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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民族的困守:衡阳保卫战最后48小时

2016-10-15 政商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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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47天的衡阳大战落幕后,1万7千余人的守军,共有7600余人阵亡,6700余人伤患,只有3000人没有带伤。衡阳,这是一场民族的困守。本文摘自2014年第1期《文史天地》,作者唐元鹏,原题为《衡阳保卫战的最后48小时》。



1945年8月21日,芷江全城欢庆抗战胜利的场景


1944年的夏天,中国的土地仍然要忍受着战火的摧残,从北到南,侵华日军要打通大陆交通线,谓之“一号作战”。从武汉出发南进的日军,在一个叫衡阳的城市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是40多天。30几个大队轮番上阵,伤亡惨重,仍然无法突破国军第10军的守备。


8月的空气充满了尸体的腐臭和硝烟的味道,已经鏖战月余的湘南重镇,如流干了血的巨人,在炮火中粗重地喘息。城外的想进来,城内的想出去,围城衡阳,已到最后关头。


坚守了45天的第10军部队,血已然流光。预10师伤亡近九成,第3师伤亡七成,190师只剩400人,军部直属部队只剩500,搜索、特务、工兵、通讯及炮兵各营兵力不及1/3。中下级军官死伤高达80%。


炮兵指挥部报告全军只剩2发炮弹,手榴弹也基本告罄,士兵们只能凭着不多的子弹做着最后的抵抗。


在闷热的充满臭味的空气中,时间进入了8月6日。


天主教堂的血战


就在几个小时前,日军58师团独步95大队第3中队的代理中队长丰田香少尉拔出军刀,率领约100名部下做战斗前的宣誓,他们的任务是攻占衡阳西北角的演武坪方向的孤儿院高地。日军悄悄接近孤儿院高地前沿,第四分队长都留久美伍长对身边的原卫生兵小声说:“今天将是终结之日。”


对于大部分日本兵而言,他们似乎已经厌倦了这种没有穷尽的战斗,只希望做最后的突击,结束这场煎熬。


最后的决斗开始了。


孤儿院也就是衡阳守军所称的天主教堂,这是一座两层的钢筋混凝土小楼,由190师568团3营担任守备。进攻的日军在阵地前遭到正面侧面火力的打击,他们忍受着枪林弹雨,等待鹿角障碍爆破,当爆破口打开后,仅容一人通过。但突破口被国军火力封闭,爬过去的士兵过一个倒一个。


中队长丰田香在突破口中弹受伤,第3中队忍受了惨重的伤亡,第1小队有20多人在松尾军曹的带领下勉强攻入了天主教堂阵地,与阵地上的国军展开了白刃战。日军认为阵中有30-40名国军,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国军这边是第3营鹿精忠营长率领的30多人,双方的白刃战十分惨烈,日军有一半的人员伤亡。


因为损失大量军官,第3中队的行动陷入茫然中,被压制在运河里的第3小队有些进退两难。正犹豫间,国军568团副团长李适率领军械官墨修德和团部勤杂士兵20余人增援来到,双方短兵相接。李适大呼:“我副团长已带增援部队来了。弟兄们,不要怕,杀啊!”正喊着,腹部中弹。墨德修劝其回团指挥所包扎,李适拒绝,仍以手掩伤口,勉强起立,继续指挥战斗,最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成仁。


但568团的奋战总算遏制了日军的突进,把突入的第1小队残部围在天主教堂中。此时的高地,日军10余人守在天主教堂,国军余部在阵地北部,各占一半。


因为天主教堂的重要,190师师长容有略向方先觉申请动用军预备队,由曹华亭营长率第10军特务营百余人前往增援。谁知道,在行进途中遭受天主教堂内日军掷弹筒袭击,部队随即展开仰攻坚固的教堂。显然这部援军并没有与占领阵地北部的国军取得联系,因此国军的反击只是从一面发起。


此时守在教堂里的日军第1小队十多名士兵,在伊藤少尉的率领下做困兽之斗,在打退了特务营4次进攻后,小队已经筋疲力尽。正午过后,国军发动第5次进攻,伊藤率领残部向东方遥拜之后,高呼着“天皇万岁”对国军展开猪突冲锋。


