年入职以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学校的素质测评也从线下似乎怎么也理不清的材料表格，转化成今年线上一体化的个人申报、四级审核、后台计算再到最终核分；依托的平台发生改变，学生的热情却始终如一。

问及原因，大体都会说，素质测评将直接关系到后续奖助学金的评定，可能还涉及考研推免，总之，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而素质测评加分，似乎也被院校部门或者辅导员同胞们用得越来越顺手。讲座听众不够，计入一次素质测评校园文化活动，瞬间秒空；学院大扫除大家都不大情愿，计入一次志愿服务活动，名额爆满……

以素质测评为导向，推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的题中之义，但笔者不禁想到心理学上的“过度理由效应”，忍不住心生忧虑。

过度理由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是由一个叫做德西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又称为德西效应（Westerners effect）。

1971年，德西和他的助手招募了一批大学生，将他们分为两组，测试他们在哪种情景下，能够维持对解题的兴趣。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德西让两组的被试者自由解题，不给任何奖励；第二阶段，第一组被试者每解一道题目，就能获得1美元的报酬，第二组仍然没有任何报酬；第三阶段，德西告诉他们这是自由休息时间，大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发现，第一组在得到报酬时解题十分努力，然而在不能获得报酬的休息时间，明显失去了对解题的兴趣；而第二组在无奖励的休息时间，仍然对解题抱有浓郁的兴趣。

这个实验说明：人们习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外界的理由，一旦这个理由消失，便会对先前的行为兴趣索然，热情不再。因此，当我们需要对方保持某种一贯的行为时，就最好不要为他的行为附加过多的“理由”。

反观素质测评，它似乎成为了我们组织或参与一切活动的“理由”；然而究其本质，就像我的好友兼同事吴题老师所说，“素质测评应是自我检视的过程，而不应是单一的奖学金评比过程。”

学生通过每年的素质测评，能够较为客观而全面的总结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同时“知不足而后进”，为未来的成长道路划定风向标。素质测评只是工具，不是目的；请不要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最早提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利己本是人的本能，就像奖助学金或者推免保研是厚积薄发之后的自然而然。不要将一己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不要将糊弄师长作为评奖评优的捷径，不要将拉帮结派作为争名逐利的手段，不要将弄虚作假作为一种理所应当；一旦丧失信仰，丧失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将不复存矣。

学生们似乎总是喜欢问，“这对我有什么用？”

然而，在对于“我”有用之外，也有“青佑之光”跋山涉水，为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播种希望；也有ACM队员薪火相传，在算法的钻研上充满“激情般地好奇”；也有项目组的小伙伴们不惧寒暑，行于探索新工科的道路之上……

我一直相信，心存感恩、胸怀家国的力量。

每一个温暖的现在，构成了美好的未来。分数，抑或说奖励，绝不是大学的全部；希望这个未来里，有你，有我，有我们所爱之人，有我们所站立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