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跨国精英女性，能不能跨过性别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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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曾晨妤   屠梦薇

责编：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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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21版《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英国连续两年成为中国学生首选目的国，2020疫情年有近七成中国留学生如期入读英国大学。从性别角度看，女性是赴英留学的申请主力军。2021年入学季英国研究生申请的中国女性占比62%，去英国读硕士长久以来是最受中国女生青睐的留学方式。

英国留学费用普遍在一年30万人民币以上，这意味着那些留英的女性大多来自中国城市的中（高）产阶层。她们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是有勇气、有机会跨越国界去到西方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千金贵女（Privileged Daughter）。聚焦这一部分精英女性，当她们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实现跨国定居之后，多大程度上会（继续）受传统中国父权制家庭体系性别期待的影响呢？本文将通过三位已在英国生活了十几年的跨国女性的故事，从留学、求职、婚姻、生育等经历探索跨国社会空间的性别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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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虹：事业与婚姻的两难

大虹的家教很严。她说，尽管出国留学对她来说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事，“但我的父亲非常传统，他不喜欢女生年轻轻一个人呆在国外。”父亲原本安排大虹高中毕业后去法国留学，因为那里有可以照顾她的亲戚。在没有告知父母的情况下，大虹悄悄申请了心仪的伦敦的大学，并获得入学机会。事后，她还是争取到了父母的同意。

大虹选择了设计与管理专业，并在英国度过了本科和硕士时光。暑假时，她在伦敦的一家时装公司实习，并在2014年硕士毕业后成为该公司的全职职工。当时英国的工作签证逐渐收紧，职业市场竞争激烈，相比于许多不得不回国的中国毕业生而言，大虹是幸运且成功的。然而，对于未来，大虹却表达出一种不确定的态度。在她看来，这份工作只是“暂时的”，她最希望走父辈创业的老路，日后开创自己的公司。

但是她父亲认为：成为一个女商人是不合传统的，尤其是不好找对象。

对此，大虹这样说道：“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尽快结婚。女生不应该开公司。他说即使我在商界很成功、收入很高，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仍然比不过一个有稳稳当当工作的职员。比如在银行工作，听起来就十分体面的，但一个女商人听起来就……（欲言又止）。我父亲不喜欢女性太过强势，他说如果我真的想创业开公司，我可以在结婚后去做，而不是在结婚前。”

访谈时27岁的大虹还是单身，当问及何时组建家庭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期限，35岁：“只要我在35岁有孩子就可以了，这意味着我需要在31或32岁时结婚。”尽管，她抗拒父亲的观点，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挑战女性何时婚育的性别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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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母亲的骄傲

建强的母亲是一名英语老师，在那个年代属于较高教育背景的女性。母亲为她取了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名字，以此作为对抗自己重男轻女的公婆的一点努力。用建强的话说，妈妈就觉得女孩子应该比男孩强。

在建强小时候，母亲便十分看重她在学习上的成就。2003年，建强前往英国名校读硕士，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她说：“我出国留学这条路可以说是妈妈制订的，她强调海外教育和科学技术是如何先进，所以我来英国念书感觉也是自然而然的。”建强在英国读了硕士，在妈妈的坚持和鼓励下，她又读完了博士，并在英国成为了一名研发工程师。工作的第一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两人结婚生子，筹划着在英国的未来。

建强的母亲频繁往返于中国和英国，参与和支持了建强在海外生活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博士答辩、找工作、结婚和生孩子。和建强的母亲交谈时，她解释之所以那么支持女儿“向上走”，很大程度是由于她自己所经历的性别不平等：

“实话说，我们这一代并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总要顾及别人的需求。你看，我照顾我父母和公公婆婆的感受，也要支持我的丈夫，让他专心工作而无需担心家里。我们女人也有自己的工作，我们也要做得很出色。同样，我们也需要照顾子女，盼望他们早日成材。真的很难，很辛苦。”

