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年谱 --1950～1976

 
一九五○年（庚寅）二十岁

二月十四日。中苏签订同盟互助条约。

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

秋。同时考上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哲学系，最后选择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杂著》：“我当年之所以以第一志愿报考大学哲学系，除了想继续思考一些人生问题外，主要受了时代的影响。”（第425页）“记得当时我以第一志愿考进哲学系，由于我在中学时的数理化相当好，同学很奇怪，问我考这个干什么，是不是要算命什么的”。（第326页）

还曾想报考医学：“自己从小就极爱读鲁迅的书，对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关于中医的一些议论，却总有些半信半疑。到二十岁的时候，终于不相信‘鲁迅论中医’了。记得当时想考医学院，动机之一，便是想在西医基础上来研究中医，当年还和一些同学说过这种看法，以后解放了，我终于没有学医，虽至今引为遗憾，也无可奈何，谁叫自己被当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热情卷走了呢？‘再回首已百年身’，只好羡慕人家了。但尽管如此，我对中医问题仍然注意而有兴趣”。（《杂著》第103页）

由于家庭贫困，拿不起路费，开学已近两个月，才到校注册。《论学》：“那时候我没有一个钱，考进北大，连到北京的车票也都买不起，迟到一个多月。九月一日开学，我是十月中旬才到，找不到车票钱。曾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第29页）到校后，才知道自己在哲学系考的成绩是第一，被同学称为状元，由于考试成绩非常突出，英文和国文免修。

考武汉大学的成绩也非常好，“武汉大学哲学系后来合并到北大哲学系的时候，还有武大老师问起我，因为我武大成绩考的特别好。我很得意的是，考武大的那篇文章，我是用文言文而且是骈文写的，大概非常好，他们才印象很深。我到了北大以后他们还记得我的名字。”（《论学》第92～93页）

[按]哲学系1950级学生共57名，他们是：李泽厚、赵士孝、侯鸿勋、廖元嘉、刘唯、虞謇、章自承、黄怀安、宋文坚、韩鸿寿、甘守义、李观福、刘正、刘清和、李秀梅、汪品秋、欧阳中石、马兵、马步青、杨子熙、邢鹏举、任宣猷、吴炳田、顾之润、丁克勤、查全斌、谢龙、曹景元、胡文耕、夏甄陶、沈英杰、沈联瓘、范明生、李昌登、徐人康、王承褶、黄正文、林帆、王茂堂、吴鸿庆、蒋昌明、陈华中、滕家炽、张文芳、陈英扬、吴兴字、邱绪楚、范明生。心理专业：阮传毡、陈翼柱、任仁眉、木椿、王复宗、虞仲琪、杨博民、崔莉芳、曹启刚、许政媛。

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

是年。《登场》：“1950年我还以笔名发表过一篇极短的小文:《学习折角划线》，意思是说要学会抓住书和文章中的关键和要害，自己身体力行了一辈子。”（第12页）此文未收入文集。

是年。祖母去世，返乡奔丧。“他非常爱他的祖母，祖母也疼爱他。小时候，他有个理想，长大了带祖母到皇宫玩一玩。来北大前，他还买了些米，筹备了起码的生活用品，希望老人家能活得长一些，能到京城来玩一玩。没想到，言犹在耳人已，事业未成家已空。父母双亡，弟弟参军，面对四壁，泫然泣下。在极度悲痛中，他告别了故乡……”（王生平：《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3～214页。以下简称“《研究》”）

一九五一年（辛卯）二十一岁

六月。《关于党性与阶级性》刊于《新建设》第6期，此文未收入文集。

九月。北京大学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开始，在高等院校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是年。继续就读北京大学。大学四年，李泽厚的生活异常艰苦。“大学的生活过得很平淡，生活也很困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同学当中算是最穷的，而且还要负担一个上学的妹妹。”（《答问》第91页）“到北大以后，当然我是赤贫，什么也没有嘛，当时我还负担一个堂妹。那时学校每个月发三块钱的助学金，我就把所有的助学金都留下来,……攒下来三个月寄一次给她，大概是寄十块钱还是几块钱，所以有段时间我用盐刷牙，牙膏买不起。连个笔记本也都买不起，只能买活页纸，活页纸最便宜。那时学校发衣服，夏天发衬衣，冬天发棉衣，那些衣服我穿了好多年，我当时患肺病，任先生（引者按：指任继愈）给我的钱我全部寄给了妹妹。那时看到别人煎个鸡蛋羡慕得不得了，就没钱煎这个鸡蛋吃。”（《论学》第29页）由于买不起书，李泽厚经常挨饿进城看书，“我进城看书，早上去，到晚上回，早上吃了早饭去，到第二天早上再吃早饭，一天就站在书店。”（《论学》第113页）虽然如此，“但他很乐观。常常在暮春的‘五一’或深秋的‘十一’与二、三个同窗好友，从北大来到天安门广场，一坐一个通宵。”（《研究》第213页）

