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www.pexels.com撰文：钱岳责编：靳永爱1科普和学术的双重拖延前几周看到有读者在一篇重发的旧文下留言：“啥时候能看到钱老师的‘新文’🤭感觉她现在‘责编’比较多，‘撰文’明显变少了”。我给这条留言点赞了，因为很感谢读者的支持、捧场和监督，但是之后我也一直很愧疚，因为最近写的科普文确实变少了，我甚至都觉得自己这几年写科普文的创造力比10年前降低了不少。不过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择偶的论文，算是我科研和科普的老本行，所以，我鼓励（逼迫）自己，与其等待灵感乍现，不妨坐下来开始写写这篇论文的科普，也跟大家分享我做研究和论文审稿过程中的一些经历。从2016年开始，我陆续在做一些有关网络相亲的研究。2018年，我拿到加拿大的国家项目基金开展有关移民、网络相亲和择偶的研究。我设计了调查问卷，请了很多专家和朋友给我设计的问卷提修改意见，然后做了全面的pre-test（预测试），完善问卷之后，通过加拿大的一个调查公司，收集了1700位受访者的数据。2018年底，数据收好了。我一直想写一篇有关how

http://xn–9swsy472bejd52q.com/html/news/detail_2021_09/27/83826.shtml.2.Baumrind,

Dating：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I_OXKNp2I&index=3&list=PLix_ifzanqGJbppVqfPhUs9ItOzLSnmU4

高校工作合同如何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作者：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高校中“非升即走”的考评制原本是效仿美国终身教职制度，试图在保证高校竞争力的同时给予教师稳定的职业轨道。然而，“非升即走”也给予刚步入职场的青年教师巨大的科研压力，女教师更面临“生孩子还是发论文”的矛盾选择。本文首先介绍新南威尔士大学李秉勤教授和本人发表在Studies

（全文3600余字，预计阅读时间10min）你好，姊妹。本期我们来聊聊日常生活中一种特殊的语言——脏话。首先请大家观察这些词汇/短语：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脏话，能发现这其中的共通之处——对女性的性羞辱。无独有偶，学者Magnus在《脏话：跨文化语言学研究》一书中，统计了20多种语言，发现这些语言的脏话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主题：母亲、宗教/超自然、粪便、性器官、性行为。

周休假。”此外，不准把工作从办公室搬到家里或附近的咖啡店。一年后，瑞士信贷禁止周六上班，美银美林集团倡议初级银行家每月至少休四天周末。科技巨擘们同样明白，长时间工作会破坏舒适的工作环境。2016

陈洪捷.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就《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

“无后为大”：现代青年丁克家庭的成因、压力与对策作者：齐鑫

2013)。在很多欧美国家，随着女性教育的崛起，“女性下嫁”（妻子的教育程度比丈夫高）已经成为比“女性上嫁”（妻子的教育程度比丈夫低）更普遍的婚配模式

Intellectual图源：pixabay撰文｜李珊珊

混合型的被访者使用平台的目的是寻找基于爱情的结婚对象，但同时也要满足收入、房产等方面的工具性价值。▲图一：被访者通过网络平台找寻伴侣的模式分类Melton和Thomas（1976，pp.

沈洋2015年，我在伦敦读博士时，有位英国同学给我们群发邮件，邀请大家去参加她的婚礼派对，她在邮件里提到“我通过结婚拥抱了强制异性恋体系/异性恋规范“（I’m

https://doi.org/10.1080/00036846.2022.2115454制版编辑：杨楠

▲来源：www.pexels.com撰文：韩思齐责编：钱岳写在前面过去一年多我接触了不少申请社会学博士的同学，以及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的新同学。虽然大家对计算社会学(computational

293-329.文章链接（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跳转）：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2057150X221114599

-权威、严谨、客观我们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情感婚姻生活

▲来源：www.pexels.com撰文：穆峥责编：钱岳1社会建构主义与民族身份认同在我们的一般认知中，种族和民族的概念和边界往往是静态、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但是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李洁（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轮值理事：王向贤（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编辑：袁子淇

