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渔二代"

编者按在我国华南地区，近海捕捞渔业往往以本地消费为主，供应链短而散且碎片化，大部分加工厂和收购商都无法左右渔民捕什么、卖什么、怎么捕。渔民的行为和决策更多是由当地自然环境、渔民社群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因此，我们认为，要推动我国近海渔业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渔业产业形态、社会结构、渔民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探索渔业社群的组织化力量，才能以点带面地实现真正可持续的渔业行动。那么，如何找到这样的着力点，如何了解渔民，从而调动渔业社区？我们将用两篇文章来聊聊这个话题。

感谢海报设计者: 曾刚老师 (武汉德芭与彩虹博物书店)

上岸的"渔二代"

“80后”胡林 (化名) 曾是潭门的一名渔民，20岁出头就和父亲一起闯南海。父亲是32年的老渔民，父子并肩作战10多年，历经大风大浪，甚至生死考验。

潭门，位于海南琼海市东部沿海，潭门港是海南渔民前往西、南、中沙最主要的渔港。近年来，随着南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无数像胡林一样的渔民面临转产转业。胡林也决定“洗脚上岸”，开始转型；最初，他从事海洋工艺品加工销售，经过多年耕耘，积累了不少财富和人脉。一次偶然，胡林听人介绍了做民宿这个行当，觉得“这个方向大有可为”。从广东、福建、海南考察一圈后，胡林心中渐渐有了轮廓，他认为潭门拥有非常好的发展民宿的条件：有知名度、地理位置好、有文化底蕴，所欠缺的就是整体环境的塑造和渔民心态的转变。对于当时的潭门渔村，民宿仍是一个陌生概念，胡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17年底，胡林的民宿开业，定位中端，但许多村民并不看好，觉得“这么偏的地方谁会来住”。如今，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民宿都是客满，平时入住率也达到六七成。胡林称，当前很多渔民面临转型的十字路口，很迷茫，他希望把民宿做好，给大家一个转型的参考。除住宿外，胡林也不断思考如何更好地挖掘当地渔业资源，他与当地渔民联合成立合作社，推出赶海挖螺、出海体验、浮潜等项目，试图盘活整个渔村。

渔民在滩涂赶海挖螺  图/陶兴

如今，随着社会变迁与技术进步，渔村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上，像胡林这样的年轻人，他们逆潮流而上，返乡创业，他们不再是单纯的渔民，或已放弃渔民的身份，但他们又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继承父辈手里的渔业，有的成为出海打渔者的领头人，有的熟练运用互联网做海鲜微电商，还有的人成为当地的“村官”，或参与船港码头的企业化管理。我们给他们一个简称——"渔二代"，他们往往依托父辈积累的生产经验与社会资本，活跃在传统和现代的各种经济生产活动中，正为古老的渔村注入新的活力。

"自给自足"的渔村社区

在海南，无数个和潭门渔村类似的渔村，编织起海南“小型渔业”的图景，即以家庭中夫妻、父子或叔侄为单位，共同出海捕捞作业，回岸后的收渔、分拣、补网等工作也多以家庭成员分工完成。家在海口火车站附近荣山寮的小帆也是一位“渔二代”。一直以来，小帆家里都靠父亲一人打渔为生，母亲则在岸上贩卖鱼获，父亲如今已55岁，皮肤黝黑，壮硕的手臂能拉起300斤重的渔网。

在这样“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下，渔民家庭成员、亲属之间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人情依赖性也更强，并在渔村内部的规则、文化等约束下形成社区共同体特征。“共同体”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他认为 :“共同体是人们基于血缘、感情和伦理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人群组合，是一种有机的社会组合模式” 。

在乐东尖界村，没有专门的泊船码头。每当有一艘渔船回来

附近的渔民都会过来帮忙把船推到沙滩上泊靠  图/孙诺

从小在外求学，小帆在村里的同龄朋友并不多，但海口荣山寮强大的社区凝聚力给了她许多滋养，她笑称去东北求学时，北方同学会带有对南方人不够直爽、大气的刻板印象，但她一直在用言行逐渐打破这种偏见，毕业之后她也毅然回到家乡。小帆称其性格多遗传父亲，父亲为人大方，获得新的捕鱼技巧、经验也会跟同村民进行分享。同时，在荣山寮，每个渔民的捕捞位置是固定的 (使用定置网捕捞作业)，他们家的位置并不优越，渔获量相对较少。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小帆回答，这些位置世世代代传承，虽没有明文规定，但约定俗成，是渔民之间的契约精神，父亲从不违反。

同时，渔村的共同体特征还体现在渔业知识和技艺的代代相传上，老渔民自然地在生产过程中将本行业的生存技能和经验传递给后代。昌江昌化港一位掌握延绳钓技术的渔民说"不是每家每户都会钩钓的，不会的人就用网捞，我这个技术只传给我儿子" 。延绳钓作业，是一种传统捕鱼技法 (延绳钓有一根主线和几十到几百根小分叉线，每根分叉线上绑着一个鱼钩)。