贫困窘迫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李泽厚探索知识的热情，入学后不久，李泽厚就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稿拿给冯友兰、任继愈等老师看，并得到赞扬：“那时候刚上大学，我给他们看过我当时写过的一个《孟子》什么东西。……反正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好像他们说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前者反动，后者进步。我就说为什么大地主阶级就一定反动，中小地主阶级一定进步呢？那也不一定呐。有时大地主阶级比中小地主阶级更进步。我一开头读马克思的书是读马克思的历史书——《法兰西阶级斗争》，我推荐给别人看。这本书大家都不注意，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讲历史的，与当时人们讲的包括老师讲的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完全不信苏联专家那一套。”（《论学》第103页）

所以，“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得比较早，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和人交流，也不喜欢向人请教，所以走了不少弯路。”（《答问》第91页） 

李泽厚选定了晚清戊戌变法代表人物之一谭嗣同作为研究对象，并由对谭嗣同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对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北大一年级，我开始自己研究谭嗣同，……那时花了很多时间去看谭嗣同的材料，当时错误认为，谭嗣同这个人三十三岁就死了，应该比较简单嘛，好写。后来发现非常之难，因为他不成熟，思想矛盾多，整个大学凡五易其稿，毕业时才写完。毕业不久就发表了这大学成果。那时学生借书三本，我记不清楚了，也许是五本。我要做研究当然不够，自己一本书也没有。只好借任继愈老师的借书证用，每次老师借书可以借三十本，我借的都是线装书，可以借三十函，一函就是四本，反正一大堆。我记得在德斋，找到一个空房，是三层有个阁楼屋顶，很黑，白天要开灯，我破门而入，一个人在那里，至少半年多。那时什么戊戌变法资料等都还没有编出来，我当时用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就是北大图书馆的线装书，我抄的。现在这些资料有的还在，所以我讲后来我七十年代重写近代思想史大部分还是利用那时候抄的资料，抄了一大堆资料。那时没有卡片，就抄在非常便宜的白纸上。一条条写了，把它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革命派的《民报》、《苏报》、《浙江潮》等等，那时候没有人搞这些东西。那时候没有复印，只好摘抄。”（《论学》第93页）“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学校支持身无分文的穷学生们以编卡片或写文章的方式来参加这个运动。记得当时我的同学和朋友赵宋光先生写了一篇讲文字改革的文章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我则努力在写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稿子。……我在搞谭嗣同的同时及稍后，逐渐认识到只钻一点是搞不好这一点的。于是便有意识地把研究面扩大到康有为及整个维新派，并由此而下及革命派和孙中山。……这就是说，我意识到，不了解整个维新运动的前前后后，便不能真正了解谭嗣同；中国近现代的个别人物如不与时代思潮相联系，便常常失去了或模糊了他的地位和意义；特别是一些并无突出思想贡献或思想体系的思想家，更如此。这样一来，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逐渐变成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杂著》第13～14页）

但这种研究，并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我当时独立搞研究，这研究与当时政治和政治运动也没联系和关系，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同学们看了很奇怪，因为没人这么干，于是说我是‘只专不红’，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就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位团干部批我批得很厉害，我也不管他，让他批，我坚持干我的。如今他也没话可说了。虽然见面仍有些气呼呼的。”（《对谈》第48页）

