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疫情留学回家路：解锁跨国家庭应急新功能
▲来源：www.pexels.com
撰文：屠梦薇 胡扬 许玲玲
责编：钱岳
写在前面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就像是广阔海面上掀起的大海啸，无情拍打着每一对父母和留学在外的子女。今年三月份疫情经历了从中国到欧洲的转移，原本庆幸海外子女逃过一劫的中国父母和留学生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在外漂泊的小舟纷纷在风雨中寻找归航的灯塔。
据《纽约时报》报道，截止今年四月初，有88%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滞留在英国，而五月底这个数字降到了10%。我们在四、五月份开展了对英国留学生和中国家长的访谈，观察在机票紧张，大学失序，出入境政策不断变化的时期，远隔重洋的留学生和父母怎样解锁跨国家庭的应急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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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链子”的移民基建
在“正常”的情况下，留学生出国读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民基建的正常运转：从申请学校到签证，从订购机票到踏踏实实住进自己的宿舍，都有学校、签证中心、领事馆、航空公司、国际汇款渠道、宿舍管理人员或房屋租赁公司等一系列机构（即我们所指的“移民基建”）的参与合作。和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一样，当基建正常运转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它的，而当基建出现一点震动，依赖它的个体就很容易人仰马翻。我们的受访者描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学校宿舍突然不能住了要求三小时内搬家；买的联程机票突然后半段航班被取消；海关和机场给出互相矛盾或模糊不清的过境、入境政策。
之前组成移民基建的各种机构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了它们理性、冰冷的本质。跌落正常轨道的留学生们纷纷在各个机构的裂缝之间碰撞，不知道下一步会被弹向何方：有已经屯好货准备留英抗疫的学生因为学校临时关闭宿舍决定回国；抢到3月20日经香港回国机票的学生因为香港突然颁发的3月19日封境命令不得不取消机票；也有困在第三国中转机场的学生因为偶然打通了航空公司电话，在最后一刻拿到了登机牌。我们的访谈中听到了太多这样“偶然”和“不确定”经历，似乎已经成了“新常态”，让习惯了“新冠”之前岁月静好的留学生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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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情感链条的填补：所有“偶然”中的“必然”依靠
与有“营业时间”机构不同，家庭协作是24小时不“停业”的。疫情初期留学生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买到回家的机票，即使买到了机票学生也要随时面临航班变动的通知。父母和孩子跨国协作，与不同航空公司和订票平台“斗智斗勇”，在我们的访谈中都是很常见的：“大概我知道（航班）被取消的时候是英国的下午6点左右，就是国内的凌晨一两点。当时（爸妈）是第二天要上班，但是他们一直陪我，各方面都打电话去问，一直陪到凌晨四五点，英国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左右，但是当时也没有问出来一个结果。最后找到了改飞（另一个城市）的解决方案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又从9点打电话一直打到了（英国）凌晨一两点才问出来的。”熬夜的家长也会互相提醒“早点睡吧，明天还要继续‘战斗’”。
年初疫情期间，国内也有很多学生被困在湖北无法回家，父母想尽办法与孩子团聚的故事。然而跨国家庭与国内跨省家庭的情况相比有许多后者不会面对的困境，比如因为语言差异父母无法与当地学校直接交流；因为时差父母和孩子无法随时通话；因为难以直飞牵涉过境签证的难题……在每个国家优先处理本国突发疫情的上半年，跨国机构功能的恢复也尤其慢。这时候跨国家庭里代际间的紧密联系成了最“靠得住”的跨国网络，这个“机构”的运作不基于利润或政策，而是基于家人之间的责任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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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基建的情感复杂性：既是铠甲也是软肋
情感纽带给予家庭基建特有的韧性，同时也成为家庭基建运作时最难以把握和拿捏的关键。“关心则乱”，“报喜不报忧”，这都是家庭成员在远距离维持代际关系时的情绪特点。新冠疫情的突发需要很多远隔重洋的家长和学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调整出一套新的相处之道来“演绎”亲密关系。
随着英国疫情和中英之间的通航情况急转直下，我们研究里受访的父母和学生都经历了日益复杂的心理变化和矛盾冲突。一位妈妈在访谈里说：“我看到一个个航班被取消，第二天我会跟同事说，我上午不去上班了，我可能自己要调整一下，我自己要慢慢的去消化，听听音乐，去想怎么样去跟别人交流，你会让自己要停一下，因为很难……所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越是要很缜密、小心翼翼地去跟孩子交流，我们刚刚上午（看机票）的时候，真的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但是这些都不能跟孩子讲。”
与此同时，也有学生苦恼家长表现得“太平静”：“我爸每天跟我说，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我当时就很火大，我就觉得这个话简直就是说所有的风险都让我一个人来担，你们没有人帮我分担。”同时也有学生经历了母亲情绪转变的影响：母亲从建议女儿不要急着回国到后期航班屡屡被取消时变得非常自责，“她就特别内疚，就经常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哭，然后我姥姥他们还特别担心，我就想花钱（买高价机票回国）让他们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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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留学市场的逐渐兴旺，留学生家庭常常以消费者的角色与跨国流动“基建”互动。中国久居留学生第一大输出国之位，大部分留学生来自中产家庭；他们是借助基建获得国际教育资源的年轻人群，也是容易被留学市场操纵、剥削的“摇钱树”。父母在中国留学生的流动过程中的角色通常隐藏在幕后，他们是留学生最大的经济支持者，也可能是留学决定背后的主要策划者。
2020年的疫情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家庭、留学、跨国流动基建和全球化的机会。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由冰冷机构和市场主导的跨国移动基建的脆弱性，以及“家庭基建”的韧性。在全球基建大瘫痪的状况下，家庭成为了移民基建的一部分，其角色从基建的消费者转变为了基建的统筹者，扮演着正常情况下跨国机构整合资源的角色，成为特殊时期的跨国流动风险承担者。意识到家庭韧性的作用后，我们再去理解全球流动，可能会有一个新角度，让家庭和亲密关系从全球化的后台走向前台，并重新正视千丝万缕的亲密家庭关系是如何贯穿全球化的方方面面的。
参考文献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5/world/asia/coronavirus-china-students.html
Hu, Y., Xu, C. L., & Tu, M. (2020). Family-mediated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parents navigating (im) mobil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1–26.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20.1838271
屠梦薇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特聘副研究员
胡扬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社会学系副教授
许玲玲
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院 助理教授
中国教育流动研究网络创始人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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