建强的丈夫德铭同样是当年从中国来英国读书的留学生，他博士毕业后在大学执教，已经在英国生活了11年。现在他比较担心的是夫妻的公司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等妻子休完产假，距离会是问题。“我老婆工作的地方太远了，也是以我这里为中心，她搬过来吧。”我们不知道夫妻双方最后谁会妥协换工作，德铭对于妻子的性别期待无法完全摆脱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女性移民在嫁给中国男性移民时，仍然需要与她们的丈夫进行持续的协商，争取彼此间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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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琳：妥协的职业女性

美琳本科毕业于一所国内名牌大学，并且在2001年赴英国完成硕士学习。那时出国留学是还是件比较“稀奇“的事，父亲和当时的男友都极力反对她这“不安分”的想法。他们认为，以美琳的学历在中国找到一份好工作已经绰绰有余，没有必要出国。相反，美琳的母亲在经济和精神上却十分支持她“到外面去看看”。

在英国读书时期，美琳认识了她的留学生同学，也是现任丈夫，两人在2003年回国就业。优秀的美琳在一家知名外企获得了一份高收入的体面职业。4年后儿子的出生，让美琳事业生活“双丰收”，自认为“拥有了梦寐以求的生活”。然而，儿子出生的当年美琳的丈夫将事业的进一步拓展转向了英国。美琳舍不得放弃自己在国内的生活，产生离婚的念头，但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曾经毅然支持她出国读研的妈妈万般劝阻：离婚对女人不好，并提出帮美玲照顾孩子，让她陪伴丈夫出国。

美琳最终妥协了，她再次前往伦敦，试图找到一个同样丰厚的职位。然而，恰逢2008年金融危机，美琳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加上思念孩子，只好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家庭中。在访谈的时候她说道：

“在2008年，我以为我的生活被毁了，但我在英国生活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平静。孩子的进步对我来说，比一份高大上的工作更加重要。现在我有时间去做绘画、园艺和拓展其他的爱好。”

话虽这样说，美琳仍抗拒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她在一家小公司兼职做会计，并解释道自己兼职不是为了收入，而是为了保持工作的状态：“这是我的个性，我是一个独立的女人，我没有办法接受完全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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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难以跨越的性别期待

在中国和英国的跨国社会空间中，移民们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不同国度之间的性别期待。在“矛盾的阶级流动”中找到一个中间点，成为女性移民理解其跨国体验的方式。

父母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女儿的生活决策，从教育、跨国流动到婚姻选择。正如我们在故事中看到，一段成功的婚姻，仍然是确立成功女性的阶级地位的一个关键标准。“成功”的意义从学术成就急剧转向美满婚姻和和谐家庭。没有它，一个中产阶层中国女性很难被视为“真正成功”。换句话说，尽管三位女性在物理距离上脱离了中国社会，但她们与原生父母在情感和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则有效地将自身与中国社会对成功女性的性别期望联结在一起。这也意味着，成功跨越国界、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位女性，仍面临难以“跨越”的性别期待，她们仍旧需要与传统家庭关系形式作长期的谈判与妥协。

本文将三位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流动置于代际关系和跨国社会空间的情境下。尽管这些“千金贵女”通过在西方国家获得的教育机会与职业机会，实现了地理空间的流动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但很大程度上，她们的生活抉择仍深受远在中国的父母和社会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突出了在跨国迁移背景下，这些相对“精英”的群体所面临着的性别特征，由此为跨国迁移提供一个更细微的性别解释。

参考文献

Mengwei Tu and Kailing Xie（2020）Privileged Daughters? Gendered Mobility among Highly Educated Chinese Female Migrants in the UK, Social Inclusion, Privileged Daughters? Gendered Mobility among Highly Educated Chinese Female Migrants in the UK | Tu | Social Inclusion (cogitatiopress.com)

曾晨妤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硕士研究生

屠梦薇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 

特聘副研究员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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