这是一场混战,双方均伤亡惨重,国军特务营损失了约一半兵力,第2连连长井启第阵亡;而第1小队伊藤以及十数名士兵战死,只有松尾军曹和几个人奇迹生还。


松尾几人在教堂内利用获得的国军手榴弹,击退了国军的对教堂的再次攻击,混战中松尾受伤。国军士兵最终点燃了教堂,松尾在部下的搀扶下向小运河逃跑,在入水前一瞬,一颗子弹贯穿了他的右眼,但他奇迹般活了下来。早上突进教堂的第1小队20多人,此时只剩下松尾等3人。


第1小队在高地上全灭,是因为后续第3小队没能增援上来,前面说了,因为指挥问题第3小队没有及时跟进,被国军火力压制在河中。国军的手榴弹,掷弹枪打得十分频密,小运河中不时激起水花。小队长榎本想侦察一下岸上的情况,刚稍微露头观望,就被国军爆头。失去了小队长的士兵无所事事,一直在水中呆到黄昏才陆续撤回出发点。


发生在天主教堂这个白天的战事惨烈至极,守军国军第3营30多人和第一批增援20多人损失大半,加上后来的军特务营,至少损失了副团长李适,2连连长井启第等70-80人才守住了阵地;日军第3中队同样付出了接近50人的伤亡,其中中队长负伤,指挥班班长、第1小队长,第3小队长战死,第2小队长也负伤,中队干部一扫而空,第1小队全灭。


西禅寺失守


这一天,从北到南的战线上几乎处处爆发着这样的血战,58师团三个大队从演武坪,小西门方向突进;120师团对西禅寺、天马山阵地发动一波波的攻击;68师团则突击南郊五桂岭也就是日军所说的学校高地。


116师团120联队第8中队的片山忠三中队长对部下说过,“团结在军旗之下奉献我们的生命吧。”他对继任120联队联队长儿玉忠雄烦透了,因为他只会对已经疲惫不堪的大、中队长们进行恫吓。儿玉的前任和尔基隆在七月中旬被国军狙杀。


在前一天的进攻中,作为预备队的片山中尉拒绝了他的上司下达的救援命令,任由担任主攻的第2中队在国军的火网中玉碎。阵前抗命,令他差点被枪毙,但今天他们必须单独承担进攻。


片山对80多名部下说道:“为了军旗的名誉,第八中队将要攻下西禅寺。请你们相信中队长然后展开突击吧。”这种带有悲壮意味的战前鼓动显得苍白无力,他还想让上司大队长滨田大尉鼓动一下士气,但滨田只扔下一句“希望你们成功。”


片山中尉有些失望,他准备一反过去19次对西禅寺的攻击都是夜间拂晓进行的惯例,率领部下在正午12点赌一把。


指挥班的班长今西要一曹长向片山要求:“如果是决死的突击,我也无法生还吧。还请您将我派往第一线攻击。”


日军的攻击没有遭到国军手榴弹的阻击,只是有机枪在扫射,虽然损失几个人,但突击队还是登上了西禅寺山顶。一反常态的正午攻击,的确达成了意外效果,不知道是没反应过来还是手榴弹缺乏,过去那令人胆寒的手榴弹雨没有了。


此时西禅寺的守军是预10师搜索连官兵,仅存10人,不仅人少,而且弹药匮乏,已是强弩之末。


片山率领轻机枪队随后登上山,破坏了一处机枪阵地,一开始并没遭受到反击,只有侧后天马山上的重机枪时而打两个点射威胁一下。日军正向前发展,美军的飞机来了,对着阵地一阵扫射,但搞错了目标,子弹打到了国军的阵地上。


这帮了日军大忙,片山命令部下赶紧扔手榴弹,双方进行了短暂的掷弹交锋,但国军很快无法支持下去,手榴弹没了。


国军的手榴弹曾在衡阳立下赫赫功勋,可以说密集的手榴弹雨是打退日军前两次围攻的主要武器。战役开始时储存了28000枚,在战斗过程中,有零星的空投补给,但到了战斗后期已经十分匮乏,每个团阵地只有几十枚而已。有一次第3师师长周庆祥向军部要手榴弹,参谋长孙鸣玉在各团阵地东挪西凑,搜罗了30几枚送过去应付难关。更何况现在是8月6日。


