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切口•大问题”：背后的故事（八）

国家如何助推现代熟人社区的建构？

熊易寒

大约是在2019年4月的时候，我受邀参加“小切口·大问题”的专栏写作，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是因为《中国行政管理》在学界的号召力，而最吸引我的还是“小切口·大问题”专栏的理念。2019年的“小切口·大问题”专栏曾经在朋友圈刷屏，作者俱是一时之选，论文质量上乘，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实话实说，我内心对于约稿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约稿比投稿轻松，成果更容易发表；另一方面，约稿也可能削弱作者的“战斗力”，没有匿名评审下的紧张感。然而，“小切口”专栏却不是传统意义上“好好先生式”的约稿。

第二期专栏的组织者都是“人狠话不多”的行动派，很快建群，拉起来一个“庞大”的作者队伍。我马上意识到，这个约稿是存在淘汰机制的。

专栏组织方请大家先报选题，然后相互评议。最初我匆匆忙忙报了一个城市化方面的选题，由于想法不够成熟，毫无悬念地拿到了差评。到底什么选题才符合“小切口·大问题”的要求呢？我一时找不到灵感。

正巧那段时间，新华社邀请我录制一个关于社会治理的视频。我参观了虹口区嘉兴路市民驿站，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这家2017年2月建成的市民驿站共有两层，面积约700平方米，设有老人日托所、社区活动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食堂等多项设施，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早晨出门，步行到市民驿站的社区食堂吃个早饭，然后到二楼去打会乒乓球或者看会书，中午再去社区食堂吃个中饭，已经成为许多老年居民的生活习惯。

在上海，这样的市民驿站、邻里中心或家门口服务站，已经成为街镇公共服务体系的标配。这让市民在步行15分钟内，就能享受到优质的社区服务。那么，这个便利的公共服务网络会不会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从而有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呢？

于是，我马上向专栏组织方提交了一个新的选题：《再造邻里：15分钟服务圈有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吗？》。研究问题是：以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为目标的15分钟服务圈，是否有助于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一个初步的猜想是：上海市的区级政府致力于打造15分钟服务圈，在15分钟慢行可达范围内，配置教育、卫生、养老、文化及体育等公共资源和公共设施。这一便民措施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但我通过对市民驿站和家门口服务站的观察发现，15分钟服务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居民之间的人格化社会交往，使居民由陌生人向熟人/半熟人转变。

我这样界定小切口：15分钟服务圈能否促进城市居民的非人格化社会交往？而背后的大问题则是：能否通过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安排来促进社会团结与社会资本，进而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形成？经过评审，议题顺利通过。

2019年8月的时候，小切口工作坊组织了第一次线下讨论，地点是避暑圣地贵阳。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会议提供了研讨场地和后勤保障，工作坊的组织方、作者和贵大同仁一起进行了整整一天的讨论。组织方还特邀学界资深学者朱正威和孔繁斌老师担任点评嘉宾，帮助作者们凝练问题，整理思路。

会议的氛围非常好，没有客套，没有恭维，大家一上来就直奔主题，直言不讳地指出论文的问题。我当时尚未做实证研究，文章还没动笔，只有一个PPT，跟大家汇报了一个简单的思路。但是，评论人比我还要仔细较真，收到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到了晚上，大家的讨论就更加无拘无束，大开大合。

从贵阳回来，在浦东新区地区工作党委张辉处长的帮助下，我开始深入浦东新区的街镇进行调研，聚焦浦东新区的“现代熟人社区建设”。随着调研的推进，我不再仅仅关注15分钟服务圈和家门口服务站，我发现浦东新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推进社区的熟人化。

通过对4个社区的调查，我仔细比较不同熟人社区建构模式的运作机制及其微妙差别，完成了初步的研究报告。实证研究是完成了，但理论上的包装还非常粗疏。换句话说，小切口找到了，大问题还没有形成。

9月，应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发展研究院之邀，我做了题为《作为媒介的公共空间：以社会交往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主题发言；12月，我应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之邀，做了题为《再造邻里：国家介入与现代熟人社区建构》的主题发言。北京和厦门的两次会议帮助我进一步明晰了自己的分析框架。

今年1月，我终于完成了论文初稿《超越自发秩序：国家如何助推现代熟人社区的建构》。此时我逐步把熟人社区建设的具体策略抽象为“助推”。“助推”本质上是一种“弱干预”模式，国家与社会更接近一种平行关系（但并不对立）。

国家通过创造特定的情境或提供某种激励来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因此国家的角色更接近于田野实验（fieldexperiment）的操作者。国家并不向社会暴露自己的目标和意图，国家提供了一个特定场景的舞台，但却没有任何明确的“脚本”。社会主体可以依据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进行“即兴发挥”，但实际上这种“即兴表演”在无形之中受到了舞台布景的影响。

浦东新区以“助推”的方式来激发居民的人格化社会交往动机，提升邻里社会资本的存量，促成现代熟人社区的形成。案例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共生的；国家的“助推”为城市邻里的再造提供了第一推动力，提升了居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助推”策略可以让社会建设摆脱“国家退出”与“国家介入”的二元循环。

初稿完成之后，许多朋友又提了许多建设性意见。综合大家的意见，我又数易其稿，最终向杂志社提交了论文《国家助推与社会成长：现代熟人社区建构的案例研究》。

通过“现代熟人社区”建设的比较研究，我揭示了如下问题：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城市邻里空间是如何展开的？为什么在城市社区这样一个典型的“社会空间”里，国家介入并不构成一种外在的干预力量？为什么国家的“助推”策略能够打破“国家退出”与“国家介入”的二元循环，更好地促进社会的成长？

于我而言，“小切口·大问题”专栏的写作不仅是一个“个体行动”，也是一个“共同生产”的过程。通过这篇论文的写作，我摆脱了“学术个体户”的写作状态，加入了公共管理青年学者的研究网络。我们相互批评、彼此砥砺，使一个模糊的问题意识逐渐变得清晰，使一篇粗糙的草稿逐步达到权威期刊的发表水准。

同这样一群志同道合、旗鼓相当的朋友们的学术交流，对一个“中年害怕油腻”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很庆幸加入这个极具创造力和活跃度的学术网络，在同侪压力下对冲自己的惰性，最大限度地保持学术活力。

作者：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