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女性在学术界升级打怪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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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邢承吉 译/王仲达 审/鲁迪秋
校/林煜堃 姚念达 邢承吉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
“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搞不清楚已婚女性能否胜任工作。我满心认为，学校选择资助男生而非女生是有道理的，我们确实在职业生涯中受到更多限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歧视，那时我却为此责备自己。我当时觉得世界本就是如此。”
“对于女学者而言，我相信我那一代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现在对出版和发表的要求在急剧增加。我真替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女性感到难过，因为很多人到了必须考虑结婚生子的年纪。”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写在前面
这是一篇长访谈。2017年5月一个午后，我在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教授位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16街的家里，一边喝下午茶，一边好奇地向她抛出许多问题。凯斯勒-哈里斯教授慈祥和蔼、有条有理地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
那年我刚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纽约遇到了一批最优秀的学者，例如美国史历史学家艾明如（Mae Ngai）、布莱克默（Elizabeth Blackmar）、斯特芬妮·麦库瑞尔（Stephanie McCurry）、芭芭拉·菲尔兹（Barbara Fields）等等，好奇地了解着女性在美国史学界的位置，开始思索她们的奋斗经历对国内年轻女性学者会有怎样的启发。怀着这种探索的欲望，我和国内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了一系列有计划的访谈。爱丽丝对我的访谈计划给予了最大力度的支持。在巴特勒图书馆前，她第一次听我提及这一计划时，就拍拍我的肩膀，肯定地说道：“我们要让人们听见女性的声音。”
那一时期，我相继访谈了我们系第一个女性历史系主任玛莎·豪厄尔（Martha Howell）、著名美国早期史学者朱克曼（Michael Zuckerman）的夫人、同为美国史教授的莎伦·安·霍尔特（Sharon Ann Holt），以及年轻的美国史学者汉娜·法布尔（Hannah Farber）。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代人的经历，都因社会和体制的差异而截然不同。慢慢地，通过这些受访人物，我们大致梳理出一条理解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女性历史学家职业历程的谱系，也可以从中管窥此地今天为何可以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女性职业历史学家。
从凯斯勒-哈里斯教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读取很多关于那个时代的信息，例如，60年代妇女运动开展以前，美国的研究生院对有家庭和孩子的女性并无任何资助和支持，连家庭房（couple housing）都只是男性的特权，更遑论产假（parental accommodation），甚至连女博士生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有差异的对待实际上就是歧视。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琳达·克尔伯（Linda Kerber）、琼·斯科特（Joan Scott）这些今天赫赫有名的妇女史学者都是在这样的时代成长起来的。
当然，如果没有轰动一时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Betty Friedan, Feministic Mystique），以及后来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爱伦·威利丝（Ellen Willis）通过日常生活各个纬度、针对性别不平等展开抨击，两性平等的意识不会渗透到学界，并逐渐改变历史系的权力话语结构，以及像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这样的女性学者看待自己和世界的眼光。
纽约是一座有女性主义传统的城市，Strand书店里随处可见激励女性和带有女权色彩的各式布袋、贴画、冰箱贴，弗里丹和威利丝这些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活跃在妇女运动最前沿的“传奇人物”都曾是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的旧识。爱丽丝在访谈中提及的60年代的“提高觉悟”（consciousness raising）小组，就与从巴纳德女子学院毕业的威利丝所创建的红袜子社（Redstockings）的许多倡议密切相关。说来这段历史还和中国颇有渊源，据说这个组织取“红”为意象（区别于19世纪著名的Bluestockings），也是基于威利丝当时对中国革命的浓厚兴趣。
做访谈相当耗时，从设计问题到和受访者见面，再到整理修改访谈稿和最后的翻译校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访谈经过几轮工序整理并翻译出来时，已经是两年以后，然而爱丽丝当时谈话时耐心、恳切和坦率的神情，仿佛就在眼前，而一篇访谈经历好几个朋友转手抄录、翻译和修改，文字也有了温度，使当时的对话内容超越了曼哈顿某个午后两个人的一方空间，甚至超越历史学的疆域，而进入了更多关心这一议题的人们的生活世界。
▲Strand书店售卖的徽章