浙江舟山的延绳钓  图/舟山市绿色海洋生态促进中心

海南的延绳钓  图/陈明智

然而，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海南小型渔业社区正处于一个动态的转型和变迁过程中。社会学家唐国建曾提出海洋渔村的“终结”，他认为海洋渔村的终结不是“海洋渔业的终结”，也不是海洋渔村作为一个人类聚集体的消失，而是海洋渔民身份的改变和海洋渔村共同体特征的逐步消失。

在渔二代们的家乡，这样的“终结”也在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原有社区，走向外部社会。如今，荣山寮约2000多人口，出海的渔船约100来艘，渔民年龄结构多在40岁以上，“再年轻一点的就不会去捕鱼了”小帆父亲说道。小帆同样强调，“我们这一代几乎没有人再打鱼，也不太可能会打鱼。”

如今，若生活在海南岛的沿海城镇，开车十几分钟就可以融入渔村，城市和渔村的边界似乎越来越模糊，传统社区正逐步被纳入到更大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建设体系之中。

那么，渔村的未来在哪里？

"以前常见的鱼都不见了"

“小时候出海很常见的鱼，现在几乎都没见过了。” 阿彬是昌化港的一位“渔二代”，他是一位80后渔民，谈及渔业资源的衰退，他的直观感受就是好多种鱼再也不见踪影。

同时，工业、房地产、旅游业、养殖业等多项经济领域的提速发展，也让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根据海南省历年的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公报显示，从2014年至今，排入近岸海域的污染物已经造成部分区域海水水质严重恶化，而带来的生态灾害如赤潮发生次数也趋于增长。

这一系列问题，预示着渔业资源正亮起红灯，推动中国近海渔业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迫在眉睫。基于外贸型供应链机制的国际渔业改良项目模式即FIP (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 曾期望在中国落地，但遭遇水土不服。传统FIP多缘起于贸易链条的市场端，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零售商且所关注的渔业物种以大宗贸易流通产品为主，像狭鳕、金枪鱼等，这些大部分是工业化程度较高、供应链比较集中的产业。也就是说，数个大型零售商和采购商就已占据该产品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因此，他们在生产端拥有足够的话语权，比较容易说服、敦促捕捞公司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调整捕捞方式、披露相关信息等。

而海南渔业多由分散的小型渔民和养殖户构成，市场和供应链呈碎片化，对可持续认证产品需求少。因此，与国际渔业形态相比，这些特点注定大部分加工和收购商对海南“小型渔业”渔民的直接影响有限，FIP工作手法无法有效渗透和落地本土社会和市场。

临高新盈港，上岸的渔获主要由零散的鱼贩收购  图/孙诺

因此，探寻本土渔业问题的解决，必须结合中国现阶段渔业产业形态、社群结构、渔民文化等多方面条件，寻找新的着力点、动员模式和影响机制。而最重要的，探索渔业社群内部如何组织起来，才能以点带面的落实或自发实践可持续渔业行动。

基于此，我们在海南环岛的六个渔村，发掘了6名“渔二代”。和老一辈渔民相比，“渔二代”们对环境和社会责任有更高感知，也对产品差异化、家乡或渔业文化品牌化有更强的意识和需求。日益活跃的“渔二代”，很可能是未来本土渔业社群的领袖人物或信息传导的关键节点，是我们急需争取和影响的对象。而他们自身也有非常强烈的“身份定位”需求，渴望被更多人看见，获得自身发展的资源。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其个人经历的描述以及个人基本信息的分析，挖掘其背后的原动力与其所能调动的资源，从而在后续的行动计划中，逐步提升“渔二代”的社群地位，让他们成为倡导可持续生产生活，营造可持续社区的中坚力量，最终实现向生态友好型捕捞的转变。

他们会有哪些渔村社区参与的故事呢？请关注我们的下一篇内容~

▍鸣谢

感谢本文中所提及的受访者

感谢"WWF/OPF蔚蓝星球基金"提供的支持

▍参考资料

[1] 海南史志网-地方志书-渔业志. 2011-06-15.

[2] 文昌市农业农村局

[3] 海南罗非鱼产业报告2019-2020, 智渔, 2021.6.

[4] 费迪南·滕尼斯, 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 张魁, 廖宝超, 许友伟, 等. 基于渔业统计数据的南海区渔业资源可捕量评估[J]. 海洋学报, 2017(39):25-33.

[6] 中国小型渔业转型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以浙江和海南为例, 智渔, 2019.8.

作 者
 夏 丹

前记者、新岛民

现在满脑子都是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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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夏    丹

排 版  |  蔡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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