Review特刊及其中对于同居婚恋关系的研究所展示的，家庭观念的变迁是一个不均质和不匀速的过程，由于物质主义的转型（materialistic

▲来源：www.pexels.com撰文：马欢（澳大利亚凯斯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生）杨嘉文（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高级研究助理）责编：彭铟旎（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导读：数字科技和媒体为父母们的育儿带来了积极的转变还是隐形的负担和不平等？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育儿正体现出照料精细化和资源密集化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科技和社交媒体对家庭的不断渗透，中国城市家庭的育儿也呈现出数字化的特点：网购、线上教育和在线家校沟通成为城市父母育儿的日常活动。如何理解这一转变对育儿中夫妻分工的影响呢？彭铟旎博士发表在最新一期Sex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22.2059459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责编｜靳永爱

汪展鹏更加激动起来，说出了家庭关系中控制者们典型的句式：“你怎么敢说这是真话！？你怎么敢说！经过这一阵子，你还在怨恨，你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领悟！如果你说的真心话是真的，那么，我和紫菱算是白爱你了！”

▲来源：《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撰文：钱岳责编：靳永爱昨晚，王力宏妻子李靓蕾在社交媒体公开发文，声讨自己在婚姻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文中提及，她为了满足丈夫的生育需求，五年内生三胎，却得不到家人们的尊重，只能在家中忍辱负重养育孩子。这让我想起以前博士资格考试口头答辩时，有个题目是关于东亚国家的低生育率。我写到，在东亚国家，现在更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也有职场的机会，但是由于家庭内部分工的不平等，结婚、生孩子往往意味着女性不得不放弃她们在职场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而且，生孩子、养孩子是为社会未来的劳动力做储备，所以生育的成本主要由家庭（特别是女性）来承担，不公平。老师问我：“那如果女性生了孩子，她们回家带孩子，政府给她们发工资呢？”我想了想说，“这个解决方案也不好，因为孩子18岁可能就离开家上大学或者工作了，那女性也才40到50岁的样子，如果她们把prime

▲来源：www.pexels.com撰文：钱岳写在前面我记得我刚进研究生院，和一个老师聊研究想法。我说一个什么想法，她都马上可以推荐文献让我去读，我当时觉得好佩服，忍不住问：“你怎么像个活字典呀？我说什么研究问题，你都可以推荐相关文献！”当时老师笑了笑，说：“因为我已经在学术界摸爬滚打20年了。等你到我这个时候，肯定比我还好。”我当时觉得老师的境界遥不可及。但就在几个月前，有两个好朋友分别和我讨论她们的未来研究想法，讨论完后，她们都跟我说：“你简直就是文献活字典。问你什么，你都马上可以反应出相关文献。”那一刻，我想到刚进研究生院的自己，突然感到不知不觉中我真的已经走了好远的路。当然，我离老师的境界还很远，不过我愿意给自己更多的时间，让自己继续进步。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好像是门外汉，没关系，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只要不断积累，一定也会很渊博。▲来源：www.pexels.com好，切入正题。今天，我分享三点心得：如何成为"文献活字典"？如何针对目前的研究项目快速定位相关文献？如何快速阅读、有效利用相关文献？1a.

▲来源：www.pexels.com撰文：宋浩铭责编：钱岳写在前面继福原爱、江宏杰夫妇婚变后，又一对参与过亲密关系实景观察节目《幸福三重奏》的嘉宾宣布离婚。尽管离婚属于二人之间的私事，但人们还是不免会好奇他们未来的生活：他们会怎么处理跟孩子的关系？他们会再婚吗？……事实上，除了普通吃瓜群众，学界对于离婚/婚姻解体后的家庭研究也是热情高涨。下面这篇文章将为我们带来关于离婚的科学实证研究。1离婚，婚后同居，与再婚英文期刊Demographic

