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恋婚姻和女性主义不能兼容吗？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三联生活周刊 Author 沈洋
文 | 沈洋
2015年，我在伦敦读博士时，有位英国同学给我们群发邮件，邀请大家去参加她的婚礼派对，她在邮件里提到“我通过结婚拥抱了强制异性恋体系/异性恋规范“（I’m embracing heteronormativity by getting married”）。
在一般人听来，这句话有些拗口，但我印象却很深，因为我们读的是性别研究专业，默认彼此都是女性主义者，向来是反思和批判异性恋规范的。最近之所以想到这句话，是因为一篇网络流传的文章，作者以亲身经历，记录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困境。
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包括作者没有谈到的“冠姓权”，她对爱人是否过分宽容和赞美等。这使我想到，2016年我结婚时，把结婚致辞整理发布到个人公众号上，成为迄今为止转发量最大的文章，主题也跟“女性主义”对异性恋婚姻的选择和期待有关。
在婚礼致辞里，我谈到，我和我老公在刚认识时，他提到自己本科时看过美国的女权主义作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 bell将自己的名字首字母改为小写，以表达自己对主流文化的态度）的作品，深受启发，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当时我还谈到“我们想用实际行动去构建一个性别平等的两人共产主义小社会”。
我的婚礼致辞和《成为》一文被广泛转发，或许都反应了不少女性的困惑和纠结，即她们既认同性别平等，又想进入或正处于异性恋关系，她们在实践男女平等和异性恋婚育中，遇到了一些困境，试图寻找自洽的处理办法。
在我当时的婚礼发言稿下，有网友留言，大意是说等生了孩子后，或许对婚姻的感想会不一样。如今我已结婚6年半，孩子3岁半。在生完孩子后，每年结婚纪念日，我都感叹我们的婚姻经历波折居然还在续存，真是奇迹。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婚姻中绕不开的冠姓权和家务与育儿分工的话题。
对于冠姓权的协商
因为机缘巧合，我在2017-2019年，和合作者访谈了将近30位“70后”和“80后”二孩妈妈，当问到二孩跟谁姓时，有5位“80后”被访者的子女随母姓。有几位母亲表示，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还有几位表示“跟谁姓都一样”——但是，跟谁姓真的一样吗？
妻子们可以跟丈夫提出让孩子随母姓试试看，有多少丈夫及其家人会同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休教授德尼兹·坎迪约蒂（Kandiyoti）在她影响广泛的作品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与父权制协商）中认为，经典父权制社会（classic patriarchy）的特征包括从夫居和父系继承制（patrilineal-patrilocal complex）。随父姓是父系继承制的基本特征。虽然有人认为即使随母姓，也不过是随着母亲的父姓，但究竟是认同性别平等而随母姓，还是因为母亲家族强势而随母亲的父姓，意义完全不一样。
早在一百多年前，我国的女性主义者何震就不满随父姓的传统，她把母亲的名字放在父亲名字下面，把自己名字改为“
对于冠姓权的反思不仅仅局限在精英女性之间。早在2014年，安徽的长丰县就进行了孩子随母姓奖励一千元的试点，配合“增加女厕所坑位比例”等其他性别平等相关措施。时任长丰县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龚存兵表示：“影响性别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观念。这个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姓氏传承。” 打破“随父姓”传统也有助于降低男孩偏好、缓解不平衡的出生性别比。
在怀孕前我跟老公提议，我们可以掷骰子，掷到哪一面，孩子就跟谁姓。他表示同意。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发了朋友圈，我婆婆看到了，她私下对我老公流露出了担忧，觉得这太反传统了。后来我老公就跟我商量，第一胎能不能跟他姓。作为女性主义者，让孩子随父姓，不是没有挣扎的，因为这和性别平等的观念无法自洽，这复制与延续了父权制的传统。但考虑到社会规范，让孩子随父姓是最“顺理成章”的做法，即使是我的原生家庭也默认与赞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所以我并没有进一步提出“随母姓”的诉求。
我父母的经济情况在上海比较宽裕，父亲对我出国读书和购买婚房都进行了一定资助。我父亲一直希望我能生两个孩子，第二个随他姓。
在我们的孩子两三岁时，婆婆来上海探亲。来沪第一天，她主动说，如果我们生二胎的话，孩子跟我姓。虽然在大城市，二孩随母姓越来越普遍，但如果一孩是女孩，二孩是男孩，男方家庭一般还是不愿意，更不要说在我老公的家乡南昌，二孩随母姓，本就比较少见。
我家的孩子是女儿，如果生二胎，等于性别未定，我婆婆能主动这么说，可能是了解到我和我父亲的期待，再加上没有直接参与抚养孙女，所以觉得二胎随母姓是可以接受的。
婆婆对我“掷骰子”决定孩子的姓虽有隐忧，但没有当面跟我表达；我老公在他家庭中的话语权更大——这些可以说是对父权的一种渐进式颠覆。这种颠覆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开明，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学历和经济能力都高于他们，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在南昌，受到父系家庭的影响更小。我在一孩冠姓权问题上的退让属于主动的让渡权利，其实是一种双方求同存异的渐进式靠拢。
二孩都还没孕育呢，两个家庭对孩子的名字已经有了期待。但生育实在太牵扯时间和精力，我不可能只因为“二孩会跟我姓”这一单一激励条件而去生二胎。
对于唯一的孩子随夫姓，我有时会有不公平感，尤其是某些阶段我带娃更多，会质疑为什么我生的孩子要随父姓。作为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我老公对于改变性别不平等的动力更小。在冠姓权这件事上的协商说明进入婚姻的女性主义有不自洽和妥协的时刻。
