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女性为何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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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陈蒙（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讲师）

尤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教授）

衣雪洁（斯坦福大学经济系 博士候选人）

责编：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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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

2007年，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中出现了“剩女”一词。此后，这个词语在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助力下迅速扩散和巩固。尽管《中国妇女报》曾在2017年发布了包括“剩女”在内的一系列性别歧视类禁用词，但这个词语至今仍常常被用作城镇“大龄”单身女性的标签。

然而，在污名“久盛不衰”的同时，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城镇单身女性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和报告，1980-2017年间，中国城镇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3.9岁推迟到25.7岁。2000-2015年间，20岁以上所有城镇女性的未婚率由12.7%提高至16.3%，其中25-29岁的未婚率则由26.8%提高至30%。

表面上看，初婚市场中的男多女少似乎有利于女性，但性别比失衡并没有给中国女性的结婚率带来积极影响。根据《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2019年期间，中国社会的结婚率从9.3‰下降到了6.6‰，当年结婚登记人口中20-29岁人群的占比则从69.5%下降到了54.3%。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观察到，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她们的结婚概率似乎产生了一种消极的影响。就未婚率来看，不同时间点的数据都显示，城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比低学历的女性更可能保持单身。从历次人口普查中未婚人口的构成来看，1987年，25-29岁城镇未婚女性中有9.2%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2000年，这一比例升至33.6%；至2015年则已经超过一半（52.1%）。其他年龄组也有类似变化。如果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扩张带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同一期间，妻子受教育年限高于丈夫的婚姻比例却已从15.7%（2000年）降至9.9%（2015年）。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组彼此映照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女性的总体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单身人群中的高学历女性比例也同样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现实的婚姻似乎更需要学历和丈夫相当或低于丈夫的妻子。在这样的矛盾下，人们对于单身女性群体仍缺乏系统的了解，对她们的婚恋观和婚姻实践的理解也往往受到大众媒介所建构的刻板印象影响。

就教育对女性是否结婚的影响而言，基于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我们知道了教育可能帮助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但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好的教育背景也可能降低女性在初婚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那么，学历究竟是更可能让女性“脱单”，还是会阻碍她们步入婚姻的脚步？

此外，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性格特征、身材、颜值等因素和婚恋机会常常有着密切关联。在传统性别观念复苏的今天，这些个人特征对女性是否步入婚姻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希望探究的问题。可以说，我们这篇文章的“初心”正是希望通过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细致分析勾勒出所谓“剩女”这一群体的群像，并探究女性婚姻延迟与教育和传统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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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方法

我们采用了2008、2010、2011年三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10、2012年两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两套数据可互为佐证和补充。按照“剩女”一词问世以来的常见年龄界定，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可能会被视为“大龄”单身女性，因此我们所筛选的样本为27岁以上已完成个人最高阶段教育者。最终样本包括分别来自CGSS的6184名女性和CFPS的8897名女性，覆盖两个调查的所有抽样省份。

在我们的样本中，27-35岁年龄组的未婚率（后文中“单身女性”均指从未结婚的女性，不包括离异或丧偶后单身者）在4%和17%之间，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接近，显著高于35岁以上。总样本的平均初婚年龄范围为23-24岁。

为了全面细致地了解研究对象群体，我们从两套数据中提取了一系列相关变量，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自我效能、休闲活动、对于婚前性行为、生儿育女的重要性、家庭生活性别分工等的态度和受访者的吸引力（如根据受访者年龄标准化后的身高和体重，以及访员基于面部吸引力评估的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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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未婚女性肖像

在大众媒介和网络舆论的长期建构下，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往往被污名化为一个高学历、性格强势、不善社交、工作狂、择偶观挑剔的群体。那么，她们究竟具有哪些群体性特征呢？

通过比较未婚女性和已婚女性，我们发现，单身女性更有可能居住在中心城区、拥有本地城镇户口，也更有可能从事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经济回报较高的中产职业。单身女性对当前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对未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也较为乐观。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在教育和职业上的优质表现可能源于其成长早期所获得的自我效能和基于“工作对个人成就重要性”的自我发展志向：单身女性的自我效能和自我发展志向分别为已婚女性的2倍和1.6倍。

有趣的是，高志向的单身女性未必是“工作狂”。在CGSS和CFPS两套数据中，她们对“工作在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平均评价得分比已婚女性低4-8%。同时，单身女性对婚姻的重要性的观点与已婚女性并无二致。

就性别观念而言，单身女性对婚前性行为表示出更为开放的态度，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认同度较低。尽管她们对陌生人信任度较低，但无论从人际关系自评还是一系列线下和网络社交类活动参与情况来看，其社交活跃度都高于已婚女性。这无疑不同于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单身女性刻板印象。此外，我们也发现，单身女性的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已婚女性的父母，其原生家庭的平均阶层地位也优于已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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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未婚：因为学历？

我们的分析揭示了教育对于女性的双重作用。教育优势意味着个人获得更优经济回报的机会，但也意味着单身的可能性会随之提高。基于CGSS和CFPS数据，如果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从高中水平提高至大学，单身的可能性将提高5%（CGSS）-6.3%（CFPS）；当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至研究生时，单身的可能性会再提高8.4%（CGSS）-10.4%（CFPS）。为了更准确地检验教育对婚姻的抑制效应，我们重新检验调查前两年内新婚的女性和调查时未婚的女性，结果与全样本基本一致。

