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 | 疫情中的家庭韧性：来自国家的支持和保护

【导语

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迅速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病，波及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1年11月初，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47亿例，累计死亡病例逾500万例。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持续大规模传播，对许多家庭造成了巨大挑战。如果缺乏国家提供的支持，家庭难以应对疫情对家庭成员生命和家庭生计产生的冲击。家庭的韧性在获得国家支持和保护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在疫情期间保护家庭成员和家庭本身。本期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春华老师，为大家分享疫情期间家庭受到的影响，以及政府需要为家庭提供哪些支持和保护，增强家庭韧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婚姻家庭研究】，作者马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一、新冠疫情对于家庭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家庭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家庭在经济层面受到冲击。一方面，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许多人被迫失业或者缩短工作时间，大部分家庭收入普遍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家庭支出并没有减少，甚至因为医疗费用或者远程教育而增加。大多数家庭为了收支平衡而削减开支，甚至减少食物消费。即使如此，也有很多家庭无法支付房租、抵押贷款、水电费或信用卡账单等等。

其次，新冠疫情导致照顾需求空前增加。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许多国家的托幼机构和学校被迫暂时关闭，时间长短不一。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这涉及到全球至少16亿儿童和千万家庭。虽然很多国家采取了远程教育等模式，来弥补这种关闭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影响，但是还是会造成学习上的损失。而且，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年长的孩子需要辅导功课，如果家里有不同年龄的孩子，父母就要同时承担不同的角色，满足孩子的不同需求。照顾不仅时间需求激增，对于照顾内容要求也大幅增加。而且因为防疫的要求，父母无法向祖父母和亲朋求助，只能独自承担照顾压力，这是相当大的挑战。

第三，新冠疫情给家庭带来的财务压力、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封锁等等，给家庭成员普遍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有心理疾病史的年轻人心理问题恶化，儿童会因为焦虑难以入睡，父母也会产生负面情绪。北京大学的相关调查表明，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部分人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的焦虑、害怕和担忧。但是，这种负面情绪会随着疫情受到控制而缓解。联合国相关机构2020年有关中国贫困地区的一项调查也发现，40%的受访者表示疫情以来，经常感到担心和紧张，无法放松、睡眠或者静心。疫情增加了心理健康支持的需求，但是由于封锁措施，相关服务又难以获取。

最后，家庭所受的影响具有差异化。（1）不同家庭成员受到的影响不同，其中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行为加剧。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署等机构的报告表明，疫情期间各国的热线求助数量明显增加，公安部门报案的数据也呈上涨趋势，都说明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一方面，大规模失业、收入和生计减少造成了经济不安全，无偿照料工作增加，被迫长期时间共同生活在狭小的家居空间，都导致家庭压力增大，家庭成员的负面情绪累积。另一方面，由于人员流动限制，女性能够获得法律援助和社会保护服务却减少。（2）不同阶层的家庭受到的影响不同。世行的调查表明，相较于依靠农业和转移支付的家庭，依靠经营或者工资收入的家庭所受影响更大。换句话说，较为富裕的家庭可能受到冲击更大，只是后者更有能力抵御冲击，恢复的速度也更快。（3）是否被纳入社会保护体系，决定着家庭受到影响的差异。社会保护体系是疫情冲击和家庭之间的缓冲带。联合国等机构2020年有关中国贫困地区的一项调查发现，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等家庭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这些群体被纳入社会保护体系，在疫情中获得额外现金和物质帮扶的机会比其他家庭更多，受到了较好的保护。相反，城镇中的非正规就业者和自雇者家庭，大多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受到的冲击最大。

二、疫情期间国家为家庭提供的支持和保护

世界各国政府采用社会经济措施应对疫情危机的时候，对不同群体有优先顺序。先从易感人群扩展到疫情防控阶段被迫隔离的家庭和被迫关闭的企业，再扩展到最贫困和最边缘化的群体。其中，特别关注在疫情前就处于边缘化、不平等的弱势群体。他们的不利处境可能会因为疫情而恶化，主要包括女性、老人、儿童、非正规就业的受雇者、自雇者等群体。因此，各国政府为家庭提供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通常是“组合拳”。它是社会保护政策、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相结合，是现金补贴和服务提供相结合，是普惠的政策和资产审查式的政策相结合，是暂时性的政策和长期的政策相结合。

在社会保护政策方面，它对解决疫情危机引发的社会、经济和健康问题发挥关键作用。各类人群的遭遇表明，如果缺乏充足的社会保护，绝大多数人无力应对疫情在各个层面带来的伤害。从疫情期间各国政府的实践来看，社会保护的底线为最易受疫情伤害的弱势家庭和群体提供了保护，同时也为家庭和经济带来溢出和乘数效应。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社会保护体系对维持家庭生计、恢复健康和缓解照顾压力起积极作用。在家庭生计层面，政府可以通过食物配送、发放消费券和补贴等，保证家庭维持基本的食品和营养；通过各种现金补贴、失业保险、无息短期贷款等，满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保障家庭经济安全。在家庭健康层面，社会保护体系可以通过医疗保险和疾病津贴等，保证患病的家庭成员得到及时、低收费的治疗，也可以通过提供疫苗等方式保证家庭成员减少病毒的威胁。在家庭照顾层面，社会保护体系可以通过带薪休假和补助金鼓励父母在家照顾孩子，也可以通过补贴企业鼓励雇主允许员工带薪休假。