几十年后，在反思这段研究时，李泽厚认为自己过早地选择研究谭嗣同，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甚至是一个“错误”：“我刚入学没几个月，就自己搞研究，这显然是荒谬的事。研究太早，没有经验，也没有人指导，对象选错了。”（《登场》第15页）“自己太性急了，在基础还不够宽广的时候，牺牲了许多学外文和广泛阅读的时间而钻进了小专题之中。……之所以选择谭嗣同则相当偶然，由于中学时代读过一些萧一山、陈恭禄、谭丕谟等人的书，对清史有些知识，对谭嗣同这位英雄同乡的性格有些兴趣，同时又认为谭只活了三十三岁，著作很少，会比较好处理，便未经仔细考虑而决定研究他。应该说，这是相当盲目的。结果一钻进去，就发现问题不大简单，谭的思想极其矛盾、混乱、复杂，涉及古今中外一大堆问题，如佛学、理学，当时的‘声光电化’等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很难梳理清楚；远比研究一个虽有一大堆著作却条理清楚自成系统的思想家要艰难得多。所以我这篇讲谭嗣同思想的文章易稿五次，直到毕业之后才拿出去发表。……一直到收入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中才似乎改得勉强使自己满意。这个‘经验’实际上是给自己的一个‘教训’。我常常想，当年我对明清之际也极有兴趣，如果不过早地一头钻进谭嗣同，也许会研究《红楼梦》、李卓吾、王船山……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更肥沃，更有问题可提，更有宝藏可发掘。如当时搞下来，年富力强，劲头十足，到今天大概可以更有收获吧。尽管至今仍然对这段有兴趣，但时已过往，何可攀援；临渊羡鱼，退而不能结网，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就是面临偶然性、盲目性缺乏足够的自我选择的后果。我有时遗憾地回想起这一点，但已经没有办法。”（《杂著》第13～14页）

由于刚解放，大学里许多课程还未开，李泽厚只上了任继愈等少数人的课。“当时北大还有很多老先生在，但是我跟他们联系很少。……他们都在‘学习’，在运动中做‘运动员’，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交往。……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我思想上的独立意识比较强，对于那些老先生，既没有盲目的崇拜，也没有盲目的批判。那些老先生当时都是所谓的‘旧知识分子’，被崇拜的不多，挨批判的倒是不少。”（《答问》第91～92页）“为什么我管任继愈叫老师呢？因为我的确上过他的课，他那时教这个《近代思想史》课。由齐良骥、任继愈、邓昕、石峻四个人讲。两人中国，两人讲外国。中国从龚自珍讲起，我研究谭嗣同与这也有关系，冯友兰的课我没上过，当时还不让他开课，等他开课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北大几年没有上过《中国哲学史》的课。上得最多的是联共党史，两年，还上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不记得谁讲的了。最主要艾思奇讲辩证唯物论，我上过一个学期，那是1950年。……艾思奇是个好人，他很有意思，根本没有讲辩证唯物论，那恰恰是朝鲜战争爆发时，每次上课都是讲朝鲜战争。”（《论学》第104页）

大学四年，李泽厚主要是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通过大量的、自由的阅读，进行学习、研究。“我在北大读书是在1950年到1954年，标准的四年。那四年，学校里运动不断。如果用现在的学分和学时制的标准，我是没法毕业的。我入学之后先是抗美援朝，后来三反五反，等等。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肺结核。1950年的时候，学校对于肺结核的学生还是蛮照顾的，进行化验之后，把肺结核的同学分到一起住，有另外自己的食堂。肺病同学可以少上课，我就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从那时候起开始积累一些原始资料。”（《答问》第91页）“我从来不听老师讲的那些东西，我当时上课最多的是辨证唯物论，没有办法，必须去上。……我就坐在最后一排，要求记笔记，我就拿那个时间去写信，他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我还可以写我想写的东西。这么对付过去。”（《论学》第93页）“我在大学里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就是上了两年联共（布）党史课，因为你不去不行，他点名。我坐在课堂里没办法，只好自己看书，或者写信，别人还以为我在作笔记。其实，我的笔记全是自己的读书笔记。我上大学时，好多课都没有开，中国哲学史没有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我没有去听。那时候，苏联专家来讲课，选派一些学生去，我没有被选上，当时我自己暗暗高兴，谢天谢地。当时苏联专家名声高，号称马列，其实水平不高。他们经常把黑格尔骂一通，又讲不出什么道理，我当时想，这和马克思列宁讲的并不一致，当时翻译了不少苏联人写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但是我翻读了几本之后就不再看了。”（《杂著》第7～8页）“但是当时不能说，说了不得了，反正我就养成独立判断的能力。这个很重要。我大概从中学时代就养成了。读了书以后，要想想这本书到底哪些对哪些不对？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苏联专家只是跟斯大林讲，毫无学问。所以你总得有个自己的看法，这点很重要。”（《论学》第104页）“现在看起来，我在大学占便宜的是学习了马列的原著，不是读别人转述的材料。所以还是读第一手材料，读原著好。……我们读了第一手资料以后就可以作出比较判断，不必先看转述的东西。总之，我主张依靠图书馆，依靠自己，依靠读原始资料。……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对文史哲三个系的弱点有个判断。我以为哲学系的缺点是‘空’，不联系具体问题，抽象感念比较多，好处是站得比较高；历史系的弱点是‘狭’，好处是钻得比较深，往往对某一点搞得很深，但对其他方面却总以为和自己无关，而不感兴趣，不大关心；中文系的缺点是‘浅’，缺乏深度，但好处是读书比较博杂，兴趣广泛。……我当时在哲学系，文史哲三方面的书全看。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别林斯基，别人认为没有关系，我不管它。所以我从来不按照老师布置的参考书去看，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其中读历史书是很重要的，我至今以为，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个问题，最好先读一两本历史书。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的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你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杂著》第8页）“好些美学书也是在大学读的，记得刚上大学的第一年便念了不少，并开始有了些想法。”（《对谈》第10页）

