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 | 在灾难中，女性有怎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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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焦霖
责编：王晓慧
写在前面
近代历史上，中国战乱、水旱、蝗灾频仍。在灾难中，妇女有怎样的遭遇？她们如何应对灾难？她们在灾难中如何被报道、被呈现？带着这些问题，本文爬梳了1920年辛酉旱灾前后的报章杂志，试图看到灾难中妇女遭遇和她们的行动。1920年，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发生了四十年不遇的旱灾，灾区面积九万平方公里，灾民人数 3500 万。有的区域七八个月，甚至十五个滴雨未落，导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 [1]《申报》报道称之为“千里树皮草根觅食殆尽，鬻妻弃子相习不讳。“ [2] 随后的1921年黄河流域又爆发了水灾，引发种种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之惨剧。 [3] 然而在汗牛充栋的报道中，女性极少能够作为主角出现，她们的身影偶尔会浮现出来，或作为灾民，或作为救济者。1
性别化的受难者
怀孕的妇女在灾难中经历的是自己与新生命的重重考验。灾难之中，灾民妇女的生育往往在颠沛流离之中，在逃荒路上、在木板上，随时随地。所生之婴儿，因无力抚养，“或弃置道旁饿死，或置之死地。” [6]
已出嫁并成为母亲的妇女，面临的困境更加复杂。她们有可能被家人抛弃，独自承担养育孩子的重担。一位河南汤阴县的农妇育有六个孩子，五个因饥寒卧病，还有一个生了天花无法医治，家中男子也都逃荒而去，生活无以为继。 [7] 另一位农妇的遭遇更加悲惨，她怀抱着孩子被夫家赶回娘家，到了娘家又被其嫂赶回夫家。回到夫家却发现人去楼空，全家已在逃难路上了。这位农妇 “进退失所、大哭求死”，想要回到娘家却又怕被嫂子扫地出门，于是自缢而亡。 [8] 20年代的农村妇女出嫁后，被视为是夫家的财产，一旦被夫家抛弃，在灾荒时期就变得无依无靠，无法生存。另外，在 “卖掉孩子” 这件事上，妇女一般难以参与决策，而只能陷入无助和绝望之中。河北一对夫妇携一大一小两个男孩逃难，丈夫卖掉了七岁的大男孩，但发现所得之钱买不来一升米，一怒之下把小男孩丢入井中。孩子的母亲绝望而跟随跳了井，丈夫也随之而去。[9]
灾难中的底层妇女，因家庭的男孩偏好、妇女的从属地位、自身的生育和照料职责，在灾荒之中除了承受断粮之危机外，更有重重的性别化的境遇，成为灾荒和父权制的双重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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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救助者
一方面，身在灾区的底层妇女成为了这次灾情的多重受害者，但另一方面，随着二十世纪初女学兴起，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日趋强烈，中上层妇女在这次灾荒中也积极参与了灾荒的赈济。一些女校学生举办活动募款、集体为灾民缝制衣服、举办纪念会；女学生深入灾区，为受灾的女孩提供教育和看护；一位身在河北正定的外国妇女独自赈济了两千多为灾民。[10]
上海的上层妇女组织了 “女界义赈会”，成为了这次赈灾中最为活跃的女性团体，也是在政府官方赈济之外，活跃的民间赈济的一个重要参与者。1920年12月7日，上海一百多位上层妇女集会，成立了 “上海女界义赈会” ，主席由盛宣怀的遗孀庄德华担任。参与的多为国民党内官员的亲眷，或其它上层社会的妇女，包括宋蔼龄、宋美龄、唐瑛、 赵绛雪（交通部次长赵庆华的女儿）等等一众海上名媛。
从上海女界义赈会的活动可以看出，妇女参与赈灾呈现出了和其它团体不同的特点。女界义赈会首先关注那些被忽略的受灾者，宣布主要赈济灾害中最难得到救济的陕西省。彼时陕西交通不便，赈济难以到达，以致在短期内灾民达到五百万人，“有日食树皮、土石、草根者无数，几于人相食之境地。” [11] 女界义赈会敏锐地看到了这个赈济盲区，宣布将以陕西作为团体帮扶的对象：
“此次直鲁豫晋湘浙闽陕各省，水旱奇灾，官义各振，合筹救济，亦已不遗余力。惟陕省地处偏远，交通阻隔，行役艰难。大都心有余而力不逮。以是仁膏所被，未免偏枯。本会悯之，昨经公议，拟先从该省调查入手。此外各省各县，有实属灾重而无人注意者，量为办理。庶使德泽均沾，同跻仁寿。 ” [12]
在此宣言中，“女界义赈会”表明陕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赈济艰难，各方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并未收到援助。“义赈会” 率先表示要从陕西入手，并且会持续关注那些无人关注的重灾区。“义赈会” 的这个策略和其 “女界” 身份息息相关。20纪初的女权话语着重强调妇女在历史上被忽略、被矮化的境遇， “女界” 兴起本身就是一个边缘群体自我重现的过程，因此 “女界” 人士能够更加关注这些被忽略的群体。
