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疫情危机下“985废物”的集体失意及其超越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诸多限制和阻碍，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尤为深刻。2020年5月在豆瓣网上成立了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短短半年时间就聚集了11万国内一流高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他们分享学业、生活、求职等方面的失败故事，并讨论如何脱困。他们自称“废物”，并称陷入困境的绝大多数都是“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小组”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疫情引发的就业、升学困境，深层原因则是教育精英形象受到挑战、阶层固化所致的青年阶层焦虑和网络丧文化的影响。该小组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应从国家、高校和学生个体三个层面综合破解大学生的“废”心理。

关键词:“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精英形象;阶层焦虑;丧文化

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民众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疫情给大学生带来了诸多现实的阻碍和限制，对毕业生的就业、升学冲击尤其剧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项目组于2020年3月下旬对19所高等学校的3030名应届毕业生实施追踪调查，发现大约四分之三的应届毕业生没有真正进入找工作应聘的状态。与2019年11月下旬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发现，2019年3月底，超过四分之三的应届毕业生已经获取用人单位的录用通知书。疫情对应届毕业生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招聘面试受阻;工作落实率下降;就业压力加大;未来经济预期偏向悲观[1]。疫情在带来现实困难的同时也伴随着心理冲击，2020年5月一位上海大学生在豆瓣网上成立了一个“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以下简称“985废物小组”)，是985和211高校失学失业者的新校园，他们分享失败故事，讨论如何脱困。小组两个多月就吸引了8万多人加入，截至2021年2月小组成员已增至11万多人。小组成员们多是国内一流高校的在校生或毕业生，虽身为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却自嘲为“five”(废物的谐音)，在大学的学习、恋爱、升学、求职等重要问题上遇到挫折，处于迷茫困顿之中。

“985废物小组”组员们意识到985、211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光环，名校也被组员们自嘲为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如清华大学被戏称为“五道口技校”、南京大学为“九乡河技校”、浙江大学为“老和山职校”。何以精英大学生会热衷于自我矮化呢?诚如一位组员的精准概括:985学生陷入困境的绝大多数都是小镇做题家，他们在家庭背景、见识、学业、实习、恋爱、交际、求职等方面都与一些同辈存在差距。精英大学生困境的出现并非突兀，2016年以来阅读量10万+的网络文章《一个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也不能这么说》就曾关注过困境精英大学生的人生境遇。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无疑放大了大学生群体的集体困境，危机意识较强的985、211高校大学生则首先通过网络抱团的形式为自身处境发声并寻求脱困出路。结合笔者自身的985高校求学经历，以及硕博期间在精英高校心理健康与咨询服务的实际经验，本文将对“985废物小组”的“废”心理的表现、生成逻辑、影响及其应对进行分析与讨论。

一、“985废物”的网络呈现

1.心态之废

组员常常提及自己心态崩了，身为985、211大学学子，高考才是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后就一直走下坡路，甚至最终只能泯然众人。组员们在激烈的大学竞争中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但明明有改变的机会，却一次次主动地把机会扔掉，继而又陷入了频繁自我诘问的内在消耗和负性情绪的暴风骤雨之中。

(1)情绪上，他们感到难以获得内心的平静，间歇性失去斗志和信心，时常对自己悲观、怀疑、自责，常常陷入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之中。开心之事转眼而过，焦虑和痛苦却长长久久。

(2)在认知上，自我认识较为模糊，进入大学后无法再像中学时那样可以通过成绩优异来感知自我价值，一时无法建立多元且稳定的自我形象。他们不知道如何与真实的自己相处，时常陷入迷茫的状态，陷入对周围环境失去掌控、对自身失去自控力，继而放弃努力的自我挫败思维当中。面对同辈压力，他们认为同辈竞争出现严重的“内卷化”，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在“慕强”和“认怂”两个极端之间纠结徘徊;而面对自己，则在自我期许和自我放逐中彷徨，甚至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感到爱自己好难。

