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解放的召唤------经典文丛---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与当代价值——李泽厚与当代美学思潮（3）

三、感性解放的召唤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国社会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真理标准大讨论——以理论形态进行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较量，注定要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告终，真正带有学术意味的理论热潮，却是从又一轮“美学热”开始的。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伊始，对毛泽东的权威已经可以有限怀疑的时候，二次美学热的兴起，却仍缘起于毛泽东的指示，这就是他与何其芳有关共同美问题的谈话公开发表。春寒料峭之时，毛泽东的政治余威仍然炙手可热，美学家们接过“共同美”的合法旗帜，使二次“美学热”一开始就展现出全新的理论面貌、理论命题、理论性质。不用说，共同美问题从横向的世界学术坐标来看，实在是太初级的问题,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从纵向的中国学术坐标来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完全进入历史的时候，共同美问题的讨论实在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当然，它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美学意义。肯认共同美，其实就是肯认超越阶级性的共同人性。这对于建国以来愈演愈烈的只能讲“阶级性”不能讲“人性”的意识形态要求，无疑是离经叛道。它以看似越的问题形态揭开了时代巨变的序幕。差不多同时，还是从美学家开始，从讨论共同美入手，自然地开展了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朱光潜老先生一个站了出来。《文艺研究》1979年3期刊发了朱光潜的文章：《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朱光潜的文章点出了共同美讨论的深层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甚至政治意义，它其实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牢笼的抗议、控诉，是对政治淫威干预学术活动的极权主义的某种颠覆，它预示着开拓学术新天地的可能。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正是毛泽东，使“人性”、“人道主义”成了时代避讳的概念，而人们重新拾起这些概念，却还是要由已经作古的毛泽东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然而，借助毛泽东的余威而开展的共同美问题的讨论，不过是二次美学热的很偶然的序曲。新时期美学热的再度兴起，实在有其时代变迁的内在的巨大动力。这个内在的巨大动力就是，新时期的感性解放。

　　任何解放都首先是感性的解放，都不能不落实到感性的解放。当代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伴随着基本国策的重大改变，意识形态重心、伦理价值取向、社会文化氛围、国人精神面貌都逐渐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很快就在感性的世界——情感的世界张扬开来，从而也都不能不被历来是得风气之先的文艺所首先捕捉、表现和预演。如宗福先《于无声处》创作演出于四五平反之前（1978年初），舒婷《珠贝——大海的眼泪》写于1975年11月，北岛《回答》写于1976年4月……从蓝蚂蚁到喇叭裤，从《沙家浜》到《追捕》，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到《何日君再来》，真是恍若隔世。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李谷一的《乡恋》、邓丽君的《甜蜜蜜》，节奏、色彩、题材、主题、风格、时尚，对于抱持前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准则的人们，都是决难容忍的大逆不道、都是肆无忌惮地挑逗情欲。试想想，看惯了江水英、阿庆嫂、柯湘、方海珍等独身女英雄的形象，《爱情的位置》（刘心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爱的权利》（张抗抗），怎么能仅仅具有题材突破的意义？它突破的是扼杀人性的疯狂时代,它是感性解放的宣言，历史正是在谈情说爱中复归正道。从中世纪式的禁欲主义到弥漫国中的春心烘动，从极端的红色一元化的恐怖统治到多元化、自由化、西方化的热烈登场，迪斯科、披肩发、流行歌曲、朦胧诗、裸体画、伤痕文学、星星画展……抗议、暴露、颠覆、挑战、戏弄、转型，一切“新感性”的“新的崛起”，都在1979年和1980年发生了！感性的解放和思想的解放相互激荡，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想象与渴望。作为学术的反应，和文艺最近、以感性生活——情感现象为研究对象、同时又以当时最眩惑人的字眼“美”来命名学科的美学首先热起来，显然与此有关。“美”对于刚刚从“不爱红装爱武装”、谈“美”色变、“美”就等于资产阶级情调、就等于颓废堕落色情、就等于反动派的时代中走出来的人们，对于刚刚从禁欲主义的蒸笼里解脱出来的人们，成了最富想象力、最有刺激性、最能感性地表达时代将要发生巨变的字眼、符号。体现久违因而倍感新鲜的生命冲动、原始欲念、情感宣泄、时尚追求的社会潮流、文化氛围、艺术风格，都带点畸形地凝聚于“美”的想象、渴望与追逐中。美是自由的快感！美学，十分自然地成为感性解放的升华渠道、成为时代欲求的理论旗帜，至少当时的学子们这样理解它，这样期望它。