性别刻板印象与家务分工
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对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微小的矫正。比如我经常会对孩子说“妈妈爸爸”，而不是常见的“爸爸妈妈”。我会跟孩子强调女孩男孩都一样。
现存绘本中的主角更可能是男生，我会刻意对调性别，把主角变成女孩。我会给孩子买女飞行员和女科学家的绘本，希望她能在潜移默化中不受束缚地追梦。对于歌曲中歌颂母爱的歌词，我老公会把称谓改成爸爸，比如“世上只有爸爸好”。在陪孩子早教时，当老师说“请妈妈们把孩子举起来时”，他也会提醒老师这里还有个爸爸……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老公同一年入职，处于职业发展的同一阶段，所以我们两人也会暗自较劲。较劲主要是因为彼此的事业发展关系到我们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一想到他一旦比我先评上教授可能会对我颐指气使的场景，我就提醒自己不能躺平。他在事业上比我更“上进”，我就经常劝他佛系一些。
我们会互相劝对方不要太拼了，会嘲笑对方太卷，让对方多顾家。由于听了太多女性生育后经历“母职惩罚”的故事，我在没有怀孕前已经和他协商好未来的家庭和育儿安排，在生育前后工作很努力。在生完孩子当年，我们同时评上副教授，随后也同时担任博士生导师。
对于谁在家务和育儿上投入更多，我和我老公是有分歧的——各自都认为自己付出得更多。这也正常，各种研究夫妻家务分工的研究表明，妻子和丈夫对于自己和对方做了多少家务的感知同实际做了多少之间，很可能存在偏差。
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生娃前，家里没太多家务，经常是他做饭我洗碗，不想做饭就去外面吃，一周请阿姨保洁一次。生娃后，他负责日常买菜、安排菜式、水电煤账单；我负责孩子的日常购物和开销。家中的娱乐生活，基本都是我提议和规划的。家务基本外包给了住家阿姨，阿姨的工资我们各付一半。印象中，我们是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分工。并没有精准计算过各自是不是承担了一半的家务量，但目前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双方也都暂时满意这样的分配。
我家的情况已经相对理想，更大范围内，我国女性在育儿和家务劳动方面，付出远比男性更多。2021年公布的中国第四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
我老公家务育儿投入的时间高于男性平均值，我觉得理所应当，并没有因此对他心存感激。因为我们学历相同，收入相似，他做到这些是正常的。但我偶尔发朋友圈展现我老公为家庭做的努力，比如在上海封控前买了上千块的菜，并用excel表格安排菜式，底下通常会有女性朋友夸我老公顾家。而有一阵我老公比较忙，我承担了大部分育儿工作，他也发朋友圈夸我时，却没有男性朋友留言夸我。可见社会大部分人，尤其是男性，还是对女性承担家务育儿太理所当然。
虽然定量数据显示女性家务是男性的两倍，但我觉得实际差距肯定更大，因为母亲在育儿方面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很多都难以量化，比如在孩子的班级群里参与接龙，给孩子网购衣服需要在几十个品牌中做出选择等。此外，父母带孩子出门，通常是母亲在照顾孩子。比如在饭店吃饭，6岁的孩子身边， 90%以上都是母亲坐在身旁照顾。这些都不在数据统计范畴内。
在小家庭的育儿分配上，我一直希望能体现性别平等。比如我们带孩子去饭店吃饭，我老公一般会坐在孩子身边，一方面是他主动如此（也是我的期待），另一方面，我老公吃饭比我快得多，他吃完照顾孩子，显然是更合理的安排。在公共场合，他还会带女儿去上厕所，给她用奶瓶喂奶等等。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希望我老公在公共空间展示的父亲形象，能或多或少改变大众对于父亲的刻板印象、鼓励更多父亲参与育儿。
理想与实践
从我们的婚礼致辞，能看出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一腔想成就什么的热情，以及带着滤镜看对方的选择性盲目。而婚姻中体会到的更多是无法总结出意义感的琐碎，也经历了一些无法自洽的无奈和对于性别刻板印象的日常反抗。
未婚未育女性的生活有更多可能性。如果说对于未婚想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女性有什么建议的话，或许可以把性别分工和性别观念也纳入择偶考量——如果你支持性别平等，希望男性顾家，这在婚前可以通过很多细节来判断。
比如可以和伴侣一起讨论对于某些社会性别事件的态度，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是怎么对待女性以及对待家务的；你可以了解他父母的互动模式，因为这很可能会影响他对于未来家庭分工的态度；相处中也可以观察他的自理能力——他是否具备组建家庭最好具备的一些技能，比如做饭，收纳、以及采购能力等。如果你希望找一位高收入男士，那么很可能也需要接受他无法顾家，而你可能需要牺牲自己的事业，把生活重心转移到家庭照护上。
男性与女性、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女性与不婚主义女性并不是对立的。女性之间、男女之间如果能看见彼此困境，理解对方实践的语境，认可对方做的努力带来的微光，或许可以促成一个性别更加平等的世界。
对我个人来说，学习女性主义是基于身体性的经验作出的选择，这是一种打破传统认知（unlearning）的过程。一旦打破传统认知，就会发现诸多现实难以符合自己的理想与期待，势必会面临诸多困惑与挣扎。知行合一很难，理论常常无法指导实践，也会有不自洽的时刻。
但是，毕竟婚姻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我们可以通过个体实践来改变异性恋婚姻的内涵。个体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变和尝试，来打破社会默许的性别不平等分工。但是更大的改变还是需要依靠社会政策的完善和贯彻，从而减少性别不平等的分工，减轻针对女性的职场歧视和育儿负担，建设一个“结婚友好型”社会。█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贝尔·胡克斯：《激情的政治》
排版：菲菲/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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