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田野经验求索“大问题”：我的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研究
林雪霏
我一直是“小切口·大问题”这一专栏及其背后故事的忠实读者，能参与到这一工作坊的组稿，我非常荣幸，但也时时感觉亚历山大。回忆从最初参与组稿到最终发表，一年有余的点点滴滴，最难忘的就是工作坊中各位老师对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无私分享与宝贵建议，这些一再推动着我去自我反思、自我突破。所以，在开篇我要郑重表达对工作坊的各位师友的由衷感谢。根据工作坊的安排，要提交一篇背后的故事。我思考再三，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关注这个研究议题，以及在参与工作坊后的写作过程。 一、为何关注政策适应性问题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理性干预。随着干预触角愈发深入社会内部，它所面临的治理情境就越复杂，决策一致性与情境多元化之间的张力就越大，政策适应性就成为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这样一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中国情境下更具有理论探讨的重要性。首先是幅员和规模。周雪光就曾指出在广大疆域内实施权威体制，必然面临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基层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性、有效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其中一个表征就是政策适应性问题。[1]其次是政策自身属性。吕方、梅琳两位学者就指出不同政策内容对情景适应性的要求是不同的，并区分复杂政策与简单政策两种政策类型。相比于简单政策，复杂政策的目标是综合性的、政策对象需求是多元化的，所以复杂政策的有效治理很难通过提高标准化来实现，需要更丰富的“情境信息”和定制性的政策产品。[2]这篇论文给予了我很大启发，包括简单政策与复杂政策之分，以及“治理结构”分析视角，都对我最终的理论建构帮助良多。根据在基层调研的观察，我发现近年来农村基层的政策都类似吕方、梅琳所提出的“复杂政策”，越来越多深入到基层私领域，而且与村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除了扶贫，还有集体产权改革、拆除三违建筑、污染产业整顿以及移风易俗等。这可能与转型改革的深化阶段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有关，这些政策不再只是修桥铺路这种外部福利供给，而深入到村庄内部，对利益交织、历史复杂的集体事务或个人行为进行约束和引导。其三是政策创设路径的转向。在个人有限的基层调研经验中，我明显感觉到十八大前后的政策创设路径有显著变化。此前地方自下而上的自主探索热情高涨，而十八大后政策的顶层设计色彩加强，且都以“一把手”考核的中心工作形态下达，基层常常要同时推进多项中心工作。这种特征也得到部分研究的印证，例如郁建兴和黄飚在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历时研究中就发现，十八大以后地方政府创新出现从自主探索向请示授权的转变，地方政府的自主行动空间减小了。[3]这种政策创设路径的转变将政策适应性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因为既要实现对上级政策的有效执行，又需要形成定制化的政策产品以适应复杂、多元的村庄情景。这一研究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问题，它与公共物品的回应性、纵向政府间关系以及治理网络搭建等理论领域形成对话，同时它在中国情景下具有历史的纵深性。正如周雪光所指出的，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政治运行中的深刻矛盾。这个问题又有现实的可观察性，因为目前基层治理中确实周旋于各种上级下达的“重点任务”或“中心工作”。基层有限的精力人力，需要应对综合性的政策任务，还需要应对各种可能的社会风险。地方政府亟需而且正在探索新的政策形态，以更有效、更合法地应对政策适应性问题。在此，我也想谈谈个人对大问题的一些拙见。参加这次工作坊的各位老师们都希望将自身论文与“小切口·大问题”这一指导性方向更密切地贴合在一起，也由此引发我们对“小切口”与“大问题”的理解和讨论。对于“小切口”的认识较为统一，就是源自现实、聚焦且操作性较强的观察视角。但是，对于何为“大问题”，意见则不尽一致。我在这一过程中也一再思考，借此谈谈个人拙见。我认为，公共管理的“大问题”有不同的层次和面向。例如，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为公共行政这一学科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除了基础理论的突破外，在中国情境下的公共管理或公共政策研究能够有什么理论推进呢？