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自主性 | 一份都市空间革命宣言
空间的自主性：一份都市空间革命的宣言
本文是对2017 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展品"空间的自主性"的解读，原文发表于“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官方网站，双年展专题，参展人文章版面。本文作者张福厚曾以此获得2017 年辛德勒国际城市设计竞赛(Schindler Global Award)最终入围奖（12 份获奖作品之一）。
摘要：该城市设计方案意图构架一个包容、多元、灵活和自由的城市空间结构，让广大的市民成为城市建设的主体，市民们将组成居住合作社，来共同开发、设计、建造、管理并不断改造城市空间，建设出公平公正且高质量的城市环境。这种新型城市化模式将打破以往资本和权力对城市空间的束缚和异化，极大地解放出基层民众的空间生产力和创造力，建造出满足个体化需求的差异性空间，践行市民的城市的权利。同时该城市化模式也将大大降低市民的城市生活成本，减轻政府的城市化负担，缩短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动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并促进国家整体产业结构的自主调节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等等，为我国的城市发展和改革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空间的自主性，新型城市化模式，居住合租社，抽象空间与差异性空间，民众的空间生产力与创造力，空间的公平性原则等。
正文
这是一个对未来城市的构想，
也是一个向传统回归的序曲；
这是一份市民城市权利的宣言，
也是一篇大众平凡生活的颂歌；
这是一场关于都市空间的革命，
也是一次城市建筑学与大众的公开对话
傍晚华灯初上，小小的巷子里人山人海，散步的、买货的、下棋的、围观的、卖艺的、纳凉的，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小餐馆里飘出的香味让行人不禁停住了脚步，五花八门的商铺外面闪烁着耀眼的霓虹，孩子们的欢笑声、小贩们的吆喝声、广场上的歌舞声、大树下的打牌声⋯⋯随着微风在城市里四处地飘荡。这里的每一天都像是一场热闹的盛宴，不约而同来赴宴的人们就这样吵吵闹闹的，直到深夜才肯渐渐散去⋯⋯
城中村无疑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地方，那么这高度的社会活力、空间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地方如此有别于外面的世界？他们的独特性对城市规划和设计又有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空间的自主性？它和城中村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它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什么是“空间的自主性”？
空间的自主性这一概念取自英文Spatial Agency
(agency: [mass noun] Action or intervention producing a particular effect. Synonyms: action, activity, effect, influence, force, power, work，意为：行动（力）、影响（力）、作用（力）、能力等；另有代理、机构之意。摘自牛津词典)。当群众拥有了一定的“行动力和能力”（agency），就不再需要代理人（agent）替之决定与行动，而是自主地去围护自身的权益，这便是agency 一词的含义。而当这个概念应用到空间的生产中，就意味着民众对于身边的生活空间和城市空间有了更多的掌控能力，于是就有了空间的自主性这一概念（此概念不同于彼得·埃森曼讨论的建筑的自主性，即：建筑学脱离其他的学科的约束，自由地发挥空间设计）。当然，这种自主性也是相对的，原则上依然是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之内存在的。
而笔者认为，城中村多样性的根源就在于空间的自主性，甚至是徘徊于法律边界的自主性，解放了民众的空间生产力和创造力，进而给城中村带来了丰富的多样性与活力。
图4 南头古城 （图片来自 UABB）
为什么需要“空间的自主性”？
当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到世界各地，现代建筑的思潮也得到了极大的传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住上现代化的建筑也被公认为是生活进步的体现。于是，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空间特质被视为落后的象征而遭到遗弃，地域之间的差异性和城市内部的多样性都遭到严重的挤压，城市逐渐被同质化，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状态。
表面上来看，是城市化和现代建筑造成了多样性的缺失，而其背后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和英国学者大卫·哈维等首先将马克思的思想引入到空间生产的理论中，这个原因才逐渐向公众显现出来，即：资本和权力在扩张的过程中将“抽象空间”——即借助网格、轴线在图纸上设计出来的，受资本控制并为其所用的城市空间——的生产作为其资本积累的主要媒介之一。这句话的含义即是说：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无可避免地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而资本的目的是财富积累，故其建造出的“抽象空间”也是为其自身的目的服务的，却并不在意传统城市空间和其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反而视其为自身的竞争对
手而欲除之而后快，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现代商场与传统老街的竞争关系。（图5、6）于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抽象空间”被建造出来，同时，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社会活力则被抹杀掉了。
图5、6 现代商城与传统老街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尽管我们需要依靠资本的力量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却可以试图摆脱其对于城市空间的束缚。笔者认为，想要找回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社会活力，一方面需要在空间结构中赋予市民更多的空间自主性，从而解放城市空间并释放民众的空间生产力与创造力。另一方面，则需要从社会机制层面上转变社会结构，民众的社会角色以及同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的转变其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因为城市空间结构层面上的变革很难脱离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单独发生（这里暂不探讨依靠技术来改变空间结构的问题，因为依靠技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同时也如列斐伏尔所说，一切改革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空间层面就很难进行到底。