片山的中队在西禅寺阵地站住了脚,随后日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扑上来,片山在打退了国军一波反击时受了伤,他把指挥刀交给了大队长滨口大尉,之后不久片山被一发子弹穿透了胸部,彻底受伤脱离了阵地。


但西禅寺,这个经历了日军19次进攻的阵地最终陷落,搜索连的守军全部牺牲。


击毙日军旅团长


8月6日这天,国军虽然已经力有不支,仍然取得了较大战果,击毙日军68师团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据国方记录,中午时分,第8团迫击炮连连长刘和生发现市民医院附近有日军指挥官的身影,乃发射最后决死之8发炮弹轰击,将志摩炸死。


但实际情况却是,志摩源吉在市民医院西南角的61大队阵地视察,戴着钢盔的他,从战壕走过,被某位枪法神准的国军狙击手两发子弹爆头,子弹从右眼打进,左耳下打出,直接毙命。其手下回忆,志摩的风格豪放大胆,在枪林弹雨中直来直去,不太愿意低头猫腰在战壕内行进。他就是为这种风格付出了代价。


到了这天的夜间,第10军司令部接到各阵地的报告,西禅寺、外新街两阵地因守军全部罹难而陷落。其余各阵地均与敌形成犬牙交错,官兵抵死缠斗,寸土必争。最大危机,为手榴弹已有不继状态。


衡阳的夜,杀声四起,枪炮不绝,第3师师长周庆祥来到预10师的指挥部,和师长葛先才进行了一番商议。周庆祥试探道:“你对我军尔后战局观感如何。”


葛先才倒是直接:“已无续战能力,目前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惟一息尚存,必与敌拼至最后一弹为止,尽人事知天命。至于个人生死荣辱,则置之度外。”


周庆祥表示,也有同感,并且与葛先才透露出对城中残存之万余人生命之担忧,“此外,我等军师长,在城破之时,应如何维护我六千余伤者及阵地上正奋战中之二千战士,另外不能参战之千余特种官兵,攻击近万人生命之安全。此乃我等军师长,于衡阳之战中的第二重责。”周庆祥第一次提出了停战的想法。葛先才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能有辱国羞祖的行为,二要保全万名部属的生命安全。在这两点基础上将性命交给周庆祥,由他去交涉。


葛先才此时并不知道,周庆祥来之前已经去见过方先觉,他也向方表达了部队已经超额完成守备任务,此时此刻已经无力再战,为了保存部下官兵的生命,与日军接洽停战。而在方先觉点头允许后,周庆祥才来到葛先才处试探他的口风。


破城


8月7日拂晓,115大队的敢死队随着工兵摸到学校高地的鹿角障碍前,这里是衡阳南郊重要支撑点,四天以来的攻击,桥本手下大部分士兵战死于此。


68师团115大队此时只剩下大队长桥本孝一郎以下98个人,他挑选出44名没什么伤还像点样的部下编成敢死队,以第五中队代理中队长村上信雄曹长为队长。敢死队分为三个小队,军官基本全灭,小队长只能由下士或者兵长担任。


大概5点左右,攻击从工兵队将鹿角屏障爆破为信号开始。一开始,国军似乎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工兵队的爆破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虽然被攻了个措手不及,但国军马上就发动了猛烈的反击。守备在此的是第3师第8团残存的部队。


上午8点国军的反击稍微停歇,村上军曹率领的第1小队向守军阵地逼近,但在突破口前,突然遭到埋伏于此的国军掷弹兵的袭击,十几枚手榴弹扔过来,第1小队瞬间全灭,只有村上藏在阵地外的铁桶后躲过一劫;第2小队见前方受挫,立刻跟进增援,但同样遭遇了手榴弹的攻击,导致全军覆没,最后突击队只剩村上等3人。这一天的进攻,115大队桥本手下99人,一下子损失了41人,攻击顿挫。


尽管南郊稳住了阵地,但北郊小西门方向产生了更大的危机,一天之前,日军损兵折将无法夺取天主教堂,但国军同样耗尽了最后的预备队。这一天拂晓,95大队终于占领了天主教堂,而93大队则突破了小西门外青山街阵地,第7团第3营王金鼎营长所部全部壮烈牺牲。而日军终于杀入城中,这是46天以来,日军第一次攻入衡阳城。


