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访谈: 学术创新需要勤探索且不拘泥于主流

编者按：本期推送赖毓芝和刘宇珍两位老师对英国著名中国艺术史专家、牛津大学荣休教授柯律格老师的专访。详细回顾了柯教授学术生涯，为广大读者更好了解他的研究背景和一系列专著间的知识谱系和发展脉络提供了很多有用信息。柯教授2017年出版的最新专著Chinese P 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一书，获得2019年亚洲研究协会中国研究领域最佳著作列文森奖荣誉提名(honorable mention)。

该访谈录来自与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的《明清研究通讯》第77期并于2020年2月初次发表。我们推送获得了原受访人、访谈/撰稿人和《明清研究通讯》及其主办单位各方明确授权。而且《明清研究通讯》及其主办单位也授权了我们代为申请微信原创保护及署名方式。公号感谢所有上述各方的支持。任何其他媒体或者单位皆须经过原各权益人同意方可再次转载。具体信息可以查阅网站：http://mingching.sinica.edu.tw。访谈人的简介见文末。

作为我们促进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公号已经完成或者约定了十多位学人访谈，其中包括多伦多大学社会系刘思达老师、耶鲁大学法学院张泰苏老师、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张颖老师、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宋念申老师、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东亚系刘禾(Lydia Liu)老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林郁沁(Eugenia Lean)老师、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荣休盖博坚(Kent Guy)老师、北京大学历史系暨古代研究中心陆扬老师、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杜乐老师、耶鲁大学历史系濮德培(Peter Perdue)老师、达特茅斯学院柯娇燕老师和弗吉利亚大学传媒和性别研究的Andrea Press老师以及知识女性作家施定柔和淡豹等。有兴趣的读者，请继续关注并分享转发。

专访柯律格(Craig Clunas, 1954-)教授

访谈人 | 赖毓芝教授

访谈人 | 刘宇珍

纪录人 | 赖嘉伟

柯律格 (Craig Clunas) 教授于 1972 年至 1977 年间于剑桥大学学习汉语与汉学，并于 1978 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取得博士学位，期间以蒙古语作为主修。1994 年起于大学任教，先后在萨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及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教授艺术史相关课程，于 2018 年退休，现为牛津大学荣誉教授。柯教授在大学任职前后，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 远东部门负责中国艺术品的展览与研究长达十四年的时间。柯教授的汉学学术养成背景，以及博物馆的工作经验，促成其与众不同的学术生涯。其所出版的著作一再改写艺术史学界既有的认知，提出更广阔的中国艺术史视界。

其成名作《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1) 以物质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晚明消费社会里的物品，更为中国艺术史学界掀起了物质文化研究的浪潮。透过柯教授之眼，总能发现「中国」的另一面，而究竟柯教授是如何对中国产生兴趣？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身为汉学研究背景的他，能别开生面的在中国艺术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这都需从柯教授与未知「中国」的相遇追溯起。