https://doi.org/10.1111/jomf.12805制版编辑：杨楠

【导语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迅速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病，波及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1年11月初，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47亿例，累计死亡病例逾500万例。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持续大规模传播，对许多家庭造成了巨大挑战。如果缺乏国家提供的支持，家庭难以应对疫情对家庭成员生命和家庭生计产生的冲击。家庭的韧性在获得国家支持和保护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在疫情期间保护家庭成员和家庭本身。本期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春华老师，为大家分享疫情期间家庭受到的影响，以及政府需要为家庭提供哪些支持和保护，增强家庭韧性。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婚姻家庭研究】，作者马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新冠疫情对于家庭的影响新冠疫情对家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家庭在经济层面受到冲击。一方面，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许多人被迫失业或者缩短工作时间，大部分家庭收入普遍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家庭支出并没有减少，甚至因为医疗费用或者远程教育而增加。大多数家庭为了收支平衡而削减开支，甚至减少食物消费。即使如此，也有很多家庭无法支付房租、抵押贷款、水电费或信用卡账单等等。其次，新冠疫情导致照顾需求空前增加。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许多国家的托幼机构和学校被迫暂时关闭，时间长短不一。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这涉及到全球至少16亿儿童和千万家庭。虽然很多国家采取了远程教育等模式，来弥补这种关闭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影响，但是还是会造成学习上的损失。而且，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年长的孩子需要辅导功课，如果家里有不同年龄的孩子，父母就要同时承担不同的角色，满足孩子的不同需求。照顾不仅时间需求激增，对于照顾内容要求也大幅增加。而且因为防疫的要求，父母无法向祖父母和亲朋求助，只能独自承担照顾压力，这是相当大的挑战。第三，新冠疫情给家庭带来的财务压力、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封锁等等，给家庭成员普遍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有心理疾病史的年轻人心理问题恶化，儿童会因为焦虑难以入睡，父母也会产生负面情绪。北京大学的相关调查表明，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部分人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的焦虑、害怕和担忧。但是，这种负面情绪会随着疫情受到控制而缓解。联合国相关机构2020年有关中国贫困地区的一项调查也发现，40%的受访者表示疫情以来，经常感到担心和紧张，无法放松、睡眠或者静心。疫情增加了心理健康支持的需求，但是由于封锁措施，相关服务又难以获取。最后，家庭所受的影响具有差异化。（1）不同家庭成员受到的影响不同，其中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行为加剧。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署等机构的报告表明，疫情期间各国的热线求助数量明显增加，公安部门报案的数据也呈上涨趋势，都说明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一方面，大规模失业、收入和生计减少造成了经济不安全，无偿照料工作增加，被迫长期时间共同生活在狭小的家居空间，都导致家庭压力增大，家庭成员的负面情绪累积。另一方面，由于人员流动限制，女性能够获得法律援助和社会保护服务却减少。（2）不同阶层的家庭受到的影响不同。世行的调查表明，相较于依靠农业和转移支付的家庭，依靠经营或者工资收入的家庭所受影响更大。换句话说，较为富裕的家庭可能受到冲击更大，只是后者更有能力抵御冲击，恢复的速度也更快。（3）是否被纳入社会保护体系，决定着家庭受到影响的差异。社会保护体系是疫情冲击和家庭之间的缓冲带。联合国等机构2020年有关中国贫困地区的一项调查发现，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等家庭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这些群体被纳入社会保护体系，在疫情中获得额外现金和物质帮扶的机会比其他家庭更多，受到了较好的保护。相反，城镇中的非正规就业者和自雇者家庭，大多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受到的冲击最大。