李泽厚非常重视逻辑训练，“到大学，我专门去上数理逻辑课，练习做得很认真。那时系里分几个组，我差点到逻辑组去。欧阳中石是我同班同学，他就是学逻辑的，我们同时听过王宪钧的课。这是我1954年做的数理逻辑笔记(取出当年笔记)，金岳霖的《逻辑》里所附的那些题目，我大部分都做过，经过严格的推理训练。我从不苦思冥想，但力求概念清晰，思想周密，大概与这有关，虽然自己并未感觉到这点。我认为，搞文科的应该学好逻辑学，这是中国知识人的弱项，因为中国传统在这方面很欠缺。”（《如何》第125页）

李泽厚研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原典：“记得还是当大学生的时候，自己在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却有意识地集中相当力量学西方哲学史。当时主要是读著名西方哲学家的原著，觉得受益匪浅。”（《杂著》第123页）“……记得五十年代初在北大读书时，我曾鄙夷名重一时的苏联著作及哲学专家，却潜心于西哲原典，因而大遭歧视之情景似犹如昨日事。当时闭关自大的国策使现代西方著作极少进口，自己的探索历程止步在、也流连忘返在康德哲学之中。”（《杂著》第425～426页）特别是黑格尔和康德的著作，对李泽厚影响很大：“大学初期（五十年代初）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绪论》（记得还是王造时三十年代的译本）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似乎给自己的思维和以后的研究，留下了深刻印痕。记得初读这三本书时，虽然难肯，但读下来却有一种读其他书少有的惊喜交错的智力愉快。康德那么准确地一下子就抓住了审美现象的要害，胜过他人千言万语的繁复描述，这使我下决心以后一定要硬啃康德的‘第一批判’。我感觉康德有一种他人少有、极擅于敏锐发现和准确把握事物（或问题）的独特本领，在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诸领域，莫不如此，这很值得思考、学习。黑格尔那无情而有力的宏观抽象思维，则好像提供学人一种判断是非衡量事物的尖锐武器；读黑格尔之后，便很难再满足于任何表面的、描绘的、实证的论议和分析了。尽管我后来相当讨厌黑格尔式的诡辩和体系构建，也不赞同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但我仍然觉得，他们两人给了我不少东西。他们给的不是论断，而是智慧；不是观点，而是眼界；不是知识，而是能力。这能力有长处有优点，当然也有短处有缺点”。（《杂著》第461页）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李泽厚曾记述道：“那时我自己看了许多书，包括西方哲学。我最大缺点之一，是不喜欢问，总是自己摸索，走了许多弯路。我不去问老师，学问学问，要会问哪！但我从来不问。一直到现在，不喜欢请教先生，总是自己找书看。其实这是一大错误，损失不小。我一直主张快读，觉得快读节省了许多时间，快读不是随意读，而是快读那些必须读的书，如某些经典。读书有两种，一种是有明确目的的，一种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两种都重要。……我一直非常珍惜时间，从初中起就从不和人聊天侃大山，人际关系不好，原因之一大概也在这里。包括看不值一看的书，也非常后悔，觉得浪费了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本身。我以为真正需要慢读、熟读、细读的并不多。当然也有。例如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很小一部分，我就读得极仔细。在快读博览中作出判断，谁对谁错，对多少，错在何处，等等，我以为更为重要。在阅读中作出判断很重要，因此不是简单获取知识，而是培养锻炼自己的识别、估价的水平和能力。这样才能使自己对各种问题变得更敏锐更清醒也更理性，从而不做权威的奴隶，也不做时髦的奴隶。好些学人一辈子缺乏判断能力，分不清谁对谁错，谁高谁下，总是跟着潮流跑，跟着时髦走。难怪康德那么重视判断力了。例如我那时也看了列宁、斯大林的书，把斯大林前后不同的版本一对，哎，原来前一版有的人名，到后一版怎么没有了？改过了！原来是人打倒了，就把书里的人名事迹删掉了。跟我们这里一样，打倒高岗，高岗的名字就没有了。这都是我自己看书看出来的。当然我发现了也不跟别人说，知道这是禁区。又如1951年我就读过列宁遗嘱，后来发现三八式老干部研究员们完全部知道这个文件，这使我领会了好些事情。总之，在自己读书中培育才能，发现问题。……不读书觉得无书可读，越读书觉得越有书要读。而读原作又比读二三流的解说虽困难一些却有益德多。这课说是我读书的一点经验，也许片面。那时读朗格《唯物论史》，我认为写得最好。最奇怪的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再版过，我看的是中文本，三十年代翻译的，译本也很漂亮。……但这本《唯物论史》是很好的，的确是大家风范，特别是写希腊那一部分。我看哲学史，同时看几本，读柏拉图，就同时看斯退司（Stacc）讲的、梯利讲的、威伯讲的、朗格讲的，读一个人要看四个人讲的，看谁讲得最好。读亚里斯多德也如此，西方哲学史就这样学下来了，当然也选看一些原著。我以为西方哲学史是‘学’哲学的基本功，中国哲学史和哲学概论都不是。想想我那时受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有休谟、康德、莱布尼茨、柏克莱——柏克莱的书很好看，薄薄的。休谟没有看那庞大繁细的《人性论》，看了《人类理解研究》。当时都有翻译了。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读得也很仔细。黑格尔《小逻辑》和《历史哲学》对我影响很大。《历史哲学》是上海的王造时译的，后来打成大右派了。《小逻辑》是贺麟翻译的。《小逻辑》我也读了英文本。那时就是这样，自己在摸索，没受过谁影响。……上课很慢，规定看第几章第几节，我觉得很可笑，就看那几章几节怎么能了解其整体呢。我看原著不是选段落看，而是选几本，从头看到尾。我看自己的书，有时就逃避上课。（第12～14页）