在司前街上,身已受伤的鞠震寰团长率领暂54师1个连与日军展开巷战,但已经打了一个多月的衡阳,城内房屋大部倒塌变成瓦砾,哪里还有巷?战至8月7日9时,鞠震寰团长阵亡,国军的守备瓦解。日军一部向江边挺进,一部向城内渗透。


停止抵抗始末


中央银行地下室的第10军指挥部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传输到此地,参谋们匆忙地接着电话,孙鸣玉因派不出援军努力安抚着求援的部下,枪炮声越来越近。


方先觉养的黄狗在指挥部里来来去去,焦躁不安地叫着,随着日军展开对衡阳的第三次攻势,它已经叫了两天。战事已经接近尾声,让他的主人分外烦躁。


方先觉坐在一个角落,默不作声,这几天他一直在盘算着如何解开目前的困局。17000守军,眼下能战者十之二三,6000多名伤员正因缺食少药正在死去,防线已经残缺不堪,守不住了。


是战,是突围,还是停止抵抗,此时已经成为萦绕所有指挥官心中的难题。


实际上,在各个战线上已经出现了军心不稳的状况,国方参战人员回忆最早挂出白旗的是第3师第9团萧圭田的阵地,那里是天马山阵地,时间是7日下午3时左右。


日方记载,大概在8月7日傍晚的时候,配属68师团独立山炮第5联队观测员报告,看到了白旗,地点是森林高地,也就是国军方面所称的接龙山阵地。


不过根据战防炮营彭礼光回忆,炮营在雁峰山上的观测所最早观察到五桂岭方向出现小白旗。五桂岭和接龙山很近,从雁峰山望过去,有位置差错是正常的。由此可见,最先打出白旗的很可能不是天马山的萧圭田。但无论如何,到了7日傍晚时分,国军阵地已经出现动摇。


山穷水尽之际,各师长官接到了通知,军部命他们前来开会。谁都清楚这是一次决定生死命运的会议。


关于这个会议,没有正式的文件可以参考,只有通过与会各方的回忆,拼凑出其中一些脉络。暂编54师师长饶少伟的回忆比较详细,大概是黄昏时分,饶少伟来到中央银行军部,他走入指挥部,一开始看到军参谋长孙鸣玉及处长以上幕僚人员,另外两个师师长周庆祥、葛先才,这是与会人员。


饶少伟看到方先觉时,方欲寻手枪自杀,但枪早被左右收走,然后方独自哭泣起来,蔡汝霖的说法也是方伏在桌上痛哭。


接着周庆祥问饶:“情况如此严重,你的意见怎样?”其实,此时城中1个军长4个师长中,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都已经达成了接洽停战的意愿,而饶少伟因为是客军,几乎是最后询问的。


饶少伟的意见是放弃城北,固守城南,坚守一夜,等待援军。周庆祥截断他的话说:“现在阵地犹如一张薄纸,敌人到处可以突进来,何况伤亡甚众,士无斗志。”


饶少伟又建议突围,向援军来的方向分路突围。周庆祥表示反对,“这么样负伤的官兵,难道就丢下他们不管?将来谁还肯跟我们共患难。”


饶少伟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扔下一句:“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看着办吧。”


关于饶少伟的说法,蔡汝霖也予以证实,他回忆,饶少伟要求突围,但因为兵不多不敢一定坚持。


接着190师师长容有略来了,他也不讲话,军部里一片沉默,时有哭声传出,由此看来作为第10军的嫡系,他也是事先知道情况的。


方先觉最后做了与日军谈判决定,根据饶少伟回忆,方提出了7条,1、要求保留第10军建制;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予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这几条是饶少伟的回忆,并说最后两条回忆不起来。


做出决定后,方先觉签字画押,让周庆祥、张广宽及一名日文翻译去与日军接洽。至于后面的情况,蔡汝霖离开会场并没有证实。


关键一点在于第5条,要求去见汪精卫,如果停止抵抗,还能说得上光荣投降的家,那么这一条便有投靠为汉奸之嫌。


饶少伟的回忆并非孤证,早在1944年8月15日徐永昌在日记里便写下了190师团长梁子壮逃出后报告的情况,他说的洽降条件有六条:


1、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点集中训练;3、受伤害官兵不得杀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属送安全地点。梁子壮的报告虽然少了一条,但与饶少伟的比对,基本是一致的。而且这是最早的比较可信的原始史料。