图一：2019 年访谈柯律格于新北石门

启蒙

对于“中国”兴趣的契机，1959-1970

中国在柯教授接受教育的六、七零年代，正值共产主义蓬勃发展期，而“中国”经验在年幼的柯教授生活中，是由夏日旅行伦敦时在大英博物馆及 V&A 博术馆所见的异域文物，在新闻事件中提及的遥远地方，以及在电视里介绍的中国文化所交织而成。[1]当时的英国鲜少有中国人到访，遑论柯教授的生长之地──远在伦敦之外苏格兰东北部的阿伯丁 (Aberdeen)。在这个城市里要遇见活生生“中国”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然而，英国并未因“不常见”而忽略中国文化的存在，即使在像是 Aberdeen Art Gallery 的小型美术馆中，也有中国籍的馆员参与展览的策划。而正是那尚未完全开放的时代，为“中国”蒙上了一层面纱；也正是这层雾里看花的迷蒙，引起柯教授对这个未知国度的兴趣。
语言总是深入一个文化的第一把钥匙。在英国学制中，就读大学前设有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或理解成“重点中学”），课程包括英文、法文、拉丁文、历史、希腊、数学等六个领域，并无中文相关课程。对中国感到兴趣的柯教授，一方面透过中文教科书 Teach Yourself Chinese 认识中文；另一方面，在进入大学之前，柯教授也广泛涉猎他所能接触到的中国相关信息，例如，考古学家 Leonard Cottrell (1913-1974) 在发现兵马俑之前所著之 The Tiger of Ch'in: The Dramatic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Nation (1962)、高罗佩 (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 所著的侦探小说、1969 年英国改编自高罗佩著作所拍摄的电视剧──《狄公案》，以及柯教授的父亲所购买之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当然，关于艺术史的读物也在其中。柯教授回忆，当时 Michael Sullivan (1916-2013) 所著《中国艺术史》(Chinese Art, 1967) 是其年幼时曾读过的关于艺术史书籍，不过当时的他对于艺术史本身并不特别感兴趣，书中介绍的中国艺术只是认识未知的一部分。柯教授回忆起十四岁时一次关于艺术赏析的作文比赛，他笑说那正是他第一篇关于艺术史的著作，他以宋徽宗《五色鹦鹉图》为题写作参赛，不过并未获奖，当时的他只感到视觉艺术写作并非易事，也没有预期之后会走上中国艺术史研究之途。在进入大学之前，柯教授并非有系统性的学习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对他来说，中文的学习、相关书籍的阅读都能满足他对这个未知国度的好奇。

认识“中国”

剑桥大学，1971-1980

在英国的大学体制中，大学的申请是针对性学科的申请，柯教授受 Martin Bernal (1937-2013) 等人的面试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就读，此为柯教授开始系统性地认识中国的开端。前两年剑桥的课程规划都是必修课程，大多与中文、历史与考古学相关。历史学课程中包括编辑《剑桥中国史》的著名学者──崔瑞德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1925-2006) 所开设的通史课程、鲁惟一 (Michael Loewe, 1922-) 关于中国中世纪时期的知识和制度史专题等。另外，考古学由曾主持四川华西协和大学四川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家郑德坤 (1907-2001) 授课，中文方面则受到麦大维 (David McMullen)、Bob Sloss，以及几位华人教授教导。柯教授表示，虽然进入大学前就曾透过电视或广播听到中文，但在课堂上听到老师教学中文四声发音时，才真正意识到说中文的实际情况。进入剑桥，在课堂上老师的带领下，幼年时那浑沌未明的“中国”，轮廓得以渐朗。
在剑桥的学习生活中，不只有老师与课堂是柯教授接触学术研究的对象，当时在剑桥大学研究的博士生周绍明 (Joseph P. McDermott, 1945-)、研究唐文化的 Robert M. Somers (1942-1983) 等几位受美国教育的研究人员，也让柯教授间接接触到美国的学术方式。而令柯教授印象最深刻的是 Robert M. Somers 教授（他当时可能在协助崔瑞德教授编辑《剑桥中国史》唐代部分，但两人均已过世，无法确认）。Robert M. Somers 是柯教授古文的“指导”（supervision，这是 Cambridge 的用语，类似 Oxford 的 tutorial)，他认识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1936-)，并给柯教授所属的班级阅读史景迁当时尚未出版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手稿，其精彩内容令柯教授为之兴奋，触发了他对于学术研究的向往。对一个远从苏格兰阿伯丁而来，年仅十七岁的柯教授而言，在剑桥大学的学习并非一帆风顺：英格兰的文化冲击、城乡阶级的歧视，以及学习全新事物的挑战，都造成柯教授在剑桥大学前两年的学习过程中极大的压力，然而这并未抑止柯教授对中国探究的好奇心。
1974 年柯教授正准备回剑桥开始第三个学年时，突然获得可以前往中国的通知，这趟远行对柯教授而言十分重要，他终于可以一睹以往在学校、博物馆或是媒体中所形塑之“中国”真面目。在七十年代前往中国并非易事，除了行前须到外交机构听讲如何面对危机外，航程又须多次转机。几经辗转抵达中国后，柯教授笑着表示，他对中国的印象就像到月球另一边般荒芜。在中国一年的时间，柯教授在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那里大多是来自共产党世界的学生。北京语言学院的课程规划，一周需上六天的汉语、中文文法等课程，其中也包含少部分古代汉语教学。当时政治教育也被安排进入语言教学当中，如课堂中教师便透过教授先秦法家文献，试图合理化集权的行为；而对柯教授来说，这正是他学习文言文的途径。当时中国时值文化大革命之后，是个相对平静但沈闷的年代。柯教授在中国语言学校的一年间，并没有太多机会独自在中国境内旅游，多是参与由语言学校举办的旅行行程。他回忆：有次前往参观长沙马王堆，是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 (1910-1985) 所接待。除了没有太多自由活动的时间外，柯教授的室友被安排为共产党员，而当时中国人不允许与外国人交谈，也因此柯教授无法直接与当地人对话沟通，以至于并未有太多机会练习中文口语。