(3)在行为上，他们往往自我封闭、不爱社交但热衷自娱自乐，生活作息不规律，有普遍的晚睡和沉迷手机及游戏的现象;他们多有中度到重度的拖延症，喜欢用追星、追剧、看网文的方式来逃避现实，靠虚幻而简单的快乐来麻痹自己，但过后又因自己虚度时光而懊悔。

(4)更为严重的是，组内不乏一些已确诊焦虑症、抑郁症、双相情绪障碍、强迫症等心理障碍的组员，有的甚至尝试过自杀。组员大多明白自己心理行为已出现一定的偏差，也曾经试图改变;但知易行难，在实际做不到和预期做不到之下，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废物”特质，坦言海阔天空是给雄鹰飞的，而自己只是草地里的麻雀。

2.学业之废

“985废物小组”组员几乎都是高考的获胜者，其中不乏地方状元。他们从小学习优异，是他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在鲜花和掌声的环绕下长大，在轰轰烈烈的社会赞许下进入大学，但进入大学后的学业却并非坦途，不再像高中般游刃有余。事实上进入精英大学对个体的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曾经在高中阶段被老师和家长密集管理的、以考高分为目标的学习优胜者，在精英场域的学习遭遇不适应感和挫败感。丁洁琼对北京大学典型的高考优胜者的质性分析认为，应试素质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考大学”这一目标的“阶段性”与“半强制性”特征，而缺乏对“后高考”阶段乃至长远人生发展的主动预期和想象[2]。小组成员的学业之废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专业认知不清。为了应对高考的压力，家长和老师在高考前大肆宣扬，只要他们考上大学，就任由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很多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只有考高分、上名校的模糊目标，对于大学专业不甚了解，志愿填报也是稀里糊涂，在大学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才发现所学专业并非自己所爱或所擅长，于是失去学习的热情。组员把大学的专业进行分级，如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材料)被称为天坑专业，一些冷门专业被称为劝退专业。天坑专业和劝退专业的共同特征是就业难，只能通过不断的教育升级来增加就业资本。

(2)学习状态和学习结果不佳。曾经的尖子在优胜者云集的精英大学的学习中面临学习排名的重新洗牌，组员们大多学分成绩排名不再具有曾经的辉煌，常常有被同学碾压的感觉。有的出现挂科，有的甚至面临退学。学习结果不佳和他们的学习状态不好关系密切，他们的学习模式是平时混吃等死，期末壮志凌云;即使绩点好看，课程学习也是为了绩点，课程结束后随即遗忘，感觉考试成绩好看，但脑子空空，自感没有取得良好的专业能力。

(3)学业深造之困。本科毕业生在大四时往往面临三种选择:直接就业、保研考研和出国留学。当前在一流大学流行一种趋势，继续深造是主流，直接就业的比例反而在减少。而全国各高校的保研比例一般为5%~30%不等，只有绩点靠前的学生才可能保研，无保研资格的同学则有强烈的废物感。他们不得不在大三左右决定加入考研大军，“985废物小组”里不乏一战、二战甚至三战的考研群体。申请出国留学的同学也不在少数，他们因疫情也受到较大的影响。保研考研、申请留学失败都被统称为“失学”，“失学”则一般被归因于专业不好、性格不好、能力不足。

3.求职之废

教育向职业的转化是学历变现的过程，“985废物小组”内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就业。他们虽有梦想，但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努力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最终找到一份好工作，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追求增加了几分功利和世俗的色彩，希望精神和物质并重，读书和赚钱共赢。“985废物小组”作为一个失意小组，组员的求职和就业经历充满挫折。表现如下:

(1)求职前职业规划盲目、无序、低效。大多数组员在校期间并没有做过很好的职业规划，做事凭感觉和兴趣，即使是考公或考研，也只是掩盖他们人生不知方向的迷茫，因而从学校向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他们感受到的是强烈的“社会暴击”。