二、疫情期间国家为家庭提供的支持和保护世界各国政府采用社会经济措施应对疫情危机的时候，对不同群体有优先顺序。先从易感人群扩展到疫情防控阶段被迫隔离的家庭和被迫关闭的企业，再扩展到最贫困和最边缘化的群体。其中，特别关注在疫情前就处于边缘化、不平等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不利处境可能会因为疫情而恶化，主要包括女性、老人、儿童、非正规就业的受雇者、自雇者等群体。因此，各国政府为家庭提供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通常是“组合拳”。它是社会保护政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相结合，是现金补贴和服务提供相结合，是普惠的政策和资产审查式的政策相结合，是暂时性的政策和长期的政策相结合。在社会保护政策方面，它对解决疫情危机引发的社会、经济和健康问题发挥关键作用。各类人群的遭遇表明，如果缺乏充足的社会保护，绝大多数人无力应对疫情在各个层面带来的伤害。从疫情期间各国政府的实践来看，社会保护的底线为最易受疫情伤害的弱势家庭和群体提供了保护，同时也为家庭和经济带来溢出和乘数效应。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社会保护体系对维持家庭生计、恢复健康和缓解照顾压力起积极作用。在家庭生计层面，政府可以通过食物配送、发放消费券和补贴等，保证家庭维持基本的食品和营养；通过各种现金补贴、失业保险、无息短期贷款等，满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保障家庭经济安全。在家庭健康层面，社会保护体系可以通过医疗保险和疾病津贴等，保证患病的家庭成员得到及时、低收费的治疗，也可以通过提供疫苗等方式保证家庭成员减少病毒的威胁。在家庭照顾层面，社会保护体系可以通过带薪休假和补助金鼓励父母在家照顾孩子，也可以通过补贴企业鼓励雇主允许员工带薪休假。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许多国家的政策选择，减少疫情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潜在灾难性影响。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失业保险、现有的或者特殊制定的工作保护计划等措施。劳动力市场在疫情受到重创，大量劳动力失业或者被迫缩短工作时间。许多国家在疫情前就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危机来临时政府根据既有的规则和投资筹划尽快发放失业津贴，保障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经济安全。工作保护计划是政府运用工资补贴或工资信贷的模式，补贴雇主为被迫减少工时或者处于休假状态的雇员支付部分工资，希望渡过危机之后，企业能够尽快恢复运转，而劳动者能够保留工作和待遇。在失业保险和工作保护计划的覆盖面、充足性和期限等方面，各国存在较大差异。疫情期间，政府把非正规就业和自雇人员等也包括在内，这是这两者在覆盖面上的最大调整。为了适应疫情后劳动力市场的重新配置，许多国家也实施了培训、就业安置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帮助劳动者更快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新要求。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控制疫情蔓延，缓解疫情对就业的冲击，减少企业裁员，保障家庭最低生活水平；另外一方面重振经济，推动停滞的经济重新运转起来，促进停工或者减少工作量的企业恢复正常经济活动，为雇员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长，保证更多的家庭能够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或经营收入摆脱现有的经济困境。各国政府采用的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首先是通过财政的投入，比如公共服务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加更多就业岗位。其次，通过拉动内需来刺激经济发展和就业。最常用的方式是发放消费券。再次，给中小企业、自雇人士以及其他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提供财政支持，保护微小生产体的就业和工资。例如，中国在疫情期间，为了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强其复工复产的信心和能力，阶段性减免企业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单位缴费，减征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可自愿暂缓缴费。最后，各国的应对政策和措施之中，具有性别敏感度的政策超过70%都侧重于预防、或处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具体在亚太地区，这些政策集中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东亚国家和地区则很少。中国由于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了疫情，在应对疫情的同时，有更多地时间和空间去应对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比如，明确了反家庭暴力法的适用范围，反家暴宣传教育也取得一定进展，全社会反家暴意识不断提升。三、总结和展望