我个人觉得有两个比较明确的面向，其一是对中国那些看似“司空见惯”的、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现象，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总结和呈现，由此对接公共管理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例如，韩博天将“试点”和“试验区”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过程提炼为“政策试验”，并解读这种政策过程形式对于应对创新成本的价值。[4]再如去年“小切口·大问题”专栏中的几篇佳作，颜昌武从基层自主性视角对编外用工现象[5]、庞明礼从注意力分配视角对“领导高度重视”现象[6]，都给予精彩的学理解读，这些研究大体都属于这种取向。在此之外，个人认为还可以有另一面向，就是借由一定的理论视角来拆解当前中国公共管理领域高度关注的现实和前沿问题。例如，如何给予公共管理者以有效激励、如何构建公共服务的供给网络、如何在现有政府结构中嵌入网络技术，等等。这种类型的研究中经常发现既有的公共管理理论不一定能有效解读这些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所以可以借鉴组织学、经济学或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共同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期“小切口·大问题”专栏的佳作，便是在这种思路下展开的。熊易寒对国家如何构建熟人社区的研究、胡涤非对低保政策执行中的基层行动策略研究、以及吴晓林和谢伊云经由成都社区治理改革发现的国家主导社会创制机制，以及本研究，在我理解都偏向于这一面向的研究。
二、田野如何链接理论？一段痛并快乐着的学术复健
为了梳理这篇论文的写作历程，我把提交到工作坊的主要五稿都回顾了一遍，仿佛重回那段半夜在办公室挠头修改的时光，仿佛再次看到定稿后的那种满足。这篇文章不仅让我重新去反思案例研究的写作方法与理论提炼，也是我生完宝宝后一段很值得记忆的学术复健时光。田野调查是我挺着大肚子的时候就做完的。当时带着学生做挑战杯，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形成了从县、镇街到村两委、村民的相关访谈记录近十四万字，完成五百份问卷的发放和整理。在田野时，我并未形成明确的研究问题，只是凭借其他省份的资料收集和直觉认知，感觉到该地推行集体产权改革的政策过程主要是在村社空间之中，而政府、村两委、村民以及律师团队、审计团队都在这个空间中活动。当时农业局局长那句“一村一策”始终环绕在我的脑海里，这到底怎么运行的呢？当时有这么一个模糊的感知，但是怀孕生宝宝为我的闲散和懒癌找到了一个充足而正当的理由。于是，这些材料就这样堆放在我的电脑里。2019年5月初，我受邀参加“小切口·大问题”专栏组稿。当时我心中是忐忑的，因为我一直关注这一工作坊的专栏文章及背后的故事。但是，还没来得及激动一会，就开始为论文写作而焦虑。这个工作坊是一个目标明确、追求质量且开放平等的学术平台，一切围绕如何形成好的研究论文展开：我要写什么主题？什么是大问题？我要如何才能形成一篇符合专栏要求的研究？这些问题开始绕着我的头转悠，由于手边没有现成论文，我需要从头开始构思。当时我想起了落灰的集体产权改革调研资料，资料收集是相对完整的，材料都有了，关键就是怎么炒这盘菜。但是没想到的是，这趟从田野到理论的路很是曲折。我一直在做地方治理的质性研究，自视对案例研究有一点心得。但是，我几乎是推倒重来地写了三稿才把思路理顺、搭起大体架构。我觉得一方面跟我怀孕生产期间疏于学术练习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我在重新整理和反思案例研究如何从故事走向知识的道路吧。所以，我常笑称自己在“学术复健”，我也想把我这次论文写作的教训如实地展现给大家，希望能帮大家躲过一些案例研究的“坑”。我的论文第一稿题为《国家介入与集体物品供给：对C市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个案分析》。目前进行的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是通过股份化方式来重构农村集体经济中原本模糊的“集体所有”产权。我将这一改革视为集体公共品的生产过程，以C市为案例研究国家权力如何介入集体物品的生产过程。在分析国家介入的方式与过程时，我借用治理网络理论，讨论该市政府、村社与专业机构在推动改革的合作过程中形成的权责关系和互动机制。在贵阳召开的研讨会上，这一稿接收到从概念界定、理论运用到案例价值各个方面的宝贵意见。我回来以后将当时收集到的意见整合、反思，认为第一稿的核心问题是我错误地摆放理论的位置。当时的稿件并不是通过实证去生产理论，而是简单套用理论，将实证材料简单修剪去迎合所选定的理论。这是一种偷懒的方式，根本无法作出什么理论贡献。于是我推倒重写，抛开了现有各种成熟的理论框架，试图从案例内部、在不同地方做法比较中去挖掘理论。于是就有了第二稿，题为《撬动型政策的治理结构与运作样态——观察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政策视角》。我在前一稿中，将该市集体产权改革的治理网络提炼为“政府搭台、社区唱戏”。受到吕方、梅琳一文的启发，我发现这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政策过程中的治理结构安排。之前的研究多讨论的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或政府与市场间的权责配置，而该案例所反映的是构建在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治理结构安排。