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良：钟灵毓秀，积德裕后——深切悼念谢毓元院士
钟灵毓秀，积德裕后
——深切悼念谢毓元院士
蒋华良
2021年3月28日于北京
昨日一天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们敬爱的老所长谢毓元先生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因在北京学习，未能去送他老人家一程，实感遗憾！今日特写此文，回忆一些往事以及我了解的谢先生，以示哀悼！
第一次见到谢先生是1992年5月，我参加上海药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复试，谢先生是主考老师之一。我本科学的是有机化学，硕士学的是量子化学，有机化学的问题还勉强能够回答，药物化学问题一个也回答不出，我非常紧张，额头已经冒汗。这时，谢先生说：“你报考的是嵇先生的研究生，今后研究需要用到量子化学，你可以简要介绍一下你硕士论文的内容。”谢先生帮我解了围，使我顺利地进入了药物所攻读博士学位。
进入药物所攻读博士学位后，我跟随陈凯先院士做毕业论文，计算机机房在研究生教室隔壁，是一幢老式平房，也是通往合成室的必经之路。那时研究生少，但都很勤奋，每天7:00左右便到实验室，完成打开水、打扫卫生等活后，开始科研工作。我经常会在早上碰到步行来所上班的谢先生，最多打个招呼，无甚更多的交流，只是感觉谢先生有种仙风道骨的风范。博士二年级开始，因与谢先生的研究生有合作，与谢先生的交往也就频繁起来。首先发现，谢先生的英语非常好，无论是写作还是口语都是一流的。他在修改我与他学生合作的论文时，特别强调冠词和副词的用法，这方面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在陪他接待外宾的过程中，发现谢先生的口语流利、发音标准。这可能与谢先生学习经历有关，由于家学渊源，他从小就读英语小说，无论是在中学、东吴大学还是清华大学学习时，许多课程都是英语授课。其次，谢先生为人随和，当年药物所还没有东迁张江，每次去他合成楼的办公室讨论问题时，他总是拿烟给我抽，自学生时代起，与他相处就没有压力。1995年毕业留所工作至今，我工作中遇到困难总会去找谢先生聊聊，他总是给予悉心的指导。2004年，科学院和所里推荐我担任药物所副所长，我怕影响我的科研工作不想担任这一职务，谢先生专门请我到他办公室长谈了一次，没有给我讲大道理，只是用他自己如何当所长的经历说服了我。从此，无论我做什么事情，谢先生“做人要有担当和奉献精神”的教诲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
药物所迁至张江后，谢先生还在浦西办公，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每次去浦西看他，他总是对药物所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对所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一直坚持到他生前住院的三年，每次去医院看望他，他依然为药物所良好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自2003年至2015年，每年教师节，我与段文虎和沈旭都会去浦西看望谢先生，中午在苏浙汇请谢先生吃一顿便饭，我们总会点他喜欢的玫瑰腐乳肉、蜜汁火方和樟茶鸭，他说这些都是他喜欢吃的菜。看他吃得开心，我们做学生的也感到非常幸福。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老师希望学生成长得好，学生希望老师健康快乐。这坚持十多年的教师节午餐，吃到的不仅是菜的味道，也包含师生之间的一种特殊情感的爱的味道，以至于变成了一种习惯和每年的期盼。
我任所长期间，曾对药物所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他的科研成果已经有详细报道（见《药海求索，本然化成》），我这篇文章就不赘述了，我简要介绍一下谢先生作为所长和前辈为药物所发展所作的贡献。1951年，谢先生从清华大学调入上海药物所工作，跟随创始所长赵承嘏先生做科研，是药物所少数几个直接受到赵老先生指教的科研人员，深得赵老先生“寻找治疗疾病的新药，为人民解除病痛”精神的真传。因此，新药创制一直是他心中崇高的目标，针对这一目标，他发现了包括二巯基丁二酸在内的一系列新药。在新药研究方面，谢先生等一辈科研人员承接了赵老先生等药物所初创时期科研人员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谢先生曾任药物所第三任所长，当时正是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科学的春天。谢先生带领药物所人艰苦创业，尽快推进科研，提出并实施了“自由报名和学术带头人选择相结合”与“自由结合和组织安排相结合”的课题组组建方案，创立了科学研究新范式；利用药物所丰硕的科研成果和研发实力，积极推进与国际大制药公司的合作，解决了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曾经创造了年度国际合作经费是几倍于国家划拨经费的记录，利用这些经费购置了先进的仪器设备；推进“新药研究开发中心”筹建工作，基于该中心，他精心谋划，抓住机遇，获得世界银行贷款计划的支持，建立了“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计划的成功实施在药物所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为药物所今后30余年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今天药物所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因此，谢先生对药物所发展的另一贡献是起到了启发后辈药物所人的作用，促使当今药物所以“出新药”为核心目标，“研制老百姓用得上、吃得起的好药”。
谢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的精神风范永远激励药物所人继续奋斗！
作者：蒋华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