因为意识到忽视了女性，而放弃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
邢承吉：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关于美国女性历史学家的系列访谈。能否请您向中国的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和专业背景？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我研究“工薪阶层女性”的历史，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是个妇女史学者，也是劳工史学者。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劳工史和工会史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专注于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并从社会性别角度阐释男工和女工的组织方式。最近，我的兴趣集中于社会权利以及政府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社会政策。
邢：性别意识是否对您从事妇女史研究有所启发？
凯斯勒-哈里斯：当然。当我开始研究19世纪90年代纽约的犹太工会运动时，我的博士论文里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女性。这不是因为她们不存在，而是受到那个时代史学训练的我看不见她们。在20世纪60年代，妇女史这个领域还没有出现。当我在研究中遇到女性的时候，她们似乎无关紧要，我就把她们放到一边去了。1968年，在我刚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美国妇女运动的第二波浪潮方兴未艾。那时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开始参与行业内的妇女运动。很快，我就开始后悔写了一篇忽视女性的学位论文，是妇女运动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完成博士论文的一两年后，我做了一个决定：除非我回头去研究那些被我忽视的女性，否则我不会出版这篇论文。从那时开始，我开始研究劳工运动中的犹太女性。我最早发表的期刊文章即与此相关。也是从那时起，我把自己定义为妇女史和劳工史学者。
邢：那么您后来是否回头修改博士论文、在里面加入犹太女性的经历？
凯斯勒-哈里斯：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发表那篇论文，因为我无法忍受自己居然如此盲目。所以，怀着一种忏悔者的心情，我随后写了一系列以女性为主题的文章。
邢：人们通常把博士论文作为职业生涯的第一本书，而您竟然因为意识到论文忽视了女性，而放弃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
凯斯勒-哈里斯：确实如此，我当时只觉得愧疚。如果早几年完成，我可能挺满意那篇论文。但在妇女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我不可能再以从前的眼光看问题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历史学家开始质疑一件事情：关注一个问题是由男性提出的还是女性提出的，是白人历史学家提出的还是有色人种历史学家提出的，是否有意义？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女性历史学家，为什么在著名高校中没有女性任教。我羞于出版一篇只讨论男性的博士论文。要是这么做了，我无异于犯下了错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邢：所以在此之后，您开始将自己视为妇女史学者了。
凯斯勒-哈里斯：是的，但我也依然认为自己是个劳工史学者。我在工会工作了有八九年的时间。虽然我的研究对象是工会，但我主要关注工会运动中的女性和性别张力。不过，我不再将劳工史和妇女史视为截然不同的领域：它们使用相似的方法来探讨社会生活、政治进程以及工人阶级的经历及其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出去工作》（20周年纪念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历史学家需要研究性别制度这一观念，也是妇女史研究的一大突破
邢：您是否也是劳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呢？
凯斯勒-哈里斯：年纪大了之后参与就比较少了，但年轻的时候的确如此。我和我先生为工会成员创建了一个劳工教育项目。我以前经常给工会演讲，现在也还会这么做。我竭尽所能地为女工提供教育。尽管从历史上看，劳工运动和女性不怎么契合，但我没想到这两个运动后来会分道扬镳。不过我的工作就是解释并试图让人们去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现在，妇女是劳工组织中规模最大的新成员，她们也是美国公共部门工会的骨干。
邢：类似的社会活动经验是不是也会对您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性别等级关系和社会安排有所启发？
凯斯勒-哈里斯：确实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加入了当时的“提高觉悟”小组，来探究个人生活与所处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我想这种“提高觉悟”的思想来自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忆苦思甜”（speaking bitterness）。在当时美国的各个角落，总能找到这样的小组，十来个女性每一两周会轮流在家中举行聚会，讨论生活和许多其他议题。我在1968年加入了这么一个小组，它让我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女性在社会中面对的各种问题和困扰。那时，我已经步入婚姻，有个年幼的女儿。在我事业刚起步时，人们还认为女性应把家庭角色放在首位。提高觉悟小组使我第一次深入理解生活中的紧张关系，并让我意识到这是许多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