图二：柯律格 1975 年于明陵（柯教授提供）

结束中国一年的学习后，柯教授回到剑桥继续大学课程，这一年在中国的经验，让柯教授得以落实对于中国的认识，对自己的中文能力也更有自信。这时，总是着迷于未知的柯教授，已经不满足于只学习汉语。他阅读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施坚雅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 的中国研究，深受启发。回到剑桥后曾试图转换研究领域，想学习能更深入历史研究的地理学。不过柯教授三、四年级时上张心沧 (Chang, H. C., 1923-2004) 教授开设之中国经典小说课，老师的引导方式，以及课堂中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的美好经验，让柯教授又坚定继续以汉语、汉学为研修领域。在剑桥的最后一年，柯教授在崔瑞德教授的推荐下，以王毓铨 (1910-2002) 所著《明代的军屯》一书作为书评对象，完成最后的学位报告，之后直接进入博士学程，进行下一个阶段的研究。

研究“中国”

SOAS 与 V&A 博物馆，1979-1994

柯教授在一次与崔瑞德教授的讨论中被问道：“你对什么感兴趣？”柯教授回想起结束中国语言学校学习返回英国的路程中，途经蒙古但碍于国际政治因素难以进入，触发他对蒙古的好奇。于是柯教授便在崔瑞德教授的推荐下进入亚非学院，受业于当时全英国唯一研究蒙古的 Charles Bawden (1924-2016) 教授。柯教授以十九世纪的蒙古史为主题，并以第一本以蒙古语所写的小说──尹湛纳希 (1837-1892) 所著的《一层楼》作为主要材料，在 Bawden 教授的带领下学习蒙古语、进行研究。博士学程的第三年，柯教授获得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远东部门研究助理一职，往后四年的博士生涯，就在博物馆工作与博士论文写作两者间度过。对当时拥有双重身分的柯教授而言，时间相当紧凑，他每天去博物馆上班前，必须早起先从事相关的研究。幸而当时 V＆A 的主管慷慨地让柯教授一、两个月就可以请假与老师讨论论文。

图三：柯律格 2010 年 12 月与石守谦、黄猷钦于台北（柯教授提供）

在指导教授与博物馆员的支持下，柯教授于 1983 年完成以《一层楼》为核心的博士论文。本书作者尹湛纳希为蒙古土默特部贵族，活动区域于现今辽宁一代，以定居农业为生。除了母语，尹湛纳希也精通当时清廷所使用的满语、汉语、藏语，同时与基督教传教士往来。柯教授在知名蒙古学学者 Gombojab Hangin (1921-1989) 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发现，《一层楼》中有大量内容乃取自于《后红楼梦》、《十二楼》等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而成，因此他认为十九世纪「多语性」的文化现象并不只见于满清，蒙古文化区域中亦然。柯教授的博士论文口试并非全然顺遂，最后答辩时最擅长的汉语领域，遭到口试委员挑剔。但这样的挫折并未终结柯教授对学术的兴趣，他修改论文中的瑕疵，继续前往下一个研究阶段。
取得博士学位后，柯教授在V＆A于 1983 年晋升为 Assistant Keeper。当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为东方陶瓷学会与大英博物馆举办的明清牙雕展所撰写的专文，而首本专书则是 Chinese Export Watercolors (1984)，属于当时担任远东部门 Keeper 的 Joe Earle 主导出版的《V&A 远东系列》之一。柯教授回想，当时在博物馆中的写作和出版，对他的学术生涯影响重大，其成名作《长物》一书亦是写作于在博物馆工作期间。当时正值英国史领域研究物质文化热潮的八零年代，柯教授参与博物馆开设的设计史的课程，发现许多学者关注消费文化与英国设计史的关系，并认为这是英国的独特现象。柯教授当时在内心反思，他所认识的中国似乎也有类似的现象，因而开启了他研究晚明物质文化的动机。《长物》一书当时的对话对象是英国文化史学者，而非中文学界，目的在于让英国学者们注意到英国史中炫耀性消费所产生的奢华设计，并非仅仅是英国的特殊现象。《长物》的研究始自 1986 年，柯教授借着参与学术交流的机会，前往北京、苏州、杭州考察，搜集研究材料，耗时两年时间写作。写作期间各篇章在学术会议中发表，受著名新文化史学者 Peter Burke (1937-) 鼓励，全书终在 1991 年出版。