(2)求职过程拉长，求职体验消极。求职的前奏往往是实习，他们要么找不到高质量的实习，要么是在实习中遭遇他人否定。很多组员分享自己失败的实习经历，被同事和上级评价为学生气太重，不会交流沟通，缺乏社会经验，欠缺处事能力。在正式的求职过程中，总感觉自己的简历过于贫乏，既无傲人的学习成绩、又缺出彩的校园经历和实习经历。他们经历过或正在遭遇简历多次石沉大海、一轮轮的笔试面试的淘汰。有的组员经过多次失败，形成了求职恐惧症;有的则是毕业后一到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实现就业。

(3)对现有职业的薪酬和职业发展不满意。已就业组员声称自己的工作只能养活自己，甚至不能养活自己;组员大多来自小城镇，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感到压力山大。职业发展方面，在工作中无法继续创造学业般的平步青云的业绩，他们自认为缺乏眼界、水平和资源，在职场上总有一种战战兢兢不得其法的局促感;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纠结中，声称“一二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城市装不下灵魂、小镇更是回不去了”。

4.家庭之废

考上好大学是父母和家族的骄傲，但伴随着大学生活的推进，组员在升学、留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显露出来的废物特质却暴露在父母面前。自身的废物特质与父母的高期望之间的矛盾是他们的痛苦源泉，父母和自己同时难以接受周围亲朋的打击，尤其是当周围人这样评论:“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你就是那个学习特别好的谁谁谁，现在......”。读书阶段与工作阶段，大众对于成功和优秀的评价标准不同，无论学业成就多高，如果不能顺利转化为职业上的高职位高薪酬高发展，就会被认定为社会性失败，组员难以接受此种反差。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学历在20岁的阶段是父母在亲友间炫耀的资本，在30岁时便成了大家嘲讽你一事无成的枷锁”，深感自己的人生遭遇了“捧杀”，被捧得多高就会摔得多惨。

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背景下的居家隔离时期，大学生线上上课，他们不得不与父母朝夕相处长达几个月之久，而他们的升学、就业、留学等事项都变得不确定，自觉已变成了父母眼里的“家里蹲”废物。代际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冲突在家庭内上演，组员们感到代际沟通不畅导致一种窒息感，而他们学习生活中的烦恼，跟爸妈说了也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反而越说越烦，父母的唠叨和批评让他们想要逃离家庭。他们不敢在现实中中伤父母，却敢于在网络上批评批判父母，甚至认为父母才是他们人生的“祸害源”。反映“父母皆祸害”的观点不在少数，如“妈妈永远在说我”“爸爸全凭臆想瞎指挥”“父母直言我一事无成”“父母说我的人生要完”“父母接受不了我是普通人”“我是父母生下来的工具人”“父母有时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组内同伴一般都坚定站在组员一方，给他们回怼父母、远离父母、划清界限、以后一定搬出去之类的建议。组员的父母大多为普通人，对一二线城市和大学生活、就业形势并不了解。组员发现自己将来想在大城市立足成家，无论是求职、买房、结婚、育儿都必将需要依赖家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持续给予多方面的扶持协助。而这与组员及其父母在当初上大学时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差异很大。父母对孩子的指导，大多是大而化之的说教和空泛的鼓励，或是气急败坏的攻击与贬损。组员既痛恨父母，又愧对父母，即使父母是传统的好父母，自己已不是传统的好孩子。他们的状况可以总结为:“小时候大人夸你安静乖巧，不给他们添麻烦，长大后又嫌弃你不会来事儿，混不开”“学生时代，给爸妈省下的心，全都在成年后反扑了”。

二、何以沦为“废物”?—“废”心理的生成逻辑

1.大学生精英身份受到挑战

自1999年以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颠覆了之前人们心目中的大学生的精英形象，大学生精英性不再是不证自明的特性，无论精英大学还是普通大学的大学生都需要接受就业市场的检验，而更多的大学生则需要接受将来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现实。高等教育具有三项基本职能:一是培养人才，实现人力资源再生产;二是发展科学，实现科学技术再生产;三是服务社会，实现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3]。而培养人才只是其职能之一。相对来说，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985和211大学承担普遍的、大范围的选拔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功能，其培养的毕业生距离当前社会中公认的精英职位距离更近，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未来的社会精英[4]，但不必然和全然地成为社会精英。