接下来，我计划在史学专业领域寻求变革。当时我住在纽约，那里有很多活跃的女性主义历史学者。我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名字很拗口——女性历史学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Women i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简称CCWHP。该委员会的宗旨是改革历史学职业领域存在的问题。我们希望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OAH）能在各个层面上吸纳女性成员。我们敦促他们邀请女性加入期刊编委会，发表女性历史学家的文章，邀请女性在学术会议上报告论文，为女性进入学术选举机构担任职务创造机会。这是我涉足的第二项女性主义活动。
也许需要说明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这些活动比现在要容易得多。尽管那时我还是个研究生，但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政治。有些人活跃于反越战运动，有些人加入民权运动和反贫困运动。所以对于我们而言，社会运动并不陌生，这是我们建构身份意识的一种方式，并时常与学术发展相交织。对我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加入妇女运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邢：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妇女运动汲取的资源是各个方面的，对同时期的中国的想象也是其中一部分。能否谈谈你们当时如何受到中国的启发？
凯斯勒-哈里斯：“忆苦思甜”活动吸引了相当多我这一代的女性，不过是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那个时候，左翼运动在美国非常活跃。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中国吸引了我们，尽管我们其实对这些知之甚少。现在想来，我们应该多了解一些。但是在那时，很多人崇拜毛泽东关于黑人、白人女性争取民权的思想，以及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见解。人们很容易从为非裔美国人或农民争取平等和机会，转向为女性争取平等和机会。我们这样出身科班的历史学者，十分自然地会开始探究女性的平等问题，以及女性在政治领域缺席的问题。
邢：那一代从事性别史研究的学者，许多是在经历了妇女运动后，深刻地意识到女性群体被以往的历史叙事忽略了。
凯斯勒-哈里斯：我那一代学者，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那一代，确实有这样的心态。我那一代女性，诸如琳达·克尔伯、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erg）、布兰奇·威森·库克（Blanche Wiesen Cook）、琳达·戈登（Linda Gordon）、琼·斯科特最初研究的都是与女性无关的主题。几位老一辈的女性学者在这方面领先于我们，其中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安妮·F.斯科特（Anne F.Scott）、帕特里夏·格雷厄姆（Patricia Graham）、艾琳·S.克拉迪 托（Aileen S.Kraditor）在 那时已经开始关注女性。在60年代，尽管出现了几本有关女性问题的著作，但还未形成得到历史学界认可的妇女史研究领域。但几年之后，便有一大批学者追随我们的脚步，专门研究女性。这其中包括南希·科特（Nancy Cott）和萨拉·埃文斯（Sara Evans）。我 可 以 自 豪 地说，这里面也有几位男性，比如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威廉·蔡菲（William Chafe）。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开始“发现”被历史遗忘的女性，并为之欢呼。不过很快，我们开始探究更深刻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这些女性消失了如此之久？女性是否一直都在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如何解释她们普遍处于次要位置？女性的现身如何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一般性诠释？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如何塑造历史进程的?
拿我自己的研究举例：我发掘出在那个时期，有四五个年轻女工，组织参与劳工运动，后来成为劳工运动领袖。那么，这当中女性身份的性别意义体现在何处？结果证明，这些女性成功组织了成百上千的女工加入劳工运动，并且领导她们的工会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女性，就不能了解20世纪早期劳工运动的驱动力。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实际上是由这些女工建立起来的。
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历史学家已经准备好开始探讨性别化的社会安排，或是构建起女性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观念与实践体系。1985年，琼·斯科特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探讨性别是否是一个有用的分析范畴。这引导许多历史学家去理解历史上束缚女性、加强她们弱势地位的意义体系。正如引入种族和种族主义概念为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研究带来突破，历史学家需要研究性别制度这一观念也是妇女史研究的一大突破。
邢：两性的不平等关系深深嵌入在以男性主导的家长制权力等级制度之中。
凯斯勒-哈里斯：的确如此。我举个例子，格尔达·勒纳就认为女性是最早的奴隶。她们与家庭联结得更紧密，因此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奴役。她们因为怀孕和生育而处在任人摆布的地位。勒纳质疑父权取得权威是因为女性天性温顺和服从。当父权制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后，我们就开始探讨那些身为家长的男性的意识，以及男性主导地位的长期延续。我们观察不同的、非西方社会的行为方式，以了解父权制在何处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我们想知道父权制家庭与男性垄断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也想了解劳动的性别分工如何维系男性的主导地位。