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是许多国家的政策选择，减少疫情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潜在灾难性影响。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失业保险、现有的或者特殊制定的工作保护计划等措施。劳动力市场在疫情受到重创，大量劳动力失业或者被迫缩短工作时间。许多国家在疫情前就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危机来临时政府根据既有的规则和投资筹划尽快发放失业津贴，保障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经济安全。工作保护计划是政府运用工资补贴或工资信贷的模式，补贴雇主为被迫减少工时或者处于休假状态的雇员支付部分工资，希望渡过危机之后，企业能够尽快恢复运转，而劳动者能够保留工作和待遇。在失业保险和工作保护计划的覆盖面、充足性和期限等方面，各国存在较大差异。疫情期间，政府把非正规就业和自雇人员等也包括在内，这是这两者在覆盖面上的最大调整。为了适应疫情后劳动力市场的重新配置，许多国家也实施了培训、就业安置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帮助劳动者更快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新要求。

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控制疫情蔓延，缓解疫情对就业的冲击，减少企业裁员，保障家庭最低生活水平；另外一方面重振经济，推动停滞的经济重新运转起来，促进停工或者减少工作量的企业恢复正常经济活动，为雇员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长，保证更多的家庭能够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或经营收入摆脱现有的经济困境。各国政府采用的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首先是通过财政的投入，比如公共服务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加更多就业岗位。其次，通过拉动内需来刺激经济发展和就业。最常用的方式是发放消费券。再次，给中小企业、自雇人士以及其他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提供财政支持，保护微小生产体的就业和工资。例如，中国在疫情期间，为了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强其复工复产的信心和能力，阶段性减免企业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单位缴费，减征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可自愿暂缓缴费。

最后，各国的应对政策和措施之中，具有性别敏感度的政策超过70%都侧重于预防、或处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具体在亚太地区，这些政策集中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东亚国家和地区则很少。中国由于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了疫情，在应对疫情的同时，有更多地时间和空间去应对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比如，明确了反家庭暴力法的适用范围，反家暴宣传教育也取得一定进展，全社会反家暴意识不断提升。

三、总结和展望

 新冠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每个家庭都在这个过程中承受着压力和挑战。不仅面对病毒威胁、感染和死亡的阴影，更有食不果腹、衣不蔽寒的可能，基本生存无法得到保障，濒临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同时，对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呈现差异化。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同样是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面对疫情冲击有的家庭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甚至返贫、陷入赤贫，但是有的家庭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在于他们是否被纳入社会保护体系。

这次疫情危机使各国深刻意识到社会保护制度在应对危机时候的重要作用，更加意识到本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缺陷。在疫情期间，如果已经加入了医保体系，即使受到病毒感染也能够获得平价的医疗保健；如果还有疾病津贴，那么还能够为他们提供隔离支持和收入保障，保障他们家庭的生活不会因此陷入困境。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如果家庭成员在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面对疫情冲击，家庭的经济安全能够得到失业救济金等的保障。社会保护体系对所有家庭都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都紧急对社会保护体系进行了修订，包括资格条件、福利水平、领取期限和津贴额度，使其适应疫情大流行的情况。新加坡还专门出台了隔离补贴计划。

为了应对危机，很多国家出台了临时性的社会保护政策，填补原有社会保护体系的不足。有危也有机，各国政府可以把此作为契机，将临时的制度正式化，建立更加全面、更加高效应对危机的社会保护制度。比如，扩大现有社会保护制度的覆盖面，尽量把不同境况的群体和家庭纳入其中，特别是非正规就业和自雇人士。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危机中，非缴费型的社会保护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等弱势家庭，缴费型的社会保障为失业、生病的劳动者提供了现金补贴和医疗费用报销。非缴费型和缴费型的社会保护制度相互补充，才能构成完整的社会保护体系。因此，对于所有家庭来说，社会保护制度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关键性政策工具。特别是疫情刚爆发阶段，突然处于封锁或者隔离状态下，这项制度能够保护家庭维持基本生存，免于冻饿之虞。

但是，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特别是因为疫情暂时处境困窘的家庭，社会保护制度只是救急的制度，要摆脱困境还需要依靠自己，无论是就业还是自雇。在这个阶段，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积极的财政和货币制度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这几种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情境下可以相互转换、相互支撑。比如，社会保护不仅能够帮助家庭维持生计，也是提供经济刺激最有效的财政手段。家庭收入增多，能够有效地拉动需求，至少能够提升家庭对于食品和基本服务的消费能力，从而为重新开始运转的企业提供支持。各国出台的消费券属于拉动消费的财政政策，但是也弥补了家庭收入的不足，从这种角度上来说也是社会保护政策。不同政策工具搭配使用，不仅能够在危机中保护脆弱家庭，更能够激发家庭的韧性，让家庭重新依靠自己的力量运转起来。

组稿人：钟晓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审   核：罗   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编    辑：赵冬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图    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