我在文中使用“撬动型政策”的概念，试图去提炼改革中的政社互动关系。具体行文结构是从集体规则生产入手，讨论这种政策内容为何会诱发这种政策结构的产生。然后从地方政府的撬动型的政策举措和社区运行时的改革样态两个方面，对这种政策结构的形式与运行进行讨论。这一稿在工作坊的厦门会议上进行了汇报，一如既往地收到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其中韩志明和高乐主评我的文章，从文献综述内容、政策举措与改革样态两部分的内容重合以及概念构建的生涩等方面，一一进行了点评。此外，其他老师也都给予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然而，最直击心灵的仍然是韩志明的终极之问：“你的大问题是什么？” 当时已经逼近年关，作为学术青椒面对的不是寒假到来的喜悦，当时也无法预测将面临新冠肺炎病毒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开启的是课题申报与论文修改的双重夹击。我再度打开记录着工作坊老师们满满意见的文档，开始捋论文的修改方向。我对于从案例中挖掘出来的治理结构这个理论视角基本是满意的，但现有稿件在于它将通向的“大问题”是什么并未明朗化。最终，我将“决策一统性与情景多元化”界定为政策适应性问题。与此同时，另一个反馈比较集中的是撬动型政策的这个概念，它的理论基础薄弱，既不能直观展现所表现的内容，还有生造概念的嫌疑。要如何将这种治理结构条理清楚地展现出来，还需在论证上重新谋划。从这两个大方面入手，结合其他老师提出的一些建议，我开启了我的第三稿写作。虽然我保留了治理结构这个思路，但是行文基本重写。我将文献述评聚焦于中国情境下应对政策适应性的路径策略，打乱上一稿的篇章结构，接下来展示案例中政府推动改革的政策过程。在第三部分，为了更明确展现这种政策过程中所体现的政策结构，我将它界定为“放权社会”治理结构，并且与科层制结构、授权地方结构进行对比，在主体维度、机制维度和功能维度的比较中展示它作为一种治理结构类型的特征。第四部分结合集体规则生产的特征，从主体理性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构建这种结构的行为逻辑。至此，论文结构的大致框架才得以确定。后续在网上评审环节、外审环节，又有幸获得许多知名或匿名老师的宝贵意见，在理论定位、表述以及论证完整性等方面继续完善。从这个稿子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几点经验和启发：第一，学术论文生产必须要扎实地完成每一步，因为任何一点偷懒的念头，都会对论文造成致命影响。因此，要有“跟自己死磕”的劲，首先要说服自己，才能说服别人。第二，案例研究要忠于“故事”而高于“故事”，将现有的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在巨人的肩膀上为自己寻找到哪怕一小点的理论贡献。所以，“小切口·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专栏的名称，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学术研究的原则，需要我们在调研、论文写作和修改中不断地进行自我突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团队作战的力量和价值，我在这次写作中深深受到这种力量的感染和帮助。记得在北大读博时，我们师门有一个小范围的读书会，定期围绕各自的论文进行讨论。我当时好些论文都在这个读书会上被拍过砖，可惜那只持续了两年就毕业了。到现在为止的多数时候，我都是在孤军奋战。这次很感谢这个工作坊带我进入其中，让我再次感受到团队力量和对学术真诚的追求。在工作坊中，无论辈分、不分你我、无所保留，大家都在为了这个专栏能够生产出最优秀的论文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大家也都在为如何完善自己的论文而绞尽脑汁。这种开放、积极的学术氛围很容易把人带进去，真是应了《士兵突击》里的那句“不抛弃、不放弃”。总之，感谢各位老师在我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宝贵建议、帮助指导和鼓励共勉。这个工作坊的作品不只是个人的成果，它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对此，我深以为然。也希望“小切口·大问题”工作坊能越办越好，共同推进公共管理的学术进步。[1]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J].开放时代,2011(10).[2]吕方,梅琳.“复杂政策”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连片开发扶贫项目的讨论[J].社会学研究,2017(3).[3]郁建兴,黄飚.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J].政治学研究,2017(5).[4]韩博天.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J].开放时代,2008(5).[5]颜昌武.刚性约束与自主性扩张——乡镇政府编外用工的一个解释性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9(4).[6]庞明礼.领导高度重视：一种科层运作的注意力分配方式[J].中国行政管理,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