而历史的另一方日方记录,方先觉的停战条件的确存在:日方接洽投降的第六十八师团史记录了方先觉代表提到三点:1、向日军投降,2、我部整建制移送到其他地区(例如南京),3、投降后给予伤兵医疗。


日方记述的条件,虽然与中方的数量不符,但主要内容一致,特别是第二条整建制移送到南京。


方先觉提出这个条件真实用心,虽然已经无从知晓,但有一点肯定,方先觉所作一切都是希望战后能够保存部下的生命。


对于洽降情况,日方的史料是这样说的:


接待投降接洽的是116师团,7日天黑不久,接到第10军参谋长以下人员有意投降。到21时左右,孙鸣玉参谋长和师长级模样的将官2人举着白旗来到西禅寺高地请求停战。这与饶的回忆有一些出入,孙鸣玉肯定在其中,而师长模样的将官应该就是周庆祥。


此外第一次接洽地点是对的,在116师团防区,而且这里离军部直线距离最近,时间也是对的,饶回忆第一次是接洽是10点左右,那么日方记录是9点,这里日本时间有一个小时时差。


但饶回忆第一次接洽不顺利,日方却说第一次就接上了;饶说还有第二次接洽,是12点左右在天马山,也是116师团防区,但日方记述是,第一次接洽后,116师团将孙鸣玉等送到了68师团司令部。日本方面还记录了一次在半夜的接洽是在学校高地,也就是南郊的五桂岭,这里是68师团防区,根据之前的史料,应该这次在学校高地的接洽是与116师团送来孙鸣玉等人进行的。


其实五桂岭是天明后,方先觉见68师团堤三树男的地方,据预10师政治部代主任杨正华回忆,日方联络官在周庆祥带领下见到方先觉,这名联络官是68师团参谋大阳军胜。他领着方先觉、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前往洽降,还有军副官处处长张广宽。


饶少伟给出的名单是方先觉、孙鸣玉带四个师长,以及幕僚20余人。


走到五桂岭,先与日军前线指挥官面见谈了半个小时,然后被带到欧家町仁爱中学所在地的68师团司令部。


方先觉和堤三树男的会面各有叙述。综合双方的说法,大致是这样的情形,8日上午10点15分,开始于仁爱中学内的一条战壕中,双方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而坐。


方先觉开场白是:“佐久间阁下的身体还好吗?”说的是战事开始之初被国军炸伤的68师团前任师团长佐久间为人。


堤三树男道:“非常感谢。他恢复地很好。这些时间以来,辛苦你们了。贵军一直都勇敢无畏地作战。我对阁下及贵军忠勇的将士们表示敬意。”


中方首先提出停战条款,被堤三树男直接否决:“本官作为日本军的最高指挥官,对您提出无条件投降要求,请即刻答复。”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佐证,日后日方和汪记伪政府炮制出一个方先觉领导的和汪记伪政府合作“先和军”,假如方先觉有向汪记政府投诚的想法,日方也不会断然拒绝,显然这是日伪方面十分渴望的。


回到谈判现场,方先觉听完翻译,低声说道:“我答应这个要求。”


随后方先觉补充:“衡阳城内的将兵们都非常缺乏粮食和医药品。投降后需要能够提供充足的粮食补给和医疗配备。另外考虑到面对当地居民时所产生的难堪,希望投降后能将我们移送到远离地域。”堤三树男不置可否,只是继续要求第10军立刻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洽降会到此结束。随后一众将官被关押在仁爱中学内一栋单独的房子里,开始了囚禁生涯。


这些将官们在随后的日子里守住了节操,也抵抗住了日伪方面的威逼利诱,并没有做出附逆之事,并想方设法逃出魔掌。


这年10月19日,周庆祥和孙鸣玉率先逃出生天。


然后11月19日,被囚禁达三个月之久的方先觉,终于在伪衡阳县自卫司令王伟能等人的帮助下逃出,这个行动是由军统戴笠亲自下命令策划实施的。


两天之后,也就是11月21日夜十时,饶少伟、甘印森(师参谋长)在泉溪居民袁斌、聂某的协助下渡过湘江。22日凌晨四时,饶少伟一行人终于成功通过日军警戒线抵达安全地区。