关于大学教育的“去精英化”的讨论已有十多年之久。2004年徐贵权认为，大学生精英意识的式微折射出了我国社会的进步，有利于大学生增强自主意识、自立意识、进取意识、竞争意识、自强意识、自我塑造意识和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谋求生存发展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5]。2011年沈堰奇认为，大学生精英定位遭遇了多重尴尬:理论界—培养目标的定位;社会—就业率的定位;家庭—期望的定位;大学生—自我定位，而作为主体的大学生则徘徊在主观自我和客观自我、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矛盾之中[6]。2011年彭拥军等人分析认为，我国大学生精英形象的起伏埋嵌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自身的逻辑线索，而大学在制造大学生精英过程中出现精英稀释与集中并存现象，一般性精英会淹没在大众之中甚至不再被视为精英，而一小部分胜者通吃者会成为更为耀眼的精英[7]。

对于大学生自身是否需要精英意识的看法，学界存在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对立矛盾。一方面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不应该主动丢弃精英意识，特别应具有胸怀天下、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国家尤其应该注重教育精英的培养，因为他们是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突破关键难题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但在个体层面，特别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则认为精英观念是影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因素之一，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先就业后择业，在求职中适当降低期望、放低姿态。然而，随着95后毕业生逐渐步入社会，“慢就业”正在成为新生代就业群体中的“另类”选择，“慢就业”“间隔年”等现象也越来越普遍[8]。而“985废物小组”聚集了大量的处于慢就业、间隔年和对就业预期消极的学子，他们在精英头衔与实际情况的反差之下对自己进行自黑、自嘲与自贬。

2.高等教育的阶层固化倾向

知识能否改变命运是学界的研究热点，高考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同阶层子女获得同样分数背后的诸多力量却不平等[9]。即使进入精英高校，精英学子的阶层差异并不会自动消除，而是在平等的假象之下维持或强化原有的阶层秩序。城乡二元框架下农村籍大学生“寒门贵子”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如谢爱磊等从2013年起，对四所985高校近2000名学生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城乡不同背景的大一和大二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无显著差异，但是在社会成就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提示对于来自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员来说，获取竞争力、实现社会流动的难度不断加大[10]。香港教育学院大中华研究中心于2011年对6所广州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倾向于“向上流动”的渠道已变得较为狭窄，且家庭背景及资源对一个人的前途发展有显性影响，代际“再生产”机制占据优势[11]。作为当前大学生主体的90后大学生已形成较大的社会分化，如生源分化明显，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几率较低[12]，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阶层的层次性分化更强，小城镇虽总体上优于乡村，但与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大城市的各方面差距仍旧很大，因此来自小城镇的大学生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机会认知也十分敏感，容易产生阶层焦虑。

名校光环之所以给来自小城镇的大学生一种“虚假跳板”的感觉，同时有一种校强我弱的疏离感，是因为他们在学习、校园生活适应、毕业后出路三个问题上都体验到弱势感、融入不顺感和被排斥感。身为“小镇做题家”，上大学前通过题海战术获取的学习优势在上大学后却难以保持，尤其是专业创新能力和英语口语及应用能力方面欠缺较多。校园生活方面，组员的主要问题是人际交往狭窄、交际能力不足，难以融入官方(如学生会、党团组织)和半官方学生组织(各类兴趣协会、公益组织等)，造成校园生活中的社会成就不足。谢爱磊等研究表明，农村籍大学生在文化资本匮乏的状况下表现出在精英场域的适应问题，在参与半官方学生组织方面表现出不自信、认为没那么重要、遭遇能力和技术的门槛及面试门槛[13]。组员们的校园经历和农村籍大学生类似，组员们总结到:大学阶段呈现出来的是你前十几年累积的一个总和，你的谈吐、见识和能力在大学阶段得以外现。国外研究表明，精英学校所强调的优秀学生应该具有的特点，如思想开放、学识广博、有教养等等，都是来自中上阶层家庭所具有的，而普通大众家庭里的孩子往往不具有这样的特点[14]。组员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已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自身的诸多不足，而他们的父母也表现出资源匮乏、支持不足、见识局限的问题。在和父母的关系上，组员们呈现出与农家子弟不同的特点，程猛认为精英大学里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具有“懂事”的特质，包括爱、理解、疼惜、自立和回馈的意涵[15]。而来自小城镇的组员们则具有“任性”的一面，和父母有更多的冲突和矛盾，而他们的父母往往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急迫与归罪，与农家子弟的父母相比亲子沟通态度更强硬、阶层上升欲望更强，使得整个家庭在外在社会阶层压力的作用下内部压力过大、代际冲突加剧。

