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和富人结婚，穷人和穷人结婚：社会更不平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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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沈一帆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大部分人都会选和自己经济条件差不多的人结婚。不仅是女方挑男方的经济条件，男方也看重女方的条件。在城市地区，经济压力日俱增。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常常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舍权衡。我最近在《人口学》（Demography）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夫妻之间的收入匹配对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中美两国在这个现象上的异同。
我的这个研究背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越来越多的家庭里夫妻双方的收入要么都高、要么都低，那么在整个社会层面，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增大。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导致孩子的成长环境愈发千差万别，加深社会的割裂和阶层的固化。
有人会说，你讲的这个东西，的确是个社会现象，但却不构成一个社会问题。收入高的人想找同样收入高的人结婚，这本就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国家也不可能为了降低经济不平等去干涉人的婚姻自由。那你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观点确有几分道理。我之所以研究这个，主要还是想先搞清楚，夫妻之间的收入匹配现象（即富人和富人结婚，穷人和穷人结婚）对家庭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毕竟，很多东西即使本身合理合法，但如果它们会带来不太好的结果，那这个现象还是值得关注。比如，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国家或许可以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降低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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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
具体来说，我主要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地区夫妻之间的收入匹配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城镇家庭收入的不平等产生了多大影响？
第二，谈到城镇地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收入分布两端的人：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率先富裕起来的那一小部分沿海城市家庭，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往往是大多数工薪劳动者的十倍、百倍；
另一方面则是在时代进步的浪潮里“被平均”的底层男女，依靠两三千的月收入蜗居在城市丛林里互相取暖。
因此，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如果夫妻之间的收入匹配模式的确变了，那么这种变化在高收入男女和低收入男女这两个人群中是一样的，还是有差别的？如果有差别，那么它们对总体上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又有何不同？
第三，随着我国与美国之间交流与对抗的增多，中美两国社会的差异也愈发引人关注。在收入的婚姻匹配和家庭收入不平等这个具体问题上，大洋彼岸的情况与我国有何异同？
为了回答以上三个问题，我分析了1988到2013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中的城镇样本。为了从整个收入分布的不同位置对这个现象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我采用了伊利诺伊大学廖福挺教授提出的个体基尼系数分解法，亦称“廖氏”基尼分解法 （Liao 2019）。同时，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我也参考使用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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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高收入男女的收入匹配对不平等有更大影响
我的研究主要有五个发现。
第一，1988年以来，总体上我国城镇地区丈夫和妻子在工资收入上的相关性的确上升了34%，但这种增长主要是由高收入人群推动的。实际上，低收入人群中夫妻的收入匹配程度略有下降。
第二，1988-2013年间城镇家庭间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增加了16个基尼系数百分点，这其中有6%能被夫妻间收入匹配程度的增长解释。这个效应大体相当于2011年我国个税制度对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所产生的总影响（Du & Zhang 2018）。
第三，在这6%的总效应中，有近七成都是由高收入丈夫（定义为个人收入在所有已婚男性收入中处于前20%）与其妻子之间收入匹配程度的变化带来的。
第四，高收入群体内夫妻收入匹配的变化能显著影响总体上的收入不平等。为什么？这当中有两个原因。
如前所述，夫妻收入的匹配程度在高收入人群中要比在低收入人群中增长得更快。因此，他们对总体收入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
从数学的角度来说，由于收入分布总是右偏的（高收入人群人数少，但拥有的收入份额相当大），所以即使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内发生的变化在程度上一样大，前者对总体收入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仍然会更大。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高收入男女之间的婚姻匹配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总体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发展趋势。
第五，与我国城镇地区相似，美国的夫妻在收入上的匹配程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经历了巨大增长。与我国不同的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增长不是单由高收入人群推动的。不过，高收入人群内的增长幅度仍然远大于其他人群内的增长幅度。最后，与我国类似，美国夫妻收入匹配的增强也加剧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并且接近60%能被高收入丈夫与其妻子之间收入匹配程度的变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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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讨论
总结来看，就我国城镇地区而言，小家庭内部的收入匹配对家与家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应该受到更多关注。高收入男女的收入匹配行为对经济不平等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更多研究应该关注高收入人群的婚姻家庭行为。既要给收入高、经济生产能力强的人群更多的政策扶持，让他们觉得自身的劳动有价值，鼓励他们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要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技能，打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交与婚配壁垒。
参考文献
Shen, Y. (2021). The Nonlinear Linkage Between Earnings Homogamy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Among Married Couples. Demography, 58(2), 527–550.
Du, L., & Zhang, Z. (2018). Measuring the Redistributive Effects of China’s Personal Income Tax.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5(2), 220–234.
Liao, T. F. (2019).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Three Inequality Measures for Analyzing Shapes of Inequality.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1–32.
沈一帆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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