图四：柯律格 1982 年与王世襄于大英博物馆（柯教授提供）

《长物》进入出版程序之际，柯教授的第二本专书《蕴秀之域：中国明代的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1996) 的研究与写作也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当时柯教授受到 The Chinese Garden (1978) 一书作者 Maggie Keswick (1941-1995) 之邀，前往莱顿大学参加庭园研究会议。莱顿大学拥有欧洲第二古老的大学植物园（成立于 1590），仅次于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成立于 1568），柯教授自然非常乐于与会。1990 年前后，柯教授得到一笔学术奖助，前往美国巴尔的摩 Dumbarton Oaks 博物馆进行研究。Dumbarton Oaks 博物馆有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分别是阿兹特克文明、拜占庭帝国及庭园史。藉地利之便，柯教授也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农业部图书馆等地查询相关资料，《蕴秀之域》一书的内容正是柯教授在这一年中之进展。与此同时，第三本专书《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7) 的标题也在柯教授脑海中反复琢磨。对他而言，学术研究和写作并非单轨进行，数个写作计划往往同时酝酿着。当时在博物馆工作的柯教授并无出版著作的压力，会如此积极多产，除了对中国艺术的兴趣，柯教授回想大学时期受 Edward Said (1935-2003) 《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 一书影响甚深，此书批判西方中心视野下的「异质化」东方的建构，这也正是柯教授试图突破的框架。
当时博物馆的定位与研究中心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馆方对于研究员被邀请到其他大学、研究机构研究、讲学是乐见其成的。柯教授从 Dumbarton Oaks 博物馆研究结束后，回到 V&A 工作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于 1993 年被邀请至芝加哥大学担任短期客座教授，开授中国庭园史专题，结束后回到英国任教。

研究“中国”

教学生涯的展开，1994-2018

二十世纪初期，英国大学并没有研究亚洲艺术的系所。在英国，七零年代左右艺术史才开始成为独立学门，在此之前英国艺术史的研究仅为历史系的一部分，相较于美国艺术史学界的发展晚了近五十年。而 1980 年以前，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有点像联邦制 (Federal Structure)，所有的学院是平行的关系，各司其职。1916 年成立的亚非学院、1932 年成立的科托德艺术学院 (Courtauld Institute)，以及 1933 年迁移至英国的瓦尔堡研究所 (The Warburg Institute)，都是伦敦大学系统里的学院 (college)。科托德艺术学院是为了艺术史的高等教育而设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研亚洲、非洲与中东人文及社会科学，瓦尔堡研究所则是为保存与研究古典的过去 (Classical past) 之研究机构。由于许多著名的艺术史学者包括 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 (1909-2001) 及 Michael David Kighley Baxandall (1933-2008) 都曾任职于瓦尔堡研究所，致使人误以为其为一个艺术史机构，实则不然。在伦敦大学体系下，专职艺术史的事实上是科托德艺术学院，然其致力于大学部与硕士班的训练，而瓦尔堡研究所只有博士学程。由于科托德艺术学院与亚非学院特殊性的存在，让英国高等教育有借口可以不设立艺术及亚洲相关系所，这也是在英国的大学编制中艺术史较晚才独立发展的原因。

