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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渔可还行丨守望隐形的渔业

智渔 2021-11-0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澎湃市政厅 Author 陈明智

本文出自智渔"让渔回家"项目,作者陈明智,首发于澎湃市政厅栏目



在海南省府海口的西海岸,火车站、政务中心和密集的楼盘周边,隐藏着这个港口城市剩余的两个渔村之一——荣山寮。午夜一两点,荣山寮的渔民已启程出海。一艘约8米的玻璃钢船,在海中颠摇约半小时,抵达2-3海里外的海域。渔民依循潮汐涨落的规律——俗称“流水”——每十日为一周期下网捞鱼。眼下这轮“流水”已近尾声,他们要把最后四张定置浮网收回来。


海口荣山寮,泊靠在岸边的小型渔船

这是当地村民重要的作业工具


7点多的城市刚醒来,荣山寮的十来艘船已回港,散落着泊在岸边。鱼婆们或涉水、或顺着简陋的码头,将沉甸甸的、拌着冰的新鲜渔获从船上扛下,分拣、过称、记账,一气呵成,随后麻利地装车离去。收拾妥当、从船上下来的渔夫们,三五成群来到村头的茶店,有滋有味地就着几句闲话下茶,缓解出海的疲劳和紧张。


海口荣山寮,午后归来的小船,鱼婆们正将鲜鱼搬运上岸


与引发热议的纪录片《Seaspiracy》中极力谴责的大型工业化捕捞不太一样,在中国、东南亚、南亚,甚至南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市场上的野生海鲜其实是这些分散的“小型渔业”从业者提供的。他们也被称为“生计渔民”。


临高近海的渔民正在进行定置网作业


海水涨退潮间隙在滩涂上挖螺的渔婆、海边拉网的渔夫、驾着小船出海捕鱼的夫妻、河口湿地下网捕鱼的渔民......都可算是小型渔业从业人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试图将其描述为“采用劳动密集型捕捞、加工和分销技术,利用海洋和内陆水域渔业资源的一种渔业形态”,并郑重提醒:考虑到它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不适合对小型渔业制定全球普适的定义。














中国尚未有对“小型渔业”的官方定义。我们试着将其定义为“利用船长小于12米或略长于12米的渔船进行近岸捕捞作业的生计型渔业”,其中有以维持自我消费为主的,也有少量向市场出售的。据2020年的统计,全中国小型渔船数量接近30万艘,占全国渔船总数的79%;全球范围内,估计约有2亿人依赖小型渔业及其产业链为生。


从这些数据中,可窥见小型渔业是怎样一个“大体量”。它或许是传统的,但庞大的基数,以及近海便利性带来的高频次生产,让小型渔业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野生海鲜。不起眼的小型渔业,对水产品的稳定供应、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生生态环境实际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万宁港北港,凌晨两点,码头的女工在连夜处理渔获。在捕捞旺季,她们通常连续工作到通宵


但近些年来,这些小型渔业渔民和社群,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化。


海岸几公里外的海面上,大型拖网渔船日夜不休,把这片海域犁过几遍,剩下的让渔民能捕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过去出海一天能捞到的渔获量,现在在海上折腾三五天都达不到。除了量,品种组成也有很大变化——以前又大又肥的马鲛鱼,现在越来越少。


琼州海峡一带的渔民换上网目更小的渔网。哪怕捕上小鱼、小虾,也能换成维持一天生活的收入。但过小的网眼会对幼鱼造成极大伤害,从而又会影响到鱼群的生长繁衍。十月,正是竹荚鱼的时节,一网下去,收上来的鱼却半数未达最小可捕的标准。


定置网没有选择性,捕捞上的渔货小而杂


日益稀少的渔业资源也不断分裂渔民社群。渔民之间多了口角,少了默契与信任,没了祭祀仪典,多了冷漠与嫌隙。与此同时,被迫“失业”的渔民只能离开村子,到城里寻找新的机会。青壮年的流失让渔村逐步失去活力,渔村内的文化传承与延续开始断裂。


三亚的南边海社区,是三亚疍家渔民的主要聚集区,有一万多人的规模。2018年,为顺应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城市发展的诉求,三亚天涯区启动南边海渔村改造项目。码头搬迁,渔民上岸,渔船集中销毁。


在南边海的旧码头上,有一对老渔民夫妇在找他们的船。他们说,一辈子了,从出生到结婚、到小孩出生、长大,基本一生都在船上度过,船就是他们的家,老来没想到是这样告别。他拿出手机,让我给他们和身后的船拍张合影,之前从没拍过照,现在没了,怪舍不得。