3.青年网络丧文化的影响

丧文化于2016年在网络开始流行，在80后、90后青年中尤为盛行。丧格言如“你这么努力，忍受那么多寂寞和痛苦，可是我们也没有觉得你有多优秀啊”“别灰心，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我基本上就是个废人了”等等，反映了青年群体主观上对自我价值和未来预期的悲观与绝望。2017年一篇题为《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或者，也不能这么说》的推文火爆网络[16]，讲述了一个小镇出生成绩优异的年轻女孩考入大城市的名校后，在家境、外表、见识、人脉、情商等方面日渐积累自卑和无助，表达了一种越往上爬越艰难、见得越多越痛苦的心理。组内成员大多自认为是成绩未能进入前25%、手无各种奖项和资格证书、非党员非干部、社会经历平平的精英场域的边缘人，家里人眼中的不成器者。他们的“废”心态源于远端的社会压力和近端的同辈压力、父母的高期望压力。丧文化的类型既有因社会经济和城市飞速发展带来的孤独、渺小、无力感而导致“落差丧”，也有因全球性的经济脆弱和不景气带来的“低迷丧”，又有因就业、工作、购房、育儿等经济因素导致的“压力丧”[17]。而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无疑放大了“丧”的范围和程度，面对严峻的形势，组员的“丧”显得更加严肃，减少了娱乐主义倾向，而更多是通过匿名的个人成长史的书写来表达成长蜕变之殇。

面对疫情，大学生群体中的毕业生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首先是毕业出路的不确定。同时，整体上疫情对大学生的心理和心态也有一定的影响。已有的对安徽省、北京市、中南大学大学生及研究生群体的研究表明，疫情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整体不良[18]，存在恐怖、精神病性因子超过全国常模[19]，最容易出现焦虑、强迫、恐怖三种不良情绪[20];研究生群体虽能够理性看待疫情，但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心情郁闷”等相对明显，“紧张、焦虑、急躁”等持续时间相对较长[21]。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恶化是客观存在，面对严峻的生存竞争与心理压力，很多学生都存在苦闷、焦虑、神经衰弱、自卑心理，所以出现了休学者、轻生者、违法犯罪者、畸形竞争者[22]。成年早期具有心理尚不成熟、情感丰富、冲动性强的阶段性特征，使得丧文化更易于在青年中流行，他们用反自尊的思维方式标榜反主流的价值诉求。

现代社会客观存在严酷性的一面，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城市生活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进入社会后青年为了应付经济压力，异化为单向的职场“打工人”。来自小城镇的大学生在成为新城市人的过程中必须面对个人能力、社会资源、职业发展、婚恋成本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当青年大学生预见到难以逃离都市生活和个人发展的典型样板时，丧文化变成青年对现代性的激烈反抗[23]，也是对“成家立业”“三十而立”等传统价值观念的防御性对抗。青年一边在丧文化的抱团取暖中“治愈”心灵之痛，一边又因集体消沉、自我放弃而“致郁”，青年丧文化从习得性无助转向自我反讽[24]，他们不仅讽刺自己，也攻击自己的父母。丧文化作为一种人格面具，掩饰了精英大学生对优秀与成功的“求而不得的不再强求”，用“失去兴致”为借口，逃离“必须优秀，定要成功”的压力。

三、“废”心理影响几何?