在阅读、思考、研究和探索中，李泽厚生逐渐形成了许多独到的看法、观点、思想，但不敢公开讲。李泽厚曾暗自将自己的思考程度跟中外一些名家进行过比较：“当时我就把一些名家暗自掂量过，并和自己的思考程度客观地比较一下，这样心里就有数了。”（《对谈》第47页）“当时我对老师们，对当时的北大教授们，心里是评论过的，打过分的，他们怎么样我心里有数。当然是指学术。……反正我称过他们的分量，分量也就那个样子，包括名家”。（《论学》第102～103页）“老实讲，当时我看托尔斯泰，同时也看普列汉诺夫，……我当时想我要达到托尔斯泰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我还可以做到，当时普列汉诺夫是不得了的。”（《论学》第41页）“别林斯基的那个水平我能达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更不用说，但是托尔斯泰那就不行了。托尔斯泰的是艺术才能，他们是理论思辨才能。这是对自己的认识……当然我对普列汉诺夫评价也并不太高。就是那水平”。（《论学》第43页）

大学期间，李泽厚的思想也由解放前的“革命”“狂热”逐渐趋于“冷静”：“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我当然也狂热过，后来慢慢冷静下来。”（《对谈》第186页）“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那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呀，‘表现好’呀等等。但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激情满怀，当时，我在系里讲演还狠受欢迎。……反正算一种带有鼓动性质的讲话、发言，掌声热烈，我自己也是满腔热情的，但已经慢慢消退下来，越来越看不惯，越来越看不惯。……看不惯狠多现象……包括这种积极分子，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有的投机，明显投机，有的太幼稚，很可笑。有的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论学》第107页）“我二十岁，刚刚进大学就碰到思想改造运动，我有什么好改造的？我早就冒危险偷偷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什么呢？改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今天没去扫地啊，不喜欢上课啊，等等。”（《对谈》第28页）

是年。读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序》，注意到恩格斯由革命转向改良的看法：“我第一次读《法兰西阶级斗争》序（大概是1951年）便注意了这点。恩格斯晚年看到当时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深知革命（当时是大城市[如巴黎]工人起义的街头巷战）如无正式军队参与，已不可能成功。而当时工人可以参加投票的议会选举却成绩很大，极有可为。恩格斯曾多次表述过放弃革命、转向改良的看法。”（《答问》第263～264页）