marriage），有本地户口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同时，她们控制了性别比、人均GDP、城市等级这些变量。通过多层模型（multilevel

虽然“80后”已婚女性依然存在较为普遍的生育行为，然而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的偏好逐渐增加，但是不生育并未成为主流的态度。欢迎登录Chinese

▲来源：www.pexels.com撰文：赵凤、计迎春、陈绯念责编：钱岳写在前面早在1948年，人类学家许烺光在《祖荫之下》概括了中国传统家庭的核心特征：父子关系的中心价值、多代同堂的大家庭理想、两性之间的疏远以及对于父母权威的强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传统中国家庭的主轴在亲子之间，夫妇关系作为配轴。“血浓于水”就是对传统中国重视亲子血缘关系的生动写照。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出现在宏观结构层面，也发生在家庭私人生活领域。根据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家庭结构将从传统扩展家庭转变为核心化家庭。传统的扩展家庭逐渐被更小、更亲密的夫妻关系和未婚孩子的家庭单位所取代，夫妻关系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一直被看作是家庭现代化的全球趋势。然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很难找到一条清晰的界限，两者之间并不是非黑即白、线性发展的，传统与现代常常杂糅、共存；这也就是社会学者计迎春提出的“复杂现代性”或“马赛克现代性”——即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冲突、协商、调和、创新和混搭。中国人“家”的概念极具弹性，有时指的是三代、甚至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有时是指小家庭。什么才是“家”？可以说，每个人对“家”的定义、对家庭关系、家庭生活的期待和理解都不相同。和西方相比，中国家庭的内部关系也相对复杂和微妙，常常体现为家庭成员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情感。在个体意识凸显、代际关系重要性回归的复杂社会情境下，我们并不清楚横向的夫妻关系是否已经取代了纵向的代际关系成为现代家庭关系的主轴。对此，我们采用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选取了在婚群体样本进行了研究。除关注转型时期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究竟是夫妻轴还是亲子轴之外，我们还着重考察了有哪些因素在影响二者谁为当前家庭关系的主轴。借助于

话虽这样说，美琳仍抗拒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她在一家小公司兼职做会计，并解释道自己兼职不是为了收入，而是为了保持工作的状态：“这是我的个性，我是一个独立的女人，我没有办法接受完全不工作。”

