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赵细康：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共同体
专家访谈
导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磅行动，“粤港澳大湾区”被中央多次提及。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研究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工作时提出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017年12月，广东知网有幸邀请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细康先生从专家角度同我们一起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建设与公共服务共同体的构建的相关问题，以下是访谈实录。
访谈对话，这就开始
广东知网：赵院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广东知网的专访！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特别是珠三角经济区也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所以想首先请您简单地跟我们说一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建设背景。
赵细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三地政府很关心，老百姓也很关心，整个社会也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是三地的合作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其实港澳没有回归之前，我们就在谈三地合作的问题，回归之后可以说大家对这个合作更为关注了。后来的合作过程中又创新了很多机制，比如说CEPA、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粤澳合作联席会议等，政府和部门之间有很多合作机制、渠道和途径。民间的合作也有很多，也更广泛。
最近，我们做了一些调查，也是很有意思。讲到当年的“广东四小虎”——南海、番禺、顺德和东莞。它们为什么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发展得那么快？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地区当年有一大批人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作为一个很大的群体渗透到了香港的社会各界。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是既缺资金也缺人才，可以说我们当时跟国际联系的主要桥梁和窗口就是港澳，特别是香港。所以，早期的时候，港澳同胞作为“桥梁纽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大陆刚刚开放，没有多少人知道怎么去开发建设，包括香港的很多企业家对大陆还是没有把握，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因此，真正撬动第一批资本进来的主要就是这四个地方出去的这些人。
那个时候政府有个口号叫做“六个轮子一起转”，什么意思呢？县、镇、管理区、经济社、联合体和个体（六个轮子）等一起行动，就是什么渠道都一起上。当时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去发动各家各户参与对外开放。比如说你的父亲在香港，你就要劝说他回来投资；你的母亲在香港，你也要劝她回来投资。你的哥哥、弟弟还有其他有亲戚关系的，你都要去发动他们。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做这个事情。有钱的让他回来投资，没钱的让他找认识的人回来投资。第一步很艰难的起步就是这样过来的。现在我们回顾历史，这几十年民间的交往非常多，民间的力量可能更大一些。三地合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效果。
第二，我们来讲湾区。现在世界上谈得最多的几大湾区，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地理位置都靠海、经济总量也大致相同。但是与粤港澳大湾区不同的是，这几大湾区各个地方的发展水平都大致相近。但我们这边不一样，港澳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广东这边相对较低。产业结构也不一样。世界几大湾区内部各地的产业结构大致相同。但是我们这边是以制造业为主，香港那边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从学理上讲，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互补性可能会更强，世界上其他湾区的产业更多的是协同。理论上，互补性更强应该做得更好一些，现实却不是这样。比较起来，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三大湾区的本质不同体现在发展水平不同背后的经济体制不同，核心在这里。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具有六大不同，即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关税区、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税收体系，核心是基本制度不同。因此，破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在于体制。如何把不同的体制连起来，把它融通，使得各种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交往能够更加便利，行动步伐一致，预期一致，这是关键。所以，我曾经提了一个想法：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由地理邻近区变成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指的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去发展，互通有无，步调一致；利益共同体指的是大家利益要共享，要共赢，有相同的责任和义务；命运共同体指的是三个地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互依赖。