李泽厚认为，恩格斯晚年的这些重要观点，是自己“告别革命”的思想来源。

一九五二年（壬辰）二十二岁

四月一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

十月。教育部规定全国高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并规定全国高校试行政治工作制度，设立政治辅导处。

秋。开始研究维新派的最大代表康有为。《杂著》：“我研究康有为是在1952年秋，比着手搞谭嗣同要晚，但我第一篇学术论文，却是1955年2月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因为康的思想就比谭要系统、成熟，比较好弄一些。”（第13页）

是年。研读马克思《资本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记得，读《资本论》是在1952年，与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时。当时深刻感到两书是如此之不同，主要是感到两书在方法上的不同。恩格斯将马克思与达尔文相提并论，认为是科学上两大发现（见《马克思墓前演说》）。我当时虽然完全接受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却感到两者迥然不同：达尔文是通过极其大量的具体经验现象的归纳来验证其‘原理’，马克思和‘辩证逻辑’则是从抽象的思辨的原理推演出整个政治经济学，经验材料在根本上是通过这些原理来支配的。一是理性主义（马克思），一是经验主义（达尔文），中国学哲学的人包括我自己，更容易为理性主义吸引，所以当时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了不起，远胜达尔文。这一直到文革中才开始怀疑。”（《中国》第139～140页）

是年。读安塞尔谟著作。其中安塞尔谟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引起李泽厚的注意。 “1952年我读到它时感到震惊，觉得了不起，比宇宙论、目的论的理性证明强多了。上帝当然没法用理性证明，从Kant到Wittgenstein讲得很清楚。Anselm的证明是错误的。但他的这个证明本身似乎简单却异常精美，很有逻辑力量。他说：上帝既是人人心中都有的一个至高存在，所以它必然存在，否则就自相矛盾（不是至高至上，无与伦比了）。……A讲的是无限的未可经验的上帝，不是任何可经验的有限感性对象。这些经验对象设想其存在而实际不存在是完全可能的；但那个至高的上帝，按Anselm却不可能在人心中不存在，所以它就必然客观地存在。……Anselm的上帝以“人人心中都有”的“经验”作支撑，但并非古往今来且不分地域、文化、年龄的“人人”都有此经验。所以这推论的前提不能成立。”（《纲要》第377～378页）

一九五三年（癸巳）二十三岁

九月。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由棠棣出版社出版。

[按]李泽厚非常喜爱此书，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评价极高：“对于《红楼梦》，我赞同周汝昌的看法，他考证得非常好。我认为在百年来《红楼梦》的研究里，他是最有成绩的。不仅考证，而且他的‘探佚’也很有成就。他强调如把《红楼梦》归结为宝黛爱情那就太简单了。他认为黛玉是沉塘自杀，死在宝钗结婚之前。我也觉得两宝的婚姻，因为是元春做主，没人能抗。姐姐的政治位势直接压倒个人，那给宝、黛、钗带来的是一种多么复杂、沉重的情感。周汝昌论证宝玉和湘云最终结为夫妇，不然你没法解释‘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还有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等等，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周汝昌说此书写的不仅是爱情更是人情即人世间的各种感情。作者带着沉重的感伤来描述和珍惜人世间的种种情感。120回本写宝玉结婚的当天黛玉归天，具有戏剧性，可欣赏，但浅薄。周汝昌的探佚把整个境界提高了，使之有了更深沉的人世沧桑感，展示了命运的不可捉摸，展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大的政治变故给生活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以后也不再可能有什么家道中兴了。所以我很同意可以有两种《红楼梦》，一个是120回本，一个是80回加探佚成果。后者境界高多了，情节也更真实，更大气。但可惜原著散佚了，没有细节，只见大体轮廓，而且很不清晰，作为艺术作品有重大缺陷。”（《登场》第94页）

李泽厚对《红楼梦》的考证和探佚也极感兴趣：“我对《红楼梦》，没有像对鲁迅那么熟，但对《红楼梦》的考证和探佚极有兴趣，尽管有些考证和探佚因未把握好‘度’而失真，但还是有味道。……我对《红楼梦》也有很多想法，我觉得真假宝玉，可能是两代人，把两代人和事混淆在一起写，似假还真，似真还假。当然其中关键就是发生在乾隆朝的那件大案与曹家的关系，还没找出材料来。所以可以澄清，说我对《红楼梦》不感兴趣，不对，我非常有兴趣。我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它的艺术方面，而是考证、探佚方面，但要是真进去了，一入侯门深似海，那就迷在里边出不来了，别的事都不能做了。所以我只是看人家考证，自己不进去。”（《登场》第96页）

