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大讨论---经典文丛---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李泽厚与当代美学思潮（2）

     当然，建国后，参加美学大讨论时的朱光潜，已经痛切地反省、鞭挞了自己的美学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但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仍保留自己的“心物关系说”，不过强调自己已经不是将心物关系归结到心上，而是将心物关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劳动实践论上，从而将心物关系说转换成了主客统一论。

　　朱光潜小心翼翼地、煞费苦心地使自己一方面避开主观唯心主义的嫌疑（通过批评吕荧和自己建国前的美学思想），一方面又使用主流话语曲折地表述着自己的见解。尽管他建立主客统一论的学术苦心从学理逻辑上看，如同当时批评他的李泽厚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最后还是要走向主观论，但是他将所谓“主观”反复地、巧妙地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就抹去了主观的唯心主义色彩，而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我讲的客观明摆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我讲的主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主客观相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样，美学就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对于自己所坚持的“泛艺术美”论（只有一种美，那就是艺术美，自然美也是经过人类心灵营造的艺术美），朱光潜也转换了阐释角度，将它十分明确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实践论的基础之上：艺术是一种生产实践，生产实践是主客统一的，那么艺术美（=）美自然也是主客统一的。

　　当然，决不能将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的运用完全看成某种掩饰自己美学思想的策略。建国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或被迫或自觉的学习，非常可能使朱光潜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受到了真正的触动、影响与转化。但本文关注的仅仅是，不管朱光潜是否真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系统、理论语言嫁接到自己的美学思想上确乎是相当成功的。这样，他既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在遭受批判的严峻形势下仍获得了活语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思想。还应强调指出的是，朱光潜在美学大讨论中绝不仅仅是被动地运用主流话语来保护自己，作为一位学养深厚、治学严谨的学界耆宿，他在援引马克思主义阐释美学问题时，也经常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创造性。如他对美学不能只是一种认识论而且还是一种生产劳动的阐释，对美学的哲学基础除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提出的反映论之外，还应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的主张，尽管从语义表述到理论逻辑都不无问题（李泽厚当时就提出了批评，朱光潜也立刻作了修正），但却毋庸置疑地表现出某种不乏深度的学术探索精神。朱光潜的这种精神，对保证美学大讨论的学术性质与理论水准，应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学大讨论得以顺利开展、并在当时的条件下保证了十分难得的学术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场讨论中诞生的最有创见性的学派——客观社会论的实践美学的首倡者李泽厚的学术贡献。一方面，李泽厚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大旗，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依据，这面旗帜堂堂皇皇，绝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典要求（蔡仪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贬低并没能影响它的意识形态的经典地位）。前面提到的周扬1937年撰写的文章《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在援引别车杜的美学思想时就已初步地（或许是不经意地）提出了实践的美学观：“无论是客观的艺术品，或是主观的审美能力，都不是本来有的，而是从人类的实践过程所产生”。周扬当时甚至注意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１３]。前苏联美学家列昂尼德•斯托洛维奇在斯大林时代末期（1950~1954）曾发文主张审美属性具有社会客观性。[１４]尽管立意不同，毛泽东自己最著名的哲学著作之一就是《实践论》。因此实践美学高举的哲学旗帜既符合苏式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又深契中国革命（包括革命文化）的理论传统。而另方面，李泽厚又以自己的天才创意，克服了“统治思想”在御用文人那里经常表现出来的语言机械、呆板，思想僵化、霸道的面貌，将实践范畴发挥的淋漓尽致，重新发现与阐释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化自然”思想的美学价值，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学说的生命力。因此，当时中共的党内“秀才”康生与文化主管周扬都十分欣赏李泽厚确乎是其来有自。经李泽厚创造性地构建的“实践美学”是比较具有哲学气质和理论深度的美学思想，它对美学大讨论能够体现较高学术水准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完全是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美学说明，这是美学大讨论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前提。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前提的限制，客观社会论的实践美学在大讨论中很难再进一步创新，并且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先天的理论缺陷：简单地继承黑格尔以来的认识论走向，以斯大林（《联共布党史》中斯大林所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章）歪曲与强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不容置疑的出发点，并进而作为美学讨论的圭臬。