广东知网：确实，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情况跟国际的其他几大湾区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特别是经济体制的不同。那么在这样的环境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又有何建议呢？
赵细康：破解制度不同主要靠政府来解决。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是公共服务，所以核心的办法就是构建一个公共服务体系，打造一个适合三地，有利于三地融合的这样一套制度体系、服务体系。
那怎么去做呢？过去我们用联席会议制度、协商机制来解决。但是协作机制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大家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君子协定，可做可不做，做多做少也没有谁去约束你，这种协作机制的约束力不够。我们讲一个政策、一种机制运行好不好，除了这个机制是不是符合多方的利益和诉求外，关键是这个机制要有“enforceability”，叫做可执行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客观地讲，以往的合作还是比较松散的，谈的也是表层的东西。三地合作是方方面面的事情，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光靠一年开几次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因此，必须要创新协商机制。我个人认为，这套协商机制的核心在于遵循“治理”的理念。治理叫做“governance”，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对这个研究得很多。习近平总书记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governance”对应的是“government”，中文有人翻译为统治。在原始英文对“governance”的解读中，有很多学者认为，“govern means to steer not to row”。就是说政府的角色是去把舵，而不是去划桨，从“government”转变为“governance”，要求政府应转变角色。
那三地政府怎么样按照这个机制来做呢？从不同地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合作路径的演化来看，核心的问题是权力的转移，并呈现多种形式：
第一，国家与国家之间有许多跨地区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气候问题等。要解决它，必须构建一种跨国家的治理机制，各管理主体要让渡出一部分权力给跨国家或跨区域的组织，比如说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亚投行等。一旦管理主体在国际上签署了某个协定，它就会有一套约束机制。这一种模式呢，我们叫管制权力或行政权力的“moving up”。还有一种权力“moving up”的形式是超国家联合体，联合体各地有不同的法律、货币等，但又共同遵循一些规定，例如，美国叫美利坚合众国，各州有各自的法律，但是有共同的国防、财政，货币都是美元；英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有多种货币同时流通，英镑、苏格兰镑、爱尔兰镑，但是英国有统一的国防和财政；欧盟叫欧洲联盟。欧盟有统一的货币，叫欧元，欧盟内部的申根成员国可签发统一的申根签证（Schengen Visa）。只要拿到了申根签证，在只有畅行申根成员国。但是欧盟还没有统一的财政部，比英国、美国这类的超国家联合体要松散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前苏联大多数共和国组成的进行多边合作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联系更加松散。欧盟没有统一的财政部，可能是导致欧债危机的主要根源。
第二是权力往下放，把上一级政府的权力更多地下放到下一级政府，我们叫做“moving down”。由于区域公共服务异质性较大，理论上，基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跟当地的公共服务需求会匹配得更好。
第三，是政府把一部分公共服务权力让渡给第三方部门，叫做“moving out”，就是把过去由政府干的一些事让渡给第三方的社会组织来做。比如，社会组织可提供“俱乐部产品”，像各类“羽毛球俱乐部”、“登山爱好者协会”、“钓鱼协会”、“自驾游俱乐部”等组织提供的就是这类服务。
现在我们再来看粤港澳三地的合作，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应按照治理的理念来构建一个公共服务的共同体。在国家的引导之下，在原来三地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大家来协商，成立一个跨区域的合作组织，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委员会，这样一个跨区域的治理机构。委员会可下设各个机构来制定大湾区的各种合作协议和合作方式，并且要有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尤其是约束机制十分重要。另外，我们要创新一些合作方式，比如说股份制合作方式，将来粤港澳三地合作做项目的时候，可以按股份制来干，以股份制的方式来建立若干的合作实体，提供相应的服务。
广东知网：好的，那您刚刚也是即从宏观角度谈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建设背景，也从微观的角度给我们分享了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共同体构建的具体做法。但是我们也知道，三地的经济体制、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差异，那么在具体的合作过程当中，能够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赵细康：当然这种差异更多体现的是制度的差异，比如说法律。同样的一件纠纷，法院应该怎么判，应该怎么去认定这种行为。这里面涉及的事情还是非常复杂的，只能由这些部门一个一个地去解决。例如税务缴纳问题。三地的税收体系是不一样的，既要防止重复征税又要防止偷税漏税。这就需要三地的税收部门和具体研究税收的这些人去研究，想办法。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应该相信群众，我们要发动群众来做。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把他们黏在一起，这是关键，治理的核心也在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遵循的原则是“由易到难”，或者从政治术语来讲叫做“画最大的同心圆，求最大的公约数”，先找大家最容易达成的事情来做，一步一步地做。微观的问题让微观的组织去解决，让更懂规则的人去解决。