　　当然，真正的美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承担起这样的使命。许多听了美学课的大学生对美学颇感失望：这就是美学呀！什么“理念的感性显现”，什么“人本质的对象化”、什么“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美学课真的一点也不美，搞的人一头雾水。能够吸引学子们的美学课往往是由于授课教师的修辞术，而非美学教程的一个个课题。毫不奇怪，美的鉴赏自然赏心悦目，是一种愉悦身心的感性欢乐，美学研究却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免不了抽象、艰涩与枯燥，对于不具专业兴趣与禀赋的人来说，对于将美学仅仅理解为美人、美景、美文、美的艺术、美的服饰……的人来说，难免不生厌倦。但二次美学热仍热度不减，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美学热同时具有的文化开拓意义。

四、文化开拓的旗帜

　　前面的分析表明，与一次美学热相比，二次美学热已经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因缘与学术动机的推动下自然形成。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美学研究的视野、方法、领域都在不断扩大，不断更新。五十至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几位代表人物在新的时代要求与社会需求面前，理论建设与学术创新的高下已不可同日而语。蔡仪的美学观代表了僵化板滞、毫无生命力的意识形态要求，因此二次美学热，他的理论已经基本没有市场。朱光潜年事已高，1986年辞世，除了整理自己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之外，新的创获不多。高尔太相对活跃，将自己的富于激情和诗意的主观论建立在新的论阈上，他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引进熵理论——热力学第二定律分析美学问题，提出“美是‘一’的光辉”等，尽管阐释尚不成熟，甚至有些似是而非，但也确乎表现了引人注目的、富于特色的创造性思考，受到了相当一批青年人的欢迎。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或从哪种意义上看，李泽厚都无疑是二次美学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２２]

　　如前所述，李泽厚是一次美学热中最有创获性的美学家，但也正由于他的思想的富于天才的创造性，他也就不能不最深重地感受到一次美学热的时代制约，不能不遭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牢笼的最沉重的压抑，他甚至只能自我戕害自己的创造性（如前述对朱光潜关于反映论问题的批评）。然而，确乎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李泽厚的天才的创造性，在二次美学热提供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条件下，像火山爆发一般喷放出来。

　　作为美学家，李泽厚不负时代的厚望，率先以自己敏锐的审美神经探求和预示着新的时代的感性解放。是他，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在举国诗家（包括艾青这样的优秀诗人）都在围剿朦胧诗的时候，他却为朦胧诗热情地欢呼，称它为“新文学的第一只飞燕”。脍炙人口的《美的历程》则令众生颠倒。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美的历程》及以后的《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中国美学史》等，尽管还内在地承续了一次美学热时建构的实践美学理路，但就思考视阈、阐释角度、理论方法、支援意识来看，已完全脱却一次美学热的意识形态束缚，表现了博大的开放性、新锐的前卫性、渊厚的学术积累与磅礴的文化气魄。在这里，已经根本看不见反映论的框子，已经完全剔除苏式马克思主义的阴影。从康德的主体性思想到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学说，从皮亚杰的心理学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感性”，从原典马克思主义到人类学，共冶一炉，交融升华——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至今仍是那样地富于启示性，仍是那样地令人感动不已。

　　然而，尽管《美的历程》的出版，是二次美学热的标志性事件，但二次美学热中，李泽厚的意义绝不限于他的美学贡献，甚至主要不在于他的美学贡献。是他，使美学热转换成文化热，使新时期的感性解放很快就转向更高层面的精神解放。当北岛在心中开始吟诵他的《回答》时，当《于无声处》紧张地排练时，当顾准在迫害中进行着他的特立独行的思考时，李泽厚则沉潜于“五七干校”和“抗震棚”，悄悄地以毛选作掩护，写下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李泽厚在当代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仅仅是美学的。他最先涉足的领域不是美学而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之前的1955年，李泽厚就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不同凡响地指出大同书是“有卓识远见的天才著作”。[２３]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与《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奠定了李泽厚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地位。全新的思想史视角、主体性实践哲学的高扬，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最深刻、最富于学术建构意义的范例。也使二次美学热包含了深刻的哲学内涵与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1988年，拙著《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谈到李泽厚时指出：“他首先是一位哲学家，是一位在很难出现哲学家的年代里出现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有类似黑格尔的宏大的历史感，更闪烁着马克思的彻底科学精神。他还是一位思想史家。他在最深的层面上把握了中国人的灵魂、风神、智慧，在他那里可以找到从孔夫子到鲁迅的最真实的思想脉络。……和其他几位美学家不同的是，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衍生于自己富于新意的哲学思考，他的美学直接属于他的哲学构架，并在这一构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