“985废物引进计划”成立仅两个月就“出圈”了，首先它在自媒体上被关注，于7月至9月引起《澎湃新闻》《光明日报》《三联生活周刊》关注，并在知乎上引发了上千万人的热议，在B站上吸引各人群分析讨论。在关注和评论的众多观点中，批评和消极观点居多。如有观点认为他们自卑、矫情、有空心病;或者认为他们高分低能、好高骛远，对人生的认知模糊不清;也有人认为他们因太追求完美而输不起;更有人从“985废物”的失学失业，看清寒门贵子的残酷真相。同时也有少量积极的观点，如“985废物”本身没有错，他们只是陷入了优秀的陷阱中，是长期得到奖赏而受到伤害的产物;年轻人偶尔丧一下也无妨，自嘲也是一种幽默，他们只要自信面对困境，不可能真的沦为废物。更有人从“985废物”里看到了一代年轻人的希望，一是肯定了高考成功突围的做题家的智力和意志品质，他们仍旧是年轻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二是看到优秀的人连自嘲都是思路清晰、文笔流畅、引人入胜，说明他们思维敏捷、反思能力和创造性很强;三是组内打卡学习的内容都是各专业最新的学科知识，他们走在时代的前沿，只是所学暂时未有回报，他们是即将发光的中国希望。可见“985废物小组”的诞生极具争议性。

1.“废”心理的积极影响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尚未度过，疫情的各项影响仍然在持续，小组的存在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

(1)小组成员情绪上抱团取暖、互相支持以缓解心理压力，排解焦虑、恐慌与孤独感。从情绪社会分享视角来看，一起分享失败故事是一种倾诉与宣泄，同病相怜往往能够增进彼此的理解，减轻独自面对压力的痛苦。人们在遇到问题时的应对方式可分为情绪中心型应对和问题中心型应对两种方式，情绪中心型应对往往首先解决情绪压力与冲突，等情绪平复后才能更好地面对实际问题。

(2)小组成员形成互助小组，行动上打卡监督、提供信息支持与决策参考。小组成员虽自称“废物”，却并未陷入消极的深渊，而是要寻求出路，积极自救。小组成员在组内积极打卡，彼此监督学习、考证、考研、求职，克服独自行动时的懈怠。信息对于大学生的诸多抉择影响较大，小组已形成一个大型信息社区，在信息搜集、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环节提供多方面信息参考，组内有不少成员在互相支持鼓励和帮助下终于“上岸”(如考研或求职成功)，达到脱困的目的。

(3)小组成员在共同探讨中从认知上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成年早期是自我认识的关键期，特别是对于在学习生活上从小就较为顺利的“学霸”来说，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正确理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十分重要。组员们常常思考人生三问—我是谁，我在干啥，我要干啥。而组员声称“废物”身份对自己有积极的影响，他们开始去认识自己的性格、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和职业生涯，去直面自己内心诸如自卑、懦弱、懒惰、虚荣等缺点。更理性地看待名校光环，认识到进入大学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继续精进的起点，放下精英人设的光环，接受缺点，享受平凡;目前的失意只是一时的落寞，迟早还会养精蓄锐，东山再起。

(4)对社会而言，小组希望能够推动一些社会变化。短时间人数众多的“废物小组”的崛起本身就是一股社会性的力量，虽然一部分成员只想把小组作为一个桃花源般的秘密基地，不希望被社会和媒体过度关注，但大部分组员还是希望他们的存在能够促进社会的良性改变，如引起社会和相关部门对遭受疫情影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留学问题的重视，促进高考和高等教育相关的政策的改革，拉进名校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减少一些过高的期待和单一的评价标准，创设自由平等、包容多元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氛围。