受到当时民间赈济团体工作方式的影响，女界义赈会重视财务公开，每次例会会将财物收支刊登于报纸。北洋时期的赈灾系统沿袭了清朝，由官方赈灾和民间赈灾双管齐下。但与此同时，清朝的官方赈灾腐败积习也未能得到遏制，官员贪污善款、分赃舞弊，甚至挪用赈济款项用于鸦片狎妓者也不鲜见。相比之下，民间的慈善团体采用了更透明的工作方式，选择在报纸刊物上刊登其收支明细。[13] 女界义赈会因循此例，从1921年1月起，每周都将收到的款项、衣服、棉被等物资、物资去向、方法流程、放款监督、以及人事变动尽数刊登于《时报》和《新闻报》。
女性义赈者在清末民初也开拓了义演、义卖等方式，开拓了传统的募捐方式以外的渠道。 [14] 上海女界义赈会在1921年2月举办了大型游艺会——类似于如今的嘉年华，通过售票的方式征集善款。游艺会从早到晚，日程紧凑满当，活动五花八门，有儿童比赛、首饰拍卖、女中学生唱歌、女子剧社戏剧、戏法、舞蹈、体育表演，以及电影放映。游艺会大受欢迎，往来游人不绝，本来为期三天，后延长至了六天。游艺会募捐所得几千元，女界义赈会几个月共募得数十万元。 [15] “义赈会” 的这个募捐方式是大上海城市中上产的文化产物，通过“歌舞升平”的活动，来赈济民不聊生的灾区。一方面，参与者并未亲临灾区，而是通过一种中上产阶级才能享有的娱乐方式筹得善款，但另一方面，却调动了上海中上层女性参与讨论公共事务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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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界”之外的“女界”
正如上文所讲，从 “女界义赈会” 的组成人员和举办的活动看来，它是一个非常“上流社会”的团体。Bell Hooks对黑人女性的研究在警醒我们，女性并不是一个统一体，不同族群、阶级的女性往往没有作为 “女性” 的同一认同感。1921年初，上海一部分花界女性给上海女界义赈会写信，称 “鉴于北地灾况，大为悯恻，约集姊妹数辈”，希望加入义赈会，却被该会婉拒。 [16] 尽管清末民初以来，妓女一直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参与赈灾， [17] 对于由海上名媛组成的“女界义赈会”来说，花界姊妹可能算不上是 “女界” 之辈。
1920年代的这次灾荒，让我们看到了妇女在灾荒中的脆弱性，和她们的能动性。灾难中的受灾妇女，多为底层妇女，在灾难中除了要承受饥饿之困以外，还要面临父权社会带来的多重风险，她们被拐卖、被抛弃、被陷入最绝望的困境。但我们同时也看到，灾难激发了当时刚刚觉醒的上层女界人士，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传统上作为边缘女性的女界群体，更加注重对边缘人群的救助。同时，上层社会的女性善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以及城市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赈济运作，实现了赈济的目标。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妇女” 一词的多重复杂性。不同阶级的妇女，面临的困境是迥然相异的。底层阶级的妇女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层阶级的妇女努力跻身于公众决策和公共管理中，而妓女则被排斥在所有 “女界” 之外。
参考文献
[1] 鲁克亮 （2004），《清末民初的灾荒与荒政研究（1840-1927）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 1920年9月28日，《申报》。
[3] 田燕飞（2016），《陕西赈灾近代化初探：以陕西各团体辛酉救灾联合会为中心进行考察》，《西安文理学院学报》，19（2）：69-74。
[4] 1920年9月28日，《申报》。
[5] 1920年11月12日，《申报》。
[6] 1921年3月8日，《申报》。
[7] 1920年7期，《兴华实业报》。
[8] 1920年11月13日，《申报》。
[9] 1920年11月12日，《申报》。
[10] 1920年10月17日，《申报》。
[11] 田燕飞（2016），《陕西赈灾近代化初探：以陕西各团体辛酉救灾联合会为中心进行考察》，《西安文理学院学报》，19（2）：69-74。
[12] 1920年12月29日，《时报》。
[13] 鲁克亮 （2004），《清末民初的灾荒与荒政研究（1840-1927）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4] 赵晓华（2008），《清末民初女性的赈灾实践及角色变迁》，《妇女研究论丛》，03:31-37.
[15] 1921年1月27日，《时报》；1921年3月9日，《时报》。
[16] 1921年3月18日，《时报》。
[17] 赵晓华（2008），《清末民初女性的赈灾实践及角色变迁》，《妇女研究论丛》，03:31-37.
焦霖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讲师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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