高学历女性更可能维持单身状态，是因为她们自己对婚姻有不同看法、更重视工作、或有不同的生活价值观和习惯，从而选择不婚吗？从前文的群像描述可以看到并非如此，并且她们甚至比已婚女性更积极地参与生活。那么进一步想，是因为她们在教育以外的其它方面“缺乏竞争力”吗？如果是的话，这种高教育水平的女性是出于何种原因“缺乏竞争力”？我们将从社会性别规范的角度探究上述问题。

首先，在保留其它特征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将现实中没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至研究生水平，结果是，其单身几率显著增加，原有的真实文化水平越低，“提升”受教育程度后的单身几率增幅就越大。我们认为，在主张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应高于妻子的婚姻文化和性别规范下，女性的高学历既是能够预测职业成就的人力资本指标，也削弱了她们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对结婚机会产生了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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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未婚：因为性格？

教育优势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指标，为何会在婚姻市场中成为让女性不受欢迎的特征？我们试图结合几个其他个性特征来检验这背后的机制。我们发现，女性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出的“坚毅”品质（由自律、忍耐和坚持不懈三项构成）在有助于教育获取的同时也会小幅降低她们成年后的单身几率。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性格特征往往正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理想的妻子所被期待拥有的品质：即便在生活或婚姻不顺意时，也能凭着克制与忍耐坚持下去。相反，以把握生活、实现目标的能力来测量的自我效能则对婚姻有阻碍作用。然而，在先后假设了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都具有最高自我效能，以及让具有相同自我效能的女性都“拥有”研究生学历后，我们发现高学历对女性步入婚姻的抑制作用比自我效能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换言之，性格恐怕并非导致女性未婚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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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未婚：社交与颜值？

社交活跃度、身材（BMI）、颜值等指标的影响相对而言略为复杂。首先，保持社交活跃似乎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单身几率：当社交活跃度从1（最低值）提高到2，单身的平均边际效应降低了5.7%。然而，对于原本就喜爱社交的女性而言，社交活跃度从4升至5（最高），这一变化对单身几率产生的平均边际效应仅仅下降了0.9%。

更有趣的是，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社交活跃的女性更可能“脱单”，她恐怕不宜和男性一样活跃。当一个女性的社交活跃度超过同城男性的中位数水平时，她步入婚姻的几率平均降低了6.6%，最大降幅甚至高达60.8%。值得说明的是，由于CGSS是不追踪的、回溯性数据，我们无法准确获得结婚前社交活动。这个发现仅是探索性证据，无法建立因果关系。

与“社交活跃度”相似，颜值有利于降低单身可能性，但这一作用会随着颜值的提高而缩小。颜值的“促婚效应”（平均边际效应）是6.7%，但是当一个女性的颜值高于同城男性中位数水平时，这一效应被抑制到了2.9%；如果这位女性的教育也同时高于同城男性中位数，那么颜值的“促婚效应”则进一步下降到2%。相似颜值水平的女性中，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可能单身。

因此，女性的社交能力和颜值可谓父权文化性别规范下婚姻选择的“有条件的正常品”：它们貌似是受欢迎的特征，但并不是越高越好；它们可能会助推没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女性步入婚姻，但对高学历女性来说反而会起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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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未婚：社会规范使然？

为了深入理解传统的社会规范（包括性别观念和婚姻匹配模式）对女性单身几率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分析了2015年1%抽样人口普查数据中的21.91万对夫妇，发现44.4%的大学学历男性和26.1%的大学以下教育程度男性处于向下婚模式，学历高于妻子。当一个男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他实践教育向下婚的可能也进一步提高；相反，高学历女性找到潜在配偶的机会则会减少，除非她愿意接受比自己教育程度低的男性。此外，2014年的CFPS数据显示，对“传宗接代”的高度重视会导致男性避免向上婚（即与比自己学历高的女性结婚）。和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的女性结婚往往被视为潜在家庭冲突或其它家庭问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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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东亚女性的晚婚或不婚现象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驱动力量，所谓的中国“剩女”群体亦是如此。女性自身的婚恋观念在发生变化，但必须看到，父权文化依然深刻影响着“好女人”的标准。从我们的分析结果来看，“好妻子”依然意味着以家庭为主的生活方式和不超越丈夫（如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

在这样的性别观念语境下，教育势必成为女性面临的“双刃剑”。一方面，教育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指标，是追求职业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可能引向现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但另一方面，它并没有颠覆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因此，对于职业发展而言，教育是“积极信号”，但对于婚姻制度中的传统妻子角色而言则变成了“消极信号”。高学历为女性带来职场中更高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带来婚姻市场中的“高学历惩罚”，让她们更难突破婚姻市场中的性别规范，从而更可能主动或被动地远离婚姻。

此外，我们的分析也指出，性格、自我效能、以至颜值等对于城市女性“婚否”的影响也应放置在性别观念的语境中理解。在这个变化缓慢的观念语境中，女性应克制、坚忍，却不能有太多“野心”；可以是一个乐于社交的人，但不应比男性活跃；颜值与身材也可能存在一个“恰如其分”的范围……

由于数据的局限，我们的研究未能透彻剖析单身女性的婚姻选择与决策，但我们希望以这项研究指出，当代女性是否结束单身状态步入婚姻，并不能简单地从个人择偶标准等角度理解，而保持未婚，更不应当成为一个群体被污名化的理由。

陈蒙（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讲师）

尤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教授）

衣雪洁（斯坦福大学经济系 博士候选人）

参考文献

You, J., Yi, X., & Chen, M. (2021). Love, life, and “leftover ladies” in urban China: Staying modernly single in patriarchal tradi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68, 101626. doi: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21.101626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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