　　前面提到的李泽厚对朱光潜所阐释的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映论的批评，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朱光潜出于自己的深厚美学素养和艺术敏感，深刻地认识到认识论决不能涵盖全部美学问题，反映论更不能阐释清楚审美经验。总之，将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机械地推演到美学领域，将美与美感的关系、特别是将艺术创造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一律解释为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明显地失之简单牵强。但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他自不能正面地否定反映论对于美学研究的意义，因此又“借力打力”，巧妙地主张美学理论基础除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揭示的反映论外，还应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他首先阐释说艺术创造或美感经验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一般感觉阶段，就是感觉对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反应；第二个是正式美感阶段，就是意识形态对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反映。这两个阶段是紧联着的，有时甚至是互相起伏的，但是绝对不可混同。”[１５]朱光潜由此认为，反映论只适用于第一个阶段——一般感觉阶段，意识形态论才适用于第二个阶段——正式美感阶段。他举例说：

　　“例如画一棵梅花或是感觉到它美，首先就要通过感官，把它的颜色、形状、气味等认识清楚，认识到它是一棵梅花而不是一座山或一条牛，得到它的印象，这印象就成为艺术或美感的‘感觉素材’。在这个阶段意识形态还不起作用。但是艺术或美感并不止于这个感觉阶段，它还要进入正式美感阶段或艺术加工阶段，也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在感觉素材上起作用的阶段。例如画梅花不是替梅花照相，画家需经过一番‘意匠经营’，它对于感觉素材有所选择，有所排弃，根据概括化和理想化的原则作新的安排和综合，甚至于有所夸张和虚构，在这种‘意匠经营’之中，他的意识形态总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１６]朱光潜的看法，激起了许多人的驳难。但驳难者们与其说是出于厘清学理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捍卫权威的热忱。贬低列宁的反映论，这还了得！相较之下，李泽厚的批评算是抓住了“要害”。他认为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与反映论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正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区别与消极的被动的旧唯物论之所在。他指出：“在艺术领域内，反映论似乎不够，还需要外加意识形态论。这其实是把本来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对立和割裂开来，从而把列宁的反映论变成被动的、消极的只适应于感觉阶段的旧唯物论。”[１７]

　　朱光潜诚惶诚恐，立刻承认自己反映论只适用于感觉阶段、意识形态论才适用于美感阶段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并且又像检讨自己建国前美学思想那样深刻而又有点自虐地检讨道：“第一，把‘感觉阶段’割裂开来，无论对一般认识来说还是对艺术或审美活动来说，都是违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统一原则的。反映论应该适用于整个反映过程。其次——这一点是更严重的——列宁的反映论正是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的学说，而且列宁把反映论应用到文艺领域（例如论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里，也正是指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不应该把反映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学说分割开来，对立起来……”[１８]

　　今天看来，尽管李泽厚的批评显示出对列宁主义反映论的十分准确的理解和十分规范、十分正统的表述，尽管朱光潜对列宁主义反映论内涵的理解确乎有些逻辑上的问题，但对反映论的阐释再宽泛，显然也无法深入全面地涵盖艺术现象与美学问题。朱光潜原本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在主流话语内突破反映论的局限，其实也就是突破思维对存在基本命题在美学领域的机械推演，但他的尝试立刻招致正统理解的毁灭性打击，并且这种打击恰好来自最富创造性的学者李泽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的悲剧。悲剧来自大讨论中实践美学的先天理论缺陷，而实践美学的先天理论缺陷是由非学术的因素给定的，是李泽厚无法突破的，那是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所制造的思想藩篱与时代局限。今天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不仅早已突破了反映论，甚且也突破了意识形态论了！