doi: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21.101626制版编辑：杨楠

▲来源：www.pexels.com撰文：李仲武责编：钱岳写在前面我们使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女性家庭事务决定权与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一系列的统计模型显示，与直觉相悖，掌握家庭事务决定权反而降低了女性的幸福感。而且，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群体中，家庭事务决定权给女性幸福感造成的负向效应尤为显著。在可能的影响因素中，我们发现，女性的传统观念和缺乏自我认同心理是阻碍女性家庭事务决定权提高她们幸福感的两个重要因素。1什么是“幸福感”？女性的幸福感，是通过“你觉得自己有多幸福？”这个问题来衡量的。受访者从五个选项中选择：非常不幸福、相对不幸福、说不上幸福或不幸福、相对幸福和非常幸福。我们分别为每个选项赋值1、2、3、4和5。▲来源：www.pexels.com2什么是“女性的家庭事务决定权”？女性家庭事务决定权，是通过“谁是家庭重大事务决策者？”问题衡量的。被访者从三个选项中选择：丈夫，共同协商和妻子。为了更好地反映女性家庭事务决定权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将丈夫和共同协商两种选择合并。我们还使用了女性对家庭财务决定权作为替代指标。它是通过“谁是家庭财务决策者？”这个问题评估的。被访者也从三个选项中进行选择：丈夫、共同协商和妻子。像上面一样，我们合并了前两个选项。▲来源：www.pexels.com3研究发现首先，反直觉地，我们发现女性的家庭决定权降低了她们的幸福感，这归因于周围存在着的强大传统规范力量。换句话说，相较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现代化力量，传统规范力量在当前中国社会拥有更强的影响力，现代化转型并未撼动传统规范给女性施加的各种道德约束。经济发展引致的社会转型使得国人的家庭行为比以前更加个体化，如终身未婚、婚前同居。然而，中国家庭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仍然占主导地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年男女的角色各异。女性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家务和育儿上更符合社会期望。这种社会分工已发展成一套比较固化的性别化制度，对女性的发展和赋权构成了一种无形的障碍。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总体而言，大多数女性仍难以摆脱“男性作为家庭主心骨”的传统社会规范。当女性超越传统的性别角色，拥有了原本分配给家庭中成年男性的权力时，大多数女性可能并不会因此感到幸福。其次，传统观念态度和缺乏自我认同是造成上述家庭事务决定权的负向幸福感效应的两个可能因素。第一，那些具有强烈传统观念的女性往往表现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如果能扮演好贤内助的角色，避免为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而担忧，她们的幸福感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主动掌握家庭事务决定权的情况相对较少。即便试图主动掌握这一权力，她们也必须关注社会为防止女性试图成为家庭事务决策者而施加的公众舆论和道德压力。而这会对她们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若女性主导着家庭重大事务，表明她们的丈夫没有履行好应有的家庭义务。对于观念保守的女性来说，若她们的配偶脱离了传统规范所赋予的性别角色，她们的幸福感也会随之丧失。第二，很大一部分女性更愿意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通过教育、职业等渠道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主要与女性自我认同度较低有关，严重的自卑心理使她们不敢挑战固有的社会规范。由于自我认同度低，这些女性与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保持一致，因此，她们很少准备着掌握家庭事务决定权。当她们跨越社会规范的界限时，内心中强烈的身份自我认同效应会对她们的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由于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家庭事务决定权的负幸福感效应尤为显著。根据先前的研究，尽管中国国民的幸福感普遍得到提高了，但那些受教育程度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幸福感明显更高。这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的幸福差距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整体上使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受益更多。这种转型使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地位更高的女性在经济上独立于配偶，并通过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实现了个人价值。此外，这也给她们在家庭事务方面带来了现代化的平等性别观念，增强了她们的自我认同度和自信心理。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受益较少。尽管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这些女性在经济和心理上仍然依赖于配偶。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围绕下，她们在潜意识里倾向于接受传统的性别观念，如“男主外、女主内”。除了观念保守，这些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低的女性，也因处于社会底层，缺乏足够的自信去挑战将女性置于不利地位的性别化制度。因此，她们在很多情况下接受，丈夫而非自己应该掌握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倘若不是这样，她们的幸福感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负面影响。▲来源：www.pexels.com4讨论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拥有更强的议价权有利于增进她们自身乃至下一代的福利，从而会提高她们的主观幸福感。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女性家庭事务决定权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女性的幸福感。只有考虑到女性自身的传统观念态度和自我认同心理，才能最终确定女性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幸福感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其次，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使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不得不依靠配偶来获得更好的生活。若“男主外、女主内”这种社会规范被改变或打破，反而降低了她们的幸福感。如何使经济资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得到更公平的分配？如何消除摆在弱势女性群体面前的社会和文化障碍？如何挑战社会中性别化制度？这些都是公共政策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www.pexels.com5我们认为值得进一步考量的地方本文需要通过更严谨的定量分析方法，评估家庭事务决定权对女性幸福感影响的“因果性（causality）”，从而让本文的结论在跨学科领域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例如，在本文使用的截面数据中，为家庭事务决定权找到一个合适的外生冲击或外生事件，从而更好地厘清家庭事务决定权与女性幸福感的因果关系。而要找到一个较好的外生事件变量（经济学称之为工具变量），存在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但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让该文的结论更为稳健和可信。参考文献Li,

MM和W∪W引文列表中不同性别作者的过度引用和不足引用的程度。与以女性为第一作者或最后一位作者的论文相比，以男性为第一作者和最后一位作者的论文对男性的引用程度更高（图源，参考文献[2]）

▲来源：www.pexels.com撰文：童清艳（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朱纪仰（台北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周冬（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冯雨雷（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责编：钱岳

10.1007/s12187-020-09718-8.胡姝新跃社科大学社会学讲师穆峥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制版编辑：杨楠