最晚脱险的是葛先才和容有略,直到1945年3月中旬的某天深夜23时,葛先才同容有略等等五名高级将领在情报人员以及地方游击队的接应下脱险,经由芷江机场飞回重庆。


尾声


8月8日,衡阳城中的将士们都知道47日的鏖战将要落下大幕了,能跑的努力跑路,不能跑的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蒋鸿熙腰部受了枪伤,动不了,只能躺在医院里,听天由命。7日下午5时光景,日军猛烈炮击。医院里人数麋集太多,被发现了目标,不少炮弹招呼到医院的掩体上,两面房子里聚集着的伤兵,被炸死不少。蒋鸿熙所在堡垒里虽然没有伤亡,但也被震撼得狼狈不堪。


街上乱糟糟的,伤兵们六神无主,蒋鸿熙作为营长充当了伤兵指挥官的角色,他命人把门堵上,不许出去,反正就是听天由命。


到了半夜,世界突然安静了,没有一点声响。伤兵们又开始不知所措,纷纷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蒋鸿熙躺在竹床上坚定地说:“不理他,我们还是不要出去。”这个晚上他反而非常平静地睡着了,鼾声如雷。


熬到8月8日天亮,世界依然安静,医院的掩体还是没被人发现,犹如世外桃源。但伤兵们再也坐不住了,蒋的勤务兵自告奋勇挖开门跑到外面侦察情况。过了一会,他回报,满大街都是日本兵,各街口放哨的都是日本人,因为他们戴着钢盔。


蒋鸿熙这才有些慌张,命手下再去侦察清楚状况。谁知道真相很快大白,日本人找上门来了。被俘的命运袭来,蒋鸿熙感到无比的酸痛,眼泪流下来,半晌说不出话。伤兵们围着他也都压抑着痛楚哭了起来。就这样,蒋鸿熙和伤兵们成为了日军的俘虏。


在衡阳的大街上,十元一张的关金钞票,如庆祝元旦的鞭炮纸屑漫天飞舞,这是蒋鸿熙对陷落的衡阳独特的印象。从此他无奈开始了俘虏生涯,直到这年的年底,伤基本复原的蒋营长和几个伙伴一起逃出了战俘营,经过九天的跋涉,在郴州,蒋鸿熙终于找到了部队。


8月8日凌晨1时左右,预10师的情报参谋毛啸风,陷入两难的境地。国军幸存者,全被压迫至市区中心的湖南省银行、中央银行附近的几处残垣断壁之下,这时枪炮声已渐稀疏,敌机在低空盘旋,机身的红绿尾灯与探照光柱,不断从头顶掠过,掷散着“和平参加证”之类的宣传品。


日军正从四面八方涌来,毛啸风寻找城中间隙,试探脱身。然天已拂晓,日军已经进城,一切暴露在强敌面前,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作为情报参谋,他连忙将随身武器及重要文件藏于墙缝,或扔向井中。


天空中有飞机在盘旋,毛啸风以为是日本人的飞机,其实这是中美航空队,地面上的日军渐渐逼近,既未开枪,也不喊话。毛啸风和战友们,有的就地而坐,有的靠在断墙上,等待命运的安排。一名日军打扮的中国人出面喊叫,要国军官兵从现在起,自动列队,离开战场。两边站着不少持枪的日本兵,用凶狠的目光注视着,毛啸风就这样当了俘虏。


毛啸风和其他俘虏被带到西禅寺,他虽然记得西禅寺山上山下尸横遍野,但忘记了此行目的,根据另一位军官彭礼光的回忆,他们是来掩埋尸体的。但毛参谋认为日军是要集体屠杀,不过来了几架美军飞机,屠杀莫名其妙没有发生,又被带回了城内。


毛参谋后来一共三次尝试逃脱,终于在这年中秋节第二天逃脱成功,跑到了郴州找到了队伍。


虽然大部分人被俘,但仍有少量官兵想方设法突围出来。


战防炮营第一连连长朱懋禄在7日晚接到了突围的通知,他记得通知来自军部,但这只是一家之词。呆到凌晨4时,市区内有零星枪声,人声噪杂,到处呈现慌乱景象,朱懋禄同本连士兵迅速将大炮埋藏,然后向江边撤退,潜伏在江边已毁的破屋边。