知网：好的，谢谢您！今天听了很多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设想和具体的意见，那您认为中国知网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赵细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从1997年开始就跟中国知网合作了，也是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个人也是知网的忠实用户。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知网应当发挥知识传播的作用，充当三地知识传播的桥梁。现在知网的知识资源在港澳是能使用的。但是反过来，港澳的知识资源在大陆能不能用呢？中国知网可将香港的文献、澳门的文献收集起来，建立专门的港澳文库。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就跟我刚刚说的，具体的问题可以让专门的部门和机构去对接，去商谈、去解决问题。除了发挥知识传播作用外，在未来，中国知网也能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人才支持，提供更多的知识服务，发挥实体的作用。另外，也可以在海外文献传播方面提供一些服务。中国知网现在有一些中文文献的海外输出业务，未来可以将粤港澳地区的本地化文献，如港澳地方史输出到海外，提高整个湾区在各个方面的国际影响力。
广东知网：好的，那我们刚刚谈工作谈得比较多，也知道您的国内外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您觉得在自己这么多年的研究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感悟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呢？
赵细康：如果要谈做研究的话，我觉得研究者要有“工匠精神”。研究者不需要天天变话题，今天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明天研究土地改革，后天研究非洲贸易，大后天研究地沟油的治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也是行不远的。研究者就是把一件事研究透，我认为“工匠精神”对研究者来说是很重要的。
国外有这样一个说法：博士干的事就是把一个很小的问题研究得很大，领导干的事就是把很大的问题简化成很短的几句话。因此，研究者就是找到一个小的话题，从一个小的切口进入，然后不断地深化，并且长期地专注。坚守是很重要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从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对生态环境这个领域感兴趣。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最热的是搞经济学、搞法律。搞环境研究被说成是穷人为富人操心，环境经济没有多少人关注。首先，是我对这个研究话题感兴趣，其次是我认为环境问题会成为未来我国发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问题。这几年学界和社会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非常关注了。我很早就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严格的环境政策会不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九几年的时候，应该说没多少人会关注这个问题，我当时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长期以后就慢慢有积累了。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体会是：一要有“工匠精神”，二要有积累，三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好奇心其实跟“工匠精神”也有一定关系。好奇心也是探究精神，它驱使你去深究它。好奇心对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好奇，你就不会感到疲劳，会有新鲜感和兴趣，带着很愉悦的心情去研究。研究者千万不能把研究当作是一个负担，一个苦差事。我认为搞研究是很快乐的，人最舒服的时候就写写东西的时候，反而没事干、不写东西就浑身不自在。我的体会就是这样。谢谢！
广东知网：好的，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确实在研究过程中需要一种极致的专注和长期的坚守。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网能够一直陪伴您，铸就一份“工匠精神”。
编
者
后
记
与赵细康副院长的采访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从前期的采访意向沟通到中期采访大纲的确定再到采访行程的安排，赵院都一直积极配合着我们，这样让小编心里充满感激。在当天的采访过程中，赵院不仅围绕我们提供的话题素材侃侃而谈，也从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出发来分享他的观点。让小编受益匪浅的是他的博闻强记，特别是他对于“govern”一词的理解不单单局限在中文翻译层面，更是从英文的原始翻译内容去理解这个词语。当然，这也可能跟他的国外研究经历有关。对此，小编受益良多，也体会到了什么是一位研究者，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文章选编自《粤创·知网》·2017年·第4期 总第6期 专家访谈版
《粤创·知网》
《粤创·知网》是由同方知网广东分公司主办的面向中国知网广东用户发行的内部刊物，旨在反应中国知网各行各业的建设与发展情况，增进CNKI与各行业用户交流，分为公司新闻、用户动态、行业资讯、专业知识、项目快讯、专家访谈、产品推荐、员工风采、活动预告等栏目。每季度出版。目前，已发行6期。后期将持续发布专家访谈实录及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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