图五：柯律格 2002 年与萨赛克斯大学 (Sussex University) 艺术史学生于罗马（柯教授提供）

九零年代初期，在萨塞克斯大学任教的 Thomas E. Crowe(1948-) 教授认为该系所不能继续以欧洲中心主义设计课程教学，需要建立亚洲相关的研究课程。1994 年刚从芝加哥大学客座结束回到英国的柯教授，便赴萨塞克斯大学担任 Senior Lecturer 一职，开授艺术史方法学课程。这对没有受过专业艺术史训练的柯教授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挑战。除了方法学外，他也教授自己感兴趣的明代绘画及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专题，并在 “Art in China” 文化通识课中介绍中国电影艺术。柯教授在萨塞克斯大学共任教九年，期间出版了《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与《艺术在中国》(Art in China, 1997) 等书。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在中国》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柯教授写作，柯教授思考，此一出版计划应是针对英语世界的读者，并且是具有教育性质的系列书籍，因此他采取有别于学术专书的写作方式，先挑选图版再进行内文撰写，尽可能将中国艺术与英国读者感兴趣的事物做连结。在萨塞克斯大学的教学生涯，虽然需来回奔波于学校与家庭之间，但对柯教授而言，在大学研究教学，比起单面对博物馆的藏品，更能满足他对中国艺术的广泛兴趣。教学期间也让他感受到，研究中国艺术史是具有使命性的，而他也愿意承担这样的使命。

图六：柯律格 2016 年 6 月于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柯教授提供）

2003 年，柯教授转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先后出版《雅债：文征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2004) 及《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2007) 二书。柯教授于 2007 年起受聘于牛津大学艺术史系，直至 2018 年退休。当时的牛津大学艺术史学系是很年轻的系所，1990 年成立硕士班，至 2004 才有大学部，柯教授几乎教过所有牛津艺术史系大学部的学生。

图七：柯律格 2016 年于杭州之中国美术学院贡布里希藏书纪念室（柯教授提供）

研究“中国”

前进下个“未知”：2018～

现今，柯教授的学术地位已无庸置疑，其出版的专书无一不被翻译成中文，亦是学习艺术史的研究生之必读物。2012 年，柯教授以 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 为题，受邀担任梅隆艺术讲座 (A. W. Mellon Lectures in the Fine Arts)。这是继雷德侯 (Lothar Ledderose，1942-) 之后第二位在梅隆艺术讲座中以中国艺术史为题的学者。柯教授在艺术史学界得到的高度肯定，由此可见。[2]回看过往的学术之旅，柯教授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让忽略中国的人看见中国，透过链接艺术史与知识史，让艺术史能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被讨论，也在历史领域中受到重视。回想其一开始写作《长物》的动机，是对于当时英国的物质文化研究提出异议。透过对于中国艺术文化的考察与学界既定的成说对话，进而标志出此前受到忽略的面向，是其著书研究的目的，柯教授的每一本著作，无不是如此。面对未知的好奇、对于经典 (canon) 的挑战，这看似扬帆前往禁地的矛盾，是驱使柯教授不断探索未知，勤于著述的原动力。柯教授认为唯有在学术路上坚持自己所想，勤于探索观察，不囿于主流学术意见，才能发现新事物。
而总能发现未知的柯教授，认为艺术史的下一个未知之地是哪里呢？他说现今看似有助于艺术史研究的数字化图像，其实对于研究是个假好处，正因数字化之故，文物都被封存在收藏机构中，难以对其物质性的特质有所掌握，而物质性的研究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里，很可能就是下个未知之地。

图八：2019 年访谈柯律格于新北石门。

[1] 此电视节目为杜伦大学 (University of Durham）制作的Land of the Living Dragon，节目中包括部分的中文基础教学课程。

[2] 此讲座之内容已于 2017 年改写为专书 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详见 Craig Clunas, 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访谈人赖毓芝教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2005）。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绘画史，尤其焦点于十八世纪清宫与欧洲宫廷的视觉文化交流与十九世纪下半上海画坛与日本的往来。曾经受邀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担任Hulsewe-Wazniewski访问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University）Heinz Goetze访问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访问学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美国洛杉矶盖帝研究中心（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博士后研究等。并策划过包括「伪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故宫博物院，2018）、「追索浙派」（故宫博物院，2008）等展览。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清宫视觉统治的专书。

访谈人刘宇珍，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博士。曾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现为政治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研究中国近代美术史，关注艺术复制、「美术」意义的转化等议题。作品曾发表于Art History、Archives of Asian Art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等中、英文期刊。

纪录人赖嘉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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