▲Strand书店售卖的徽章
当时我满心认为，学校选择资助男生而非女生是有道理的
邢：刚才您谈到20世纪60年代，您是在那个时候读研究生的，当时女性读研究生的情况是怎样的？
凯斯勒-哈里斯：我读研究生那会儿，我这一级只有几个女生。除了女子学院以外，几乎没有女教授。人们认为男生的学术生涯更长久，因此他们得到了大部分奖学金。拿我自己来说，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笔奖学金，但很快因为怀孕而失去了这笔钱。在男教授看来，我对于学术缺乏严肃追求。那时没人意识到女性和男性有不同的需求，以及女性还有家务要操持。
有家室和子女的男性研究生能得到专门的家庭住房，而女性连拥有那一点待遇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尽管这个体制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但是当时我们并不那样想。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搞不清楚已婚女性能否胜任工作。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足够聪明、幸运的单身女研究生才有可能得到同等对待。供养妻子是丈夫的职责，而不是研究生院的事。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对于这样的待遇一点不生气。我满心认为，学校选择资助男生而非女生是有道理的，我们确实在职业生涯中受到更多限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歧视，那时我却为此责备自己。我当时觉得世界本就是如此。既然我决定了生孩子，如果我想继续读书，就应该自己把事情安排好。妇女运动兴起之后，我才开始对这一切差别对待感到愤慨。
邢：您提到的奖学金是指生活津贴吗？如果失去这笔津贴就太糟糕了，那本应该就是承诺给你的。
凯斯勒-哈里斯：是的。而且别忘了，那时候的生活津贴是按年发放的，取决于你学业的进展情况。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大部分高校，得到五年津贴的女性都可以休产假。但实际还是有些困难：她们很少享受带薪产假，而且产假一般只有一学期，休假期间通常也没有医疗保险。带孩子虽然很辛苦，但现在她们至少不会失去经济来源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很幸运。如果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发展壮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参与到政治运动中去，更不会有后来顺畅的职业生涯。妇女运动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加入“提高觉悟”小组，用新的方式思考历史。我这一代人，据我所知就有十多个女性历史学家通过参与妇女运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不久之后，更多年轻女性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进入各大研究生院和专门学校。1973年，我们创建了伯克夏尔妇女史会议（Berkshire Conference of Women's History）。第一次会议就有上千人参加，气氛非常友好。传统历史学者不接纳的论文，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我们的研究领域不是突然出人意料，而是得益于提出新问题并推动我们寻求新答案的社会运动。
▲《将性别加入劳工史》（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6）
当你们去找工作的时候，是一名妇女史学者，同时也是社会史学者、劳工史学者、经济史学者、政治史学者
邢：您是在妇女运动中引领潮流的那一代，而且作为女性率先进入了学术领域，还在职场上与性别歧视作斗争。但你们这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是缺少职业学术女性的榜样的。
凯斯勒-哈里斯：我们也不是完全孤独的，有几位比我们年长的女性在前方引领，比如格尔达·勒纳就是我的个人榜样。在20世纪早期，有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朱莉娅·斯普鲁伊尔（Julia Spruill）等 人 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去撰写女性历史。专业学者瞧不上她们的研究，但她们仍然是我们的表率。我们前一代学者比如威莉·李·罗斯（Willie Lee Rose）、格尔达·勒纳、安妮·斯科特，都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整个学界都意识到女性学者和妇女史的价值，我们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应当向她们致敬。
拿格尔达·勒纳来说，她于1973年在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开设了美国第一个妇女史硕士项目。1974年，她邀请我去做客座教授，与她相处的两年时间使我颇受启迪。与此同时，我的朋友琳达·克尔伯因为寻找终身教职受阻，于是在美国历史学会内部发起一次有益的行动，担任该学会首个“女性地位委 员 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的成员。现在她可能是美国最知名的妇女史学家。你也许可以说，我们的榜样来自民权运动和新左派。一旦大门被打开，人们就会接踵而入。所以第二代出现时，她们已经能够撰写妇女史的学位论文了。南希·科特、萨拉·埃文斯还有南希·休伊特（Nancy Hewitt）都属于这一代。我们这代人是从研究一般性课题起步的，但下一代就可以自由地研究有关女性的课题了。