是年。中共中央制定了“统购统销”政策。

[按]《杂著》：“中共五十年代以来之左倾，与当时如何处理对待社会现实问题的具体政策，当然直接相关。其中，‘统购统销’确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关键。因为正是它开始从根本上关闭了市场经济之路，我一直视它（而不是农业合作化或三大改造）为历史的某种转折点。……不过，五十年代以来中共领导层之所以采取或接受如此这般的政策、决策，又仍与一、苏联社会主义样板的存在；二、长期战争中形成的革命观念、传统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般认识和向往；三、毛个人思想的‘发展’，三者直接相关。正是此三者使中共从不自觉（如‘统购统销’）和自觉（与‘统购统销’几乎同时的‘总路线’和随后的‘三大改造’）两个方面‘自自然然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纲领。这在当时又其所谓‘必然性’的方面，却正是历史和思想史的真正悲剧所在。”（第415～416页）

是年。读休谟的著作。《论学》：“我最喜欢休谟。……我最欣赏还是休谟。……休谟提出的那些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是了不起的，并没有过时。有些问题，康德做了很多建设性的解释，休谟倒不一定做了很多建设性的解释，但是非常深刻地提出来：不仅关于认识论的问题，而且关于情感的问题，关于情感和认识的关系或者谁为根本，休谟都提得很有意思。……休谟在西方当然一直得到重视，特别是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讲来讲去逃不出休谟。但中国注意不够，我估计将来会对休谟有兴趣，我也希望这样。……因为他提出真正的问题。……休谟对情感的那种看法对我有影响，倒不一定是完全自觉的、意识到的，读休谟的书很早，我读大学的时候读的，那是1953年，……休谟的怀疑论是一个具有建设情怀的人所可以而且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对人生，对事物，这是很有益的。”（第212～215页）

一九五四年（甲午）二十四岁

六月。从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没有也不想报考研究生，《杂著》：“我不认为导师是必要条件。有没有导师并不重要。连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都可以没有什么导师，文科便更如此。当然有导师也很好。不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愿意做研究生，觉得有导师反而受束缚。……我觉得重要的是应尽早尽快培养自己独立研究和工作的能力。”（第6～7页）

但在毕业分配上，遭遇到了不少坎坷。起初，“北大哲学系，包括汪子嵩、任继愈在内，要留我当助教，系里都确定了，他们都告诉我了‘留下你，你留下了’。我非常高兴，当时愿意留在北大嘛。但是一到宣布，不是。由华东教育局分配，我听了等于打了一闷棍似的。我问了他们，不是他们决定的。他们……还去奔走也没有用，从我们那届以前这个留人的权是在系里。从那届开始，留人的权力不在系里了，就由校的人事局加上一个系的学生代表……来研究确定，实际是系代表说了算，我们同班同学叫汪品秋，……当时是左得可爱，也左的可怕。……她比我年纪大一点，结果把自己留下了。……她很会安排自己，算盘打的很巧。我那时恰恰吐血，肺病。”（《论学》第96～97页）

七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

冬。由于身体不好，吐血，被复旦大学退回北大，等待再次分配。《论学》“……到了华东就分配我到复旦。我也很高兴。但我大口吐血，复旦就不接受，被退回来了。……退回到北京大学。我就住在北大第一食堂的宿舍里。那时学校攆我……反说我不服从分配。但我没地方可走，无家可归，因为我老家早没有人了。那怎么办呢？没有饭吃，学校一个礼拜给我开一个赏饭的条子，要我一个礼拜以后再去申请。其中最坏的一个人是外语系的，是一个女的……杨连洁。这个名字我想一辈子也记得。她硬是要把我赶出去，要把我赶到外边讨饭。另外其中下面一个人，也是女的，姓王，稍微好一点，有点同情心，因为我生重病，吐血，以前也一直由学校供伙食，当时肺病同学都如此，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地开我的饭票，这样拖了一两个月。”（第96～97页）

再回北大时，作七律一首：“浮云翳日洛阳城，化作长蛇海上行。常州月冷嘲孤客，历下舟横满戊情。憔悴年华羞旧识，磋砣疾病恨书生。旧叶已随流水尽，归来又听读书声。”（《答问》第128页）