这些过去在水上生活了几十年的渔民,只能重新学习在陆地上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掌握新的谋生技能。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疍家社区传承下来的疍歌,到了年轻这一代,更没有人唱了。


临高调楼,这位修补渔网的阿婆已年过八十。开海前夕,全村男女老少,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而弄一张网只有七块钱


另一方面,沿海伏季休渔的日子越来越长。每年四五月到八九月,是海中生物繁衍生息的重要阶段,各地实行休渔期,大部分渔船禁止出海捕鱼,这相当于给沿海三百多万渔民放了至少三个月“长假”。“放假”期间,这些渔民要打几份临工养家糊口。


这些小型渔民,虽是渔业资源“过度捕捞”的制造者之一,但也是受害者。“无鱼可捕”的警钟敲响,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正是这三百多万渔民及他们的家庭。过去几十年,人类一直试图解决渔业资源的困境,解决渔民生计、经济发展跟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时至今日,似乎没找到一个完美破局的方法。但解铃还须系铃人,渔民群体才是与渔业资源关联最密切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理解和应对渔业资源变化,是找到内在改变动力的关键。


临高昌拱,一位妇女在修补自家的渔网,这是吃饭的家伙。渔民在捕捞作业之外,大部分时间要用来维护好自家十几网渔网


过去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大多仅从外部视角出发,要求渔民应该怎样,不应怎样。但这些措施和方案,可能跟渔民的内驱机制不合,或跟对渔民承受的生计压力和职业尊严欠缺考虑。


2020年海南省出台的《关于加快推动休闲渔业试点促进休闲渔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将休闲渔船定义为:“休闲渔船是指主要从事水上垂钓、体验式捕捞等休闲渔业活动,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并取得休闲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机动渔业船舶。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制定本省休闲渔船船型标准,休闲渔船船长应大于24米。”休闲渔船船长应大于24米,这条规定卡死了省内绝大多数渔船的转型之路。要知道,海南全省的小型渔船(指12米以下)接近2万艘,占到全省渔船总数的78%。在海洋资源日渐枯竭的当下,缺乏技术、设备的小型渔民在工业化捕捞面前毫无优势。对转型需求更迫切的,正是这些被拦在“船长应大于24米”红线以外的人。


海口荣山寮,鱼婆正在分拣船上的鱼获,这些鱼获

已有了买家,马上会被送到当地市场销售


纵观近年来国内渔村建设,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人工鱼礁建设和滨海旅游开发,包括政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引流等举措,但这些不是渔业转型最关键的因素。


从长远看,渔业转型、乡村振兴需要人的心态转变和能力升级。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动力系统。许多被视为“典范”的休闲渔村,实际村里已没有渔民,丢失了在地的渔业文化,这样的转型模式缺乏可持续性。一些渔村的建设,只是参考了所谓典范渔村,照猫画虎地在村里摆上渔船渔网、搞搞休闲垂钓、把房屋墙面画上海洋元素,或仿照国外休闲码头的经验大兴土木,大力发展餐饮、酒吧,而忽略了与在地村民的生活、生产、文化相结合。那只是虚构了一个大众臆想中的渔村。这样缺少灵魂的渔村,只会将转型带入低端化、同质化的困境,沦为资本投机的牺牲品。


儋州海头,当地返乡青年建立了乡村图书馆

为渔村孩子们提供更好的课后阅读空间


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曾大力发展渔业社区内生力量,把渔民培养成生态导游和美食料理大师,开发体验式乡土旅游。这些成功经验也启发今天活跃在中国沿海渔村的返乡青年,他们有的从建造公益 “乡村图书馆”入手,有的为渔村小学打造足球队、开设自然课堂,还有的酝酿着恢复滨海湿地、古盐田等途径探索渔村振兴的道路。


这些实践者正力图回答:传统渔民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怎样的技能培训、创业孵化才能真正提高渔民转型的成功概率?如何有效地引导当地人挖掘渔村特有的人文特色、自然景观和生活习俗?......


2022年被联合国指定为“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IYAFA 2022)。国际上普遍认为:建立合理的社区协作机制,让渔民参与进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小型渔业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渔民的内生力量如何能被激发和拓展,值得更多人关注和努力。








                     


作者
 陈明智

土生土长海南岛民,曾经的城市规划民工,2015届返乡青年。返乡创业过程中接触了水产行业种种,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用更可持续的方式,在更好地享用安全、健康的水产品时,也和这片故乡的海更好地相处。加入智渔后致力于渔村影像记录传播及可持续海鲜消费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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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智渔原创,图片均由陈明智拍摄,如需转载,请后台留言获得授权

排  版丨吴东妍



感谢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银杏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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