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户口政策会影响谁和谁结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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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钟渝  钱岳  田丰

引语

外地人与本地人通婚，可以反映社会中这两个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把对方看作“同类人”。婚姻是一种亲密关系，所以，如果本地人和外地人很少结为夫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婚姻配对的模式，体现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

理论上讲，严格的户口或移民政策会强化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社会壁垒，从而阻碍本地人和外地人通婚。但现有研究的发现却并非完全支持这种理论假设。比如，有研究发现，欧盟放宽移民政策后，更少的意大利男性与非东欧国家女性通婚；美国911事件后，移民政策突然收紧，这一政策变化却加剧了移民与美国人的通婚。这些实证研究都挑战了基于理论的假设。理论假设和实证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将政策变迁作为一项自然实验去考察本地人与外地人通婚的机制，会存在内生性问题，比如政策本身就是公众态度长期变化后的产物。

复旦大学的田丰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钱岳，最近在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她们通过分析中国43个城市的不同户口政策，来检验户口政策的严格和宽松程度对本地人和外地人通婚的影响。中国用“户籍制度”来管理国内人口流动。中国的户籍制度（比如，很多城市政府实行的积分入户政策）类似于很多发达国家实施的管理跨国人口流动的国际移民政策。该研究使用中国2005年小普查数据，联合考察了城市和个人层级的多种指标，并借此分析户口政策对外地人与本地人通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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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与外地人通婚，随城市变化吗？

人生活在社会中，他们的很多行为和选择会被社会大环境所限制或影响。同理，外地人-本地人通婚的概率，可能会被城市环境所影响。田丰和钱岳在她们的研究中引入了“曝光指数（exposure index）”的概念。曝光指数是指，每个城市中，暴露在初婚风险之下的人里面（people at risk of first marriage），有本地户口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同时，她们控制了性别比、人均GDP、城市等级这些变量。通过多层模型（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分析，她们发现：

• 在有更高“曝光指数”的城市中，外地人更有可能遇到（并进一步接触）有本地户口的人，从而增加外地人-本地人通婚的概率。

• 人均GDP越高的城市，外地男性越难与本地女性通婚，但外地女性与本地男性的通婚几率却不受此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外地人（尤其是男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的程度更高，因此他们在婚姻市场上更可能处于劣势地位。

在中国，户口是影响择偶与婚姻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户口关乎市民福利，因此，户口可视作“阶层”和“社会等级”的象征。理论上讲，户口造成了社会分化的壁垒。严格的户口政策加强了择偶时人们对户口的考虑，抑制外地人-本地人通婚。现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上海的户口政策比深圳更严格，而本地人与外地人通婚，确实上海比深圳低。

而基于中国43个城市的比较研究发现，户口政策本身对外地人是否与本地人通婚没有显著影响。但是，这是因为，外地人本身是一个高度异质化的群体，户口政策对外地人的通婚几率，也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而区分外地人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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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教育程度和户口政策如何影响结婚？

首先，我们来看看外地人的教育程度如何影响他们与本地人通婚的几率。

有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更高的外地人更可能在本地人多的环境中工作或生活，从而增加和本地人交流、结婚的可能性。同时，教育程度高本身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势和良好的长期收入前景，从而增强外地人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

本研究也发现：教育程度高的男性，特别是大专及以上的外地男性，比起低教育的外地男性，更可能与本地女性通婚。类似的，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地女性相比，受过高中教育的外地女性和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外地女性都更可能与拥有本地户口的男性通婚。

接着，作者考虑户口政策的作用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外地人之间如何变化。她们发现：

• 更加严格的户口政策放大了教育优势对外地人与本地人通婚的正向影响，但仅仅针对男性流动人口，而对女性流动人口几乎没有造成影响。

比如，在其他因素恒定的情况下，在上海（户口政策最严格的城市），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外地男性与上海本地女性通婚的几率仅为6%，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外地男性与上海本地女性通婚的几率为20%。换句话说，一个有高等学历的外地男性与上海本地女性通婚的概率是低学历男性的3.3倍。而在嘉峪关（调查时点户口政策最宽松的城市），无论教育程度，外地男性与本地女性通婚的几率都在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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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这个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希望未来的研究能突破本研究的局限，做更深入的研究。首先，受限于数据，本研究不能区分本地出生长大的人和“新”本地人（即那些在结婚之前获得了本地户口的人）。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更进一步区别“本地人”，来分析他们与外地人通婚的不同模式。其次，外地人-本地人通婚可能包含着“地位交换”的过程。如果在不同婚姻形式（外地人-本地人婚姻；外地人-外地人婚姻）中，对比配偶双方的教育水平，可以对婚姻中的“地位交换”作出评估，以及分析它如何随着户口政策严格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中，仅有18名外地丈夫学历低于本地妻子，难以对此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最后，需要谨慎考量研究结论在国外推广的适用性。一是因为中国的汉族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超过90%）。本来可能对外地人和本地人通婚产生阻碍的一些因素（种族背景、文化遗产、身形外貌）没有凸显。二是因为中国受传统观念影响，更强调男性作为家庭的“顶梁柱”。而性别平等观念更强的社会，移民政策对不同性别人群产生的影响区别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三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出生性别比有偏，过多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竞争，可能恶化了低教育水平外地男性的境况。

总而言之，这个研究揭示了户口政策制定环节未曾料想的结果：户口政策强化了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以及外地人内部的不平等，加强了中国婚姻市场上由教育程度和性别导致的社会分化。由此可知，想增强外地人福祉，户口政策应该重视加强无差别的公共福利系统的建立以及不同社会人群的交流和融合，尤其关注那些最被边缘化的受教育较低的外地男性群体。

参考文献

Tian, F. F., & Qian, Y. Migration policies on migrant–native marriag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43 Chinese citie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e2524. https://doi.org/10.1002/psp.2524

钟渝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级社会学 本科生

钱岳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

田丰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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