十二月。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哲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筹备出版《哲学研究》杂志。

是年。撰《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读书札记》稿。《论学》：“这个抒情诗人民性文章，就是那个时候我回到北大，在吐血、养病还被赶的状态中写的”。（第97～98页）刊于1955年6月19日、2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后收入《门外集》。文章认为，在“人民性”研究上，存在着“只知道大讲阶级性的庸俗社会学的严重影响和阻碍”。指出“许多民歌实质上就是最优美的抒情诗，它们直接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即使带着沉重的抑郁和忧伤的情调的，因“具有着现实生活的深刻内容和社会、时代的根源的”，“它实际上早失去了个人咏叹的性质，而成为全人民或全民族的共同的感受和倾诉了”。统治阶级知识层文学家们的抒情诗，包括“言志”的创作，以及离别、爱情和歌咏自然的诗篇，如“建安分骨”、“盛唐之音”，陶渊明、阮籍、苏轼等人的诗词，它们的美“在于它具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的内容——它以形象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人民思想情感和它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理；反映了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不能把抒情诗的内容和风格完全看作个人感情的现象。”它们之“所以能为人民所欣赏和爱好，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广泛和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具有与人民的思想情感共同或相通的地方，因此才能世世代代地激起人们普遍的共鸣和反应。”

发表时有“编者按：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对于如何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民性问题，经常是个极其复杂、艰难，然而却又是极重要的问题。从来稿中，我们时常可以看见某些作者爱从作品中去找寻所写‘民’字有多少，来解释作品的人民性有多少，或者先给作家如土地改革一般划下阶级成分，然后再根据这个成分来将作品的价值减低或抹煞。这些全都是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地具体来研究分析问题，当然不能给我国长远的具有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古典作家和作品以正确的评价。在这里所发表的这篇论文，我们觉得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写出来的，而且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歌的人民性问题，作者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正面意见，很可供大家的研究和商讨。”

《论学》：“我这个讲抒情诗文章，在《文学遗产》发表了。登了两期，那很少见。文章当时影响很大，因为那时大讲阶级性嘛，李白、杜甫、屈原都是地主阶级，他们的作品怎么能够被承认呢？于是就提出个人民性问题，就是他们作品里面也有人民性，作为一种衡量标准。所以当时游国恩，……就在屈原里面找出好多民字来证明屈原的‘人民性’。当时我的文章认为这样找人民性不对头。而提出另外的方法，‘人民性’是当时苏联文艺理论非常重要的概念。……古典遗产里面，特别是文学艺术史正面对今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时代有否价值就是所谓人民性的问题。他们找不出人民性，便找‘民’字，我讲那不叫人民性。我把它分为直接人民性、间接人民性。间接人民性又分为忧国忧民的，有个人抱负、要建功立业的，另外跟人民的利益符合一致。还有最后是讲山水花鸟的。这个文章哪个当时影响很大。所以一下子就成名了。”（第98页）《答问》:“当时北大有个朋友告诉我，邓广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学者）看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我写的关于古代抒情诗的文章时，问好些人：‘这个人是哪里的？’给我印象极深。”（第65页）以致几十年以后，仍有人提及这篇文章:“我1987年到新加坡的时候，与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见面的时候，系主任叫林徐典，……他比我大几岁，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介绍我的时候，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非浅’，他讲的就是这篇文章。我当时脸红了”。（《论学》第95页）

《登场》：“这是我当年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其实极其幼稚，现在没法看了。我一再提起，因为它是我的‘成名之作’，同时也可看出那时老教授们在‘思想改造’后的学术困境。好多教授看后都问，这个人是哪里的？似乎解决了他们一个老大难问题。因为那时大讲阶级性，强调阶级分析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好坏都以作者的阶级成分划分，古代诗人大都是地主阶级的，地主阶级是反动阶级，他们的诗怎么会有价值呢？苏联有解释旧俄文学的‘人民性’概念，当时游国恩等在屈原《离骚》中大找有多少‘民’字来证明‘人民性’等等，我那分析便破天荒了。”（第46页）

[按]《论集》注：“这是我在文艺理论或美学领域内的第一篇文章。在《论美感、美和艺术》文中，曾提到‘美学中两对重要范畴，这就是：艺术的时代性和永恒性，艺术的阶级性和人民性’。这篇札记和下篇谈李煜词（引者按：指收入《美学论集》中的《谈李煜词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正是涉及这两对范畴的，虽然不是对它们的全面的理论论述。”（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