作者：叶瀚璋责编：靳永爱夫人说“寒门是否再难出贵子？”一直是社会上讨论的热点话题。实际上，这是教育分层领域的一个经典话题——家庭背景跟升学机会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将介绍吴愈晓（2013）的一篇文章，看看家庭背景到底是如何影响每一个阶段的升学机会的。很多文献显示一个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对升学机会有显著的影响，而中国学者除了检视西方国家所出现SES的影响之外，同时结合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分流制度进行了不少研究。所谓的分流制度，指的是中学时代的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制度以及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区分。吴愈晓（2013）曾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SES对升学路径的影响，该研究发现：随着升学，SES的影响越来越小。小学升初中，家庭背景影响大在小升初阶段，SES的影响最大。14岁以前的居住在城镇地区的学生比农村地区的学生更可能升入初中。另外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子女升学机会越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有正向影响，父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进入重点初中的机会增加23%，升入非重点初中的机会大概增加15%。总的来说，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相比于较低SES的同学，家庭背景较好的有更大机会升入重点初中。初中升高中，有优势积累效应与小升初一样，来自于城镇地区的学生相比于农村学生更有可能升入高中。但是比较升入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城镇居民上重点高中的机会和农村地区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省会或直辖市学生升入重点高中的机会甚至比农村学生低31%。这可能是因为能够升学的都是来自农村地区非常优秀的学生，因此也有更大机会进入重点高中。但由于重点高中的分布问题，以及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孩子都选择不升学，因此虽然机会更大，农村孩子的比例还是会偏低。当然，如果将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一同计算，家庭SES越高的学生越可能升入高中。例如，父亲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子女升入高中的机会增加8%。如果学生是重点初中的学生，那么他/她也有更大的机会进入重点高中。重点初中的毕业生比非重点初中毕业生高10倍的机会进入重点高中。而此时父母的SES则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帮助学生进入重点初中之后，他们得到了相对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而这个资源则继续帮助他们进入重点高中从而达到优势累积的效应。在选择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上的问题上，城镇和农村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省会和直辖市居民更有可能选择普通高中。家庭SES越高的学生升入普通高中的可能性越大。

，年幼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更强，这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预期恰好相反，所以总体来看子女数量和年龄的动态演变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夫妇的离婚风险为何会随时间先上升后下降。▲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这样形容鲍小姐：“葡萄牙人有句谚语说：‘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因为孩子长大了，可以打杂，看护弟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

标题应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故事的要点，“自杀”一词尽量不在标题中使用，并应避免明确提及自杀的方法或地点。如果标题不是由负责采写主要部分的记者决定，作者应当与标题作者沟通合作，以确保标题合适。

入选时，每位受试者都有良好的健康状态，没有被诊断有任何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没有长期服用任何药物，但都至少暴露于一种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例如吸烟、高血压、高血脂、葡萄糖耐受差、超重等）。

Moore这么说。如果这是你想走的那条路，那她建议你写一个书面的有房屋规矩的合约和一份租赁合同。如果你正要买一个房子留退休以后住，那就制定一个计划，考虑离家人朋友近一点，了解一下房屋购买的税的问题。

最近，一组关于环卫工人的数据在网上受到广泛关注。数据表明，全国环卫工人平均工资每月约2000元。上海地区最高，每月也只有约3000元。环卫工作全年无休，超负荷劳动，低收入、高风险。

因此，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如果夫妻之间的收入匹配模式的确变了，那么这种变化在高收入男女和低收入男女这两个人群中是一样的，还是有差别的？如果有差别，那么它们对总体上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又有何不同？

Sayer教授和她的合作者发现，在那些对目前婚姻不满意的女性里，如果女性有事业，会提高她们离开这段不满意的婚姻的几率。换句话说，有事业，可以帮助女性主动离开质量低的婚姻。

[10][13]谢爱磊，洪岩璧，匡欢，白杰瑞.“寒门贵子”:文化资本匮乏与精英场域适应—基于“985”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的追踪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16(4):45-64+185.

图2显示的是中国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与女性进入初婚风险的生存曲线（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各个年龄上未婚比例有多少）。可以看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呈现出婚姻年龄推迟的特征。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当时

在那一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简单理解为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是4.15，可能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早已走在了生育率下降的快速通道上了（从1970到1979，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74下降到了2.7）。

当女性成为主体，女性来写女性的故事，女性来导演女性的故事，女性明白，女性之间不一定就是嫉妒倾轧，飞短流长，女性之间更有最深切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是男性视角力有未逮、难以触及、也不太愿意触及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