天黑后下了一场大雨,四周漆黑,他和部下乘机找到两根木头顺湘江漂流而下,天明上岸,藏身在草丛之中,听到有狗叫声和枪声,估计仍在敌占区内,之后待到天黑后摸上岸。一户好心的农家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饱饭,然后领着突围的士兵越过日军封锁线。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朱懋禄和他的弟兄们到达了桂林。


偷渡湘江是一条重要的突围路线,190师568团1营3连连长陈鹤九也是这么跑出来的,8月6日在演武坪陈鹤九与兄弟们血战一场,差点全军覆没,他侥幸活出命来撤入城中。8月8日凌晨4时,营长赶来告诉陈鹤九,大势已去,并命令陈鹤九马上带领能走得了的兄弟偷渡逃生。


于是他带领43个未受重伤的弟兄趁着夜色,跑到湘江边,每人嘴衔芦管,潜水过河。等到上岸,陈鹤九吩咐大伙,各自留下地址,化整为零,各自逃生。当时陈鹤九身上负伤11处,经过河水1个多小时的浸泡,伤痛发作,加上又乏又饿,实在寸步难行。不过陈鹤九运气好,被戴姓老乡所救,养伤半个月,才能回家。


另一条逃跑之路是朝西南跑向62军防区。


彭礼光的炮兵观察哨第一时间发现白旗,他也立刻转报军部,回示:密切监视;但第二次报告时,军部已经没有回话了。彭礼光彷徨中回到营部,营长也不在,但各种各样的流言已经荡漾开来,投降的消息,方先觉想自杀的消息,突围的消息,真假难辨。到了7日晚上10点,也就是军部上层首次与日军接洽的时间,炮兵连观测员刘星汉车回来向彭报告,火线上已无枪声,“我军官兵已自由离开火线回城。”营部众人都默不作声。


彭礼光心情沉重,觉得满腔热血投笔从戎,如今却身败名裂。熬到8日凌晨2点,军部命令来了,各部集合到军部集中。彭礼光和部下到达炮兵阵地,点完人数只有83人。随后传来喊声“敌人到了”。彭礼光连忙命令将炮瞄准镜扔到井里去,炮队镜、方向盘、望远镜全部砸烂。


副连长陈子瑾问他被俘怎么办,彭礼光说要突围,他从来没有想过束手就擒。天亮了,中美联合航空队的飞机照例占领了衡阳的领空,不断地投弹,扫射,可一切已经迟了。


彭礼光和被俘战友被日军驱赶到城南,收集战士们的尸体,有的一息尚存也一律埋进坑里。一直干到天黑,队伍往回走,彭礼光一直寻找的逃跑机会出现了,将到西禅寺的时候,他突然闪下小路旁的莲塘之中,等到人声和走路声远去之后,彭礼光才爬出莲塘,黑夜里辨不清方向,但某处仍然传来枪声,朝着枪声走吧,彭礼光悄悄摸到火车西站,这才找到了前进的路,寻着有枪声的三塘方向走去。


彭礼光回家的路同样曲折,距离三塘短短几十里的距离,他足足走了13天,三度被俘,三度走脱,几经周折才回到了老部队。日后彭礼光因为这次执拗的突围得到干城奖章,升任炮营副营长。


相比同样的路线,第10军3师参谋处参谋陈瑞璋就快多了。8月8日夜幕降临时,他和同科室四川籍参谋王鉴开商议,两个年轻人不愿当俘虏,决定从西南方向突围。


两人一人手里攥个手榴弹,开始了漫漫征程,每当看见日军,就屏住呼吸,右手握着手榴弹,左手拉着导火索,随时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两人小心躲过敌人视线,从一个一个尸体中爬行而过。


陈瑞璋和王鉴开的运气真是好到家了,西南方向隔着几十里就是雨母山,那里正是增援的62军部队防区。而在衡阳与雨母山之间这几十里日军重重防线等待着国军的援军,彭礼光在这条路上被抓过三次,花了13天才跑成,而他们竟然一夜之间安全通过。到东方呈现鱼肚白的时候,被广东口音的警戒哨发现。


历时47天的衡阳大战就这样落幕了,1万7千余人的守军,共有7600余人阵亡,6700余人伤患,只有3000人没有带伤。


衡阳,这是一场民族的困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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