比如，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宗教史的，琳达·克尔伯最初研究的是联邦主义者，布兰奇·威森·库克则研究一战中的和平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美国历史杂 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上发表关于女性的论文还很困难。所以我们创办了《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杂志》（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两者都是跨学科期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了四五种专注于妇女史与交叉学科的刊物，包括《女性和性别》（Women and Gender）、《妇女史杂志》（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一旦有了出版阵地，知识就得以传播，妇女史研究也繁荣起来。
我不是说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即使现在很多院系意识到他们必须聘任一个专职妇女史、性别史或性史的历史学者，但是一般也只有一个教职。所以，妇女史学者面临的职位并不多。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讲，当你们去找工作的时候，你是一名妇女史学者，但你同时也是社会史学者、劳工史学者、经济史学者、政治史学者。你不能只把自己限定为妇女史学者。因为你们也许找不到妇女史的教职，但是如果你写过政治中的女性，你就可以教政治史了。这算是为你在就业市场上加了双保险。我们的认同更广泛，这符合我们逐渐形成的认识，即为了理解美国历史，我们必须理解性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邢：当您刚得到教职的时候，他们让您教妇女史吗？
凯斯勒-哈里斯：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并没有那么顺利。当时我任教于纽约长岛的一所小型学院，我是历史系聘任的第一位女性学者。我在那里从教了20年，是唯一的全职女教师。当然，也有兼职教师或者只教一两年的女教师。我受聘的专业是美国历史，我教过美国通史课程、“20世纪美国史”以及通论性的劳工史、社会史。很幸运的是，在我去那之前，一位男同事在系里率先开设了妇女史课程。我去了之后不久，他就把课让给我了，所以我那时候可能比大部分同仁都过得自在。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那时候我和两个男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所以我在办公室，我都会让门开着。因为关着门会显得很别扭。男同事们会在系里开会的时候说闲话，虽然没有恶意，但是这些窃窃私语也让我清楚自己是个异类。例如，会议记录一般是由新进成员来做的。但我到系里之后，这样的规定就把我的男同事置于尴尬的处境。每次开会之前总有人对我说：“爱丽丝，通常来说我们应该让你来记录，但因为你是女人，我们不能让你做这个。”然后所有人就会嘀咕，好像我把额外的负担强加给了某个人。偶尔我会以幽默回应。幽默还帮我化解诸如不帮他们泡咖啡的万年调侃，事实上，我会笑着提议，由我来教他们怎么冲泡咖啡。
还有些事就不那么愉快了。那时我有小孩，白天有人在家照料孩子。但我必须准时回家，所以我不能总待在办公室。然而我不可能总以照顾小孩为理由而不去开会，所以我得想一些其他借口。我会说我得去看戏或者其他什么事，这样才不至于招惹议论。现在当然完全不一样了，有男老师站起来说我得去接孩子了，每个人都要为他鼓掌呢。
我们这一代人拥有后来人们必须去争取才能获得的机会
邢：下面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我很愿意听听您的看法：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假设在时间冲突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一个角色，母亲、妻子、教师、学者，哪一项是您最优先考虑的？
凯斯勒-哈里斯：这就像是表演杂技一样困难。对于女学者而言，我相信我那一代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现在对出版和发表的要求在急剧增加。在那时，只要你做个好老师，在系里服务好，即使出版著作不多，在大部分高校都能拿到终身教职。但如今这在许多学校都行不通了。不发表一两篇论文，男性和女性通常都找不到工作，而且从教的最初几年还要马上出版第一本专著。我真替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女性感到难过，因为很多人到了必须考虑结婚生子的年纪。
我1968年博士毕业，后来凭几篇论文和一部参编的丛书就拿到终身教职。直到1980年我才出版第一本专著。那时候我有小孩，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投入到工作中。老实说，我要是晚出生20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获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可以慢一点工作，慢一点发表是件挺奢侈的事。虽然我会去演讲、参会，活跃于学术，但是我没有被要求去做现在的年轻人必须做的事情。
另外，幸运的是，我有足够的钱去雇人照顾孩子。那时还没有公共托儿服务，但我们能为女儿请一个非全职的保姆，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所谓先锋一代——还有个优势，就是我们拥有后来人们必须去争取才能获得的机会。我举个例子，在1973年，我被选进美国研究学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的全国委员会，代表美国研究领域的女性。一年多之后，我又受邀加入美国历史学会的女性历史学家委员会。那时候满足要求的女性太少。一旦这些专业组织发现他们需要女性，我们就要承担大量工作。但同时，这些工作也促进了同业间的交流，比如这让我们与许多重要刊物的编辑建立了联系。这对于我后来的出版帮助巨大。我想现在年轻人要面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
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你们可以做任何事，但你们不能一起做，所以你要选择你想做的那件事。如果你想待在家照顾孩子，那很好，在家陪孩子，慢慢来，花上两三年的时间。但别把工作完全放下：慢慢写你想写的书或文章，或者就好好教书。做决定是要承担代价的，但根据个人需要做优先选择是可行的。现在这个时代，无论男女都要结合家庭、事业以及个人需要去做决定，每个人都要依据自身情况来做职场选择。