2.“废”心理的消极影响

从“985废物小组”的高关注度及对大众认知的颠覆性就可看出，其对大众心理冲击的剧烈程度可能造成一些深远的消极社会影响。

(1)激发读书无用风潮。精英大学生的学业困境和就业困境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直觉上的读书无用感，从而对高等教育产生失望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两次读书无用论[25]，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因脑体倒挂(读书人收入不如体力劳动者，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使读书不再具有吸引力，很多青年弃学转而投身市场经济活动中。经过10多年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到90年代，脑力劳动者获得的利益超过了体力劳动者，第一次读书无用论逐渐沉寂。第二次读书无用风潮是20世纪末因“读书贵、就业难、起薪低”引发的新读书无用论。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增多，城乡教育两极分化加剧，农村出现教育负债过高和教育致贫现象。高考的社会认同度降低，城乡皆有高考弃考现象，城市优势阶层主动弃考出国留学，农村弱势阶层被动弃考外出打工。从选择机理来看，读书无用论的产生或者主体的读书选择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制约:教育机会获得的便利性程度;个人教育成本的高低;个体接受完教育后就业的难易程度及收益的多少[26]。如若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生都对前途感到渺茫，对未来的收益预期消极，将会激发读书无用思潮的重新泛起，高等教育价值和回报信心将会受到质疑。

(2)加重社会焦虑和对后疫情时代社会发展的悲观预期。2020年是新冠疫情之下的危机之年，疫情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就容易滋生消极情绪。因控制疫情导致经济衰退，2020年我国一季度经济创下-6.8%的新低，二、三、四季度经济逐渐恢复，全年经济增长2.3%，但远低于2018年的6.6%和2019年的6.1%。大学生就业也在疫情的影响下泥沙俱下地受到波及，而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创历年之最，约874万人，在就业市场供求失衡情况下，叠加疫情的影响，大学生求职困难增多，就业签约率下降，多行业人员需求锐减，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特别是因全球疫情蔓延，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计算机、电子、汽车、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行业受到较大的冲击，这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行业相比往年吸纳能力大幅下降[27]。大学生就业可能面临从主要劳动力市场向次要劳动力市场渗透，大学生就业质量下降，相比寻求职业发展而言，就业求稳的倾向更大。今后疫情防控将变为常态化，大学生忧虑疫情防控可能加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失衡，给大学生就业蒙上阴影。同时，他们对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发展都持较高的不确定性和一定的消极预期，害怕自己会遭遇“最坏的时代”。

(3)导致青年的精神生活陷入困顿、受到腐蚀。青年是时代的先锋，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最灵敏的晴雨表，而青年的精神风貌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985废物小组”成立的初衷虽致力于脱困，也能一定程度正常化精英大学生所遭遇的压力，但由于过度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失败之上，组内成员纷纷产生彼此“世另我”的失败者身份认同，反而造成了传播中的“回音室”效应和心理上的强化效应。一是空心病的蔓延。“空心病”的提出者是北京大学心理中心徐凯文副教授，他在20多年心理工作过程中发现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个人条件优越，成长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越却内心空洞，无从感知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28]。空心病虽是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客观上却源于高等教育在理性异化的组织危机中，学生的GPA规训业已形成难以突破的铁笼[29]，导致空心病的患病率在名牌院校当中相较于普通高校更高[30]，

“985废物小组”的成员大多呈现出空心病的特征。心理状态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大学生群体的精神生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状态、心理素质的高低，

“废物小组”过度夸大消极心理体验，不仅不利于心理脱困，反而通过观察学习，把别人的替代性挫折经验和消极情绪纳为己有，增加大学生的身心负荷。二是加重青年群体的精神荒芜化。全民抗疫时期涌现出大量的社会思潮，如极端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泛娱乐主义等，如放大镜般暴露出疫情之下的现实矛盾[31]。青年既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也反过来建构社会思潮。“985废物小组”表现出的颓废虚无、冷酷麻木、玩世不恭的消极价值取向，呈现出一种价值虚无和犬儒主义倾向，他们还未真正开启人生的奋斗之旅似乎就已开始“向生活妥协”，在焦灼、恐惧、忧虑中选择“自废武功”;他们知行分离造成强烈的心理撕裂感但又任知行鸿沟持续扩大，造成与自我、家庭和社会的难以“和解”的局面;他们既固守于十几年一直优秀的光环，又因仅在乎个人成功与否而忽视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陷入争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泥潭，也同时陷入“不成功则废掉”的两极思维中。