　　结论是，五、六十年代政治高压、学术凋敝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奇迹般出现的美学大讨论——第一次“美学热”，主要由于朱光潜充满智慧又无可奈何的理论策略、表述艺术与李泽厚在主流框架内的学术创造，使得讨论自身保持了某种学术气氛与学术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逻辑的较量，智力的交锋，思维的碰撞。然而，说到底，这场美学讨论所表现出来的有限的活跃，不过是鱼缸里的波澜。政治领袖与意识形态的主管们设计了、规范了一个政治的、文化的、学术的大鱼缸，在鱼缸外监视、欣赏着鱼缸内众鱼的表演。鱼们在鱼缸里可以尽情表演，蹦出鱼缸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例如主观论很快就销声匿迹。主观论的两位代表，吕莹因为勇敢地为胡风鸣不平早早就丧失了话语权，没能介入美学大讨论。高尔太却是由于自己的第一篇美学文章《论美》被打成右派。这篇文章比吕莹更彻底地主张美本质的主观论。尽管高尔太发表主观论的理论前提仍然是马克思的“自然人化”思想（“美底本质，就是自然之人化”[１９]），但在当时的“负责人”看来，“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２０]，于是高尔太为自己的学术观点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受了无数非人的磨难，处境一直十分悲惨”[２１]。主观论很快就消失了，它的遭遇表明美学大讨论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展开真正自由的学术争鸣。尽管高尔太是讨论中唯一的政治批判的受害者，其他学者之间基本上是学术辩论，没有直接的政治批判，但相互的“唯心”指责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与政治批判也不过一步之遥。这些美学家们之所以没有丧失话语权，只是由于他们的讨论尽管热烈却仍很驯顺。虽然如上所述，由于朱光潜与李泽厚充满智慧与创造性的工作，讨论在主流话语中仍获得了理论品格与学术收获，但荒谬的意识形态框架内的学术收获肯定是十分有限的，鱼缸里又能掀起多大的波澜？渊博如朱光潜，天才如李泽厚，在那种封闭的文化牢笼内，也不可能使自己的学术思考获得充分的展露；在不能越“反映论”雷池一步的哲学域限内，也不可能使美学学科获得应有的发展和创新；苏式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只能使他们（包括一切不愿意放弃思考又只能在划定的圈子里思考的学者们）蹦跳着涌向思想的地狱之门。

　　回顾第一次美学热——“美学大讨论”的时代氛围与社会条件，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何其芳刊于《人民文学》1977年9期的散文《毛泽东之歌》中引述的毛泽东1961年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美；不同阶级之间也有共同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毛泽东对美学问题发表的唯一看法。发表这一看法的1961年，正是美学大讨论方兴未艾的年代。在美学大讨论热烈进行时，毛发表了对于美的看法，这表明他对美学问题不是没有兴趣；从毛泽东个人异常的文化热忱来看，他对美学问题特别是规模罕见的美学大讨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毛泽东对讨论却未置一词，更没有公开他的这一看法。原因何在呢？除了偶然的因素外，从时代的大背景来考察，当其时，毛泽东正在全党、全社会大力鼓吹阶级斗争。而他的“不同阶级之间也有共同美”的看法与他政治上大力鼓吹的普遍化、绝对化、长期化的阶级斗争显然直接抵触，至少很不协调。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当然不会让小小的美学问题影响他的政治战略。故而他对美学问题有那种在当时看来绝对离经叛道的看法是绝对不能公开的。令人感慨的是，参加美学大讨论的美学家们都在热诚地标榜自己美学思想的革命性、先进性、唯物性，也就是无产阶级性，而这种意识形态要求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却在那里大谈“不同阶级之间也有共同美”，这种话当然只有他才敢说，但他自然也不愿意公开说。对哲学问题、文艺问题具有浓厚兴趣的毛泽东，对几乎所有文化领域的学术问题都发表了看法并进行了政治干预的毛泽东，偏偏对持续六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未置一喙，由此或可窥其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