邢：当人们谈及非常成功的女历史学家的例子，他们往往会说她们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子女众多。所以在这个女性定义的背后，潜台词就是女性成功要平衡好工作和生活。如果家庭不美满，即便学术做得好、工作再有成就，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女性。
凯斯勒-哈里斯：依我个人经验，如果女性生育五六个孩子，那她要从家里得到许多协助才行。也许她们家里足够富有，可以请全职保姆。但有一点你是对的，我们对于两性有双重标准。男性发表优秀的论著就能算作成功，而家庭责任不会被计算在内。现在可能有些许改变。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在美国，人们处理家庭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我的家庭就是个例子。我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有三个孩子，另外一个女儿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她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个坚持工作，一般每周工作30小时左右，孩子们小的时候，她丈夫在家里照顾。另一个女儿，虽然有博士学位，但有15年没有工作，她最小的孩子开始上学后，她才回去工作。还有一个女儿，和她的丈夫一样，一直在工作，根据需要雇人帮忙。大家做不同的决定，根据个人情况平衡工作和家庭。
他们倒是没权力开除你，但是可以在你申请终身教职的时候投反对票
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美国的老太太，她读硕士的时候已经60岁了。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她生了三胞胎，所以要花很长时间照顾孩子。她要一直到退休以后，才有时间和精力开始重新读书。她最后选择了去印第安纳的一所高校攻读妇女史的硕士学位。我有时想，即便她生完孩子以后回到学校，或许也会面对制度层面的种种阻力。您在20世纪70年代找到教职的时候，系里是如何对待女性学者的，您是否遇到过歧视，相关的制度又是如何改进的？
凯斯勒-哈里斯：在我记忆中，没有什么太过明显的歧视，但有许多规则和做法有效地妨碍了女性全心投入工作。例如，很多院系不愿意同时雇佣夫妻双方，这就意味着有些夫妇需要长途通勤才能见面。当时也没有正式的产假，女性要么得在带薪年假期间生孩子，要么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休假，这种假期通常没有薪水。一段时间之后，妇女们开始向专业组织施压，要求变革。比如美国历史学会的女性历史学家委员会说服理事会出台了一项规定，即年度会上的每个研讨小组都必须是性别混合的。这意味着大多数研讨小组的男性必须竭尽全力寻找合适的女性。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出台后，男性会员照做了。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是更改了年会的时间。美国历史学会以前是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周末举办会议，而那一周孩子们一般都要放假回家，许多女性都走不开。然而男人却常常盼望着这样的日子，因为他们可以在忙乱的节日期间，暂时离家远去。我们说服学会将会议从那周改到一月份的第一周，也就是孩子们返校之后，这使得女性更有可能参加这些会议。
我们还坚持让《美国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实行性别混合。我们推动各院系公开招聘所有工作岗位，这样年轻人就不再需要依靠担保人或导师为他们找工作了。历史学家组织无权干涉院系的工作，但它们可以制定标准并鼓励人们遵守这些标准。比如，虽然我们不能强制要求他们实行带薪产假，但我们确实敦促他们改革了终身教职制度，允许生孩子或照顾新生儿的父母在申请终身教职的七年年限上宽限一年。
涓涓细流终能汇成大海，量变也最终会引发质变。在过去，如果一个院系有职位空缺，有些人，也许是系主任，就会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问他们是否有合适人选。在我们坚持所有工作都要公开聘任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每一份工作，即使是常春藤盟校也都必须公开聘任。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也无论肤色之别，所有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岗位可以申请。虽然这不代表他们能得到岗位，但至少他们获得了机会。这些变化使行业内发生了转变。现在的平等范围扩大了，例如现在的研究生都在争取家庭健康保险，而不仅仅是个人医疗保险。
邢：之前访谈玛莎·豪厄尔教授时，她曾建议，女性要统一战线、一起为自己的权利呼喊，而不要个别发声，因为如果你自己站出来对抗整个圈子，第二天可能就失业了。
凯斯勒-哈里斯：他们倒是没权力开除你，但是可以在你申请终身教职的时候投反对票。更常见的是，他们不听你说话，排挤你。但如果你采取集体行动，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合作，你就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女性身份让我意识到很多事情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必须努力通过平衡工作和家庭去争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我学会了如何去鼓励那些有困扰的学生，并让她们相信自己能够克服障碍。我学会了去开导她们，告诉她们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我属于为所有女性开辟道路而共同努力的那一代人。那段相互鼓励、一起奋斗的历史，让女性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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