四、如何变废为宝?—“废”心理的应对

精英大学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要引导青年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促进青年身心和谐发展。周晓虹认为，本规划给予青年以精神启示，纵观青年的价值观的百年变革，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依旧是个性的张扬与群体的制约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而“中国梦”的提出为青年实现价值观的整合和重塑提供了现实的路径[32]。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而当前世界正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冲击，青年的社会担当及大学生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于当前及将来我国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当青年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要帮助他们重拾信心。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学生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也促进他们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需从多层面共同施策来破除精英大学生的“废”心理。

1.国家层面

国家层面需切实破解引发“废”心理的现实困境。大学生的“废”心理的导火索是疫情下的就业困境，国家应在政策层面把控制疫情、刺激经济放在首位。2020年以来国家和政府针对大学生就业已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如采取研究生扩招，增加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积极挖掘央属国有企业和各省国有企业的就业潜力，增设事业单位空缺岗位，创造基层公共服务就业需求等多项措施。并为重点疫区准备了大量的专项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需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常态下的大学生就业工作。此外，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短期靠政策长期靠改革，长期来看，仍然需要持续推进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大学生适应新形势下的就业能力。同时，完善人才市场制度和人才交流政策体系建设，创新平台建设，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2.高校层面

高校层面应从三方面帮助大学生脱困。一是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能力，减少组员所谓的“天坑专业”和“劝退专业”。把专业建设、学生培养与市场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促进大学生专业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双重提升。二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社会心态。发挥学生社团在学生思政教育中的组织作用，增强网络思政的引导。进一步推进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知识宣传，丰富线上心理健康服务形式;除新生入校时统一的心理健康普查外，可在大三大四年级以及研究生毕业班学生中开展简明心理健康筛查，并通过心理健康中心—院系—班级三级体系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适时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三是积极开展对困境大学生的重点帮扶，有效识别身处学业困境、心理困境和就业困境三大重点困境中的大学生，提升人文关怀、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帮助大学生提升学习能力、抗挫能力、交际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职业规划能力。

3.个体层面

个体层面需从认知、情绪、行为三方面增进自我认识和自我调节。一是认知上，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优势和弱项，扬长避短，主动补足短板。正确认识名校光环、家庭出身和社会制约，进行适度的社会比较，在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卓越，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自我。正确认识疫情、国家和社会，减轻过度忧虑的灾难化思维，提振面对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的勇气和克服危机的信心。二是情绪上，接纳自身的焦虑、担忧、恐惧等负面情绪，适度释放压力。要积极寻求情绪支持、学习相关心理健康知识，以增强情绪调节能力、抗逆力和自控力。三是行动上，学习和生活中做到积极的自我日常管理，形成良好的作息;增强个体自主性，克服拖延、网络成瘾、自我封闭的不良习惯;减少虚拟世界的过度沉溺，增加现实世界的接触和社会交往;积极与父母沟通，减少亲子冲突和隔阂，做好短期和长期的学业、职业和生涯规划。

总之，“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诞生，既是疫情下青年对自身命运的忧虑，也折射出近几年来青年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压力加大。“985废物们”看似态度消极，其实隐藏着他们不甘失败、不甘平庸、追求卓越的强大内心和动力。青年人的成长不能仅凭一己之力，成功也非一蹴而就，平凡不是精英的对立面，普通中也可能蕴藏着不凡的力量。在疫情危机下，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大学生自身也需以积极的心态在个性张扬和社会制约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在追求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实现自我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财政资助贵州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新时期社会变迁对心理健康和心理控制策略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7XZC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魏杰: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教，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皓明: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讲师，博士

桑志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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