如何实现“空间的自主性”？
该设计方案从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层面统筹设计思考，二者互为补充，力图构架一个更加灵活、包容、多元和可持续的城市结构，让广大市民可以更加自主地参与身边的城市环境建设，民众将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空间，而是作为主体来开发、设计、建造、管理并不断更新城市空间。
在空间层面上，作者试图创新性地整合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建筑、景观、规划设计，创造出一个包容、多元、高密度且不确定性的空间结构。这些复合型的建筑像是一个个不断生长变化的有机体，由一开始的基础设施构架逐渐变成丰富多元的多功能集合体。空间的组织采用模块化的分配方式，每个个人或者团体可以依照规章制度购买一个或多个空间单元，然后重新自定义其功能与空间形态，从而满足个体差异化的空间需求。（图7）同时空中立体化的街道将为功能的多样性提供必要的可达性，且每一条街道都承载着上面3-4 层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将大大加强立体空间中社会活动、物质、信息与能量的流动，创造出一个流动性的、自由生长的城市空间
环境。（图8）
图 7 设计图解：模块的空间组织；
图 8 设计图解：立体化的空中连接
在社会结构层面，为了使居民具有空间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未来的邻里将组成一个居住合作社，共同出资开发、规划设计、组织建造他们集体承包的城市空间，类似于以往的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形式。这类项目是一个由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城市发展策略，有多方的共同参与。居民合作社作为主要的发起者，政府的职能部门将从土地政策和法规方面给予支持，开发商则是提供资金和社会资源，而设计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将提供专业知识与技能。居民通过协商与合作，自主地掌控身边的城市环境，共同设计符合自身利益和需求的城市空间。（图9）
图 9 设计图解：新型城市化模式
图 10 设计图解：社区产业网络
在这样一个城市结构中，其功能的配置并非由政府或建筑师决定的，而是居民根据自己的需求，并通过集体协商，来决定自己的生活空间和身边城市空间的功能组成。与此同时，这些功能的种类和布局也会受到整个市场的自主调节，在市场的调节下，每一个特定的功能空间都将逐渐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并服务于一定范围内的人群，继而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而那些不合理的人为选择和配置将逐渐被淘汰并退出市场，这样既保证了居民的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也不会因为不合理的配置而造成资源浪费（图10）。
综合以上，只有当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带来生产关系的转变，才能够支撑起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从而产生更多的空间自主性，发挥出民众的空间生产力和创造力。反过来，也只有当空间结构能够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才能最终将实现社会公正的改革贯彻到底。
案例解析——
“空间的自主性”的优势与可行性分析
笔者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具体说明这类城市发展模式的优点与可行性。这个案例出现于欧洲发达国家奥地利，具有较高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并同时涵盖了生活居住、经济生产、文化教育等层面，对于我们国家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奥地利 维也纳，Wohnprojekt Wien 项目。该项目始于2009 年，由大约70 个成年人和30 个儿童联合发起，并于2013 年建成。该建筑共有七层，包括39 个住宅单元，每个单元的面积从36m²到150m²不等，另有400m²的商业空间和700m²的社区公共空间。首层是社区公共厨房、儿童游戏室、对外开放的商业店面，和一个带有下沉广场的大型活动室。屋顶上有一间桑拿室、一间冥想室、一间阅览室、一些客人公寓以及屋顶植物园等。（图11）
图11 建筑外景
（图片来自Wohnprojekt Wien Facebook）
与众不同的是，在整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全体居民都有非常高的参与度。首先，由居民组成的合作社本身既是“开发商”也是业主，也即是说他们联合出资建造了一个属于集体的集合住宅。然后，从每个人的独立生活空间到社区的公共空间都有居民的参与设计。经过大家合作设计的集合住宅既保证了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舒适的私人空间，又大大地丰富了全体居民的业余生活，同时还可以创造一定的经济收益。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回到这里愉快、安全地玩耍，闲暇时，人们经常在公共厨房和活动室举办艺术展、音乐会、读书会和生日宴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屋顶花园里结出的蔬果会定期采摘下来分给居民们放心地食用。在一层的店铺中有居民准备的精致的小吃和酒水对外出售，对外出租的大型活动室也可以给集体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另外，合作社还有共享的单车和轿车供内部居民使用。（图12、13、14）
图 12、13 居民活动
图 14 屋顶花园（图片来自 Wohnprojekt Wien Facebook）
由此案例可以看出，该发展模式的优势是十分显著的。一方面，由于居民在设计过程中有着很高的参与度，所以这种共同开发的居住建筑会给居民一种特别的空间归属感，并在邻里之间建立很强的情感纽带，让人们自觉地围护公共环境和集体生活，营造出十分融洽的社会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种开发模式又可以从很多方面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比如：
1
开发成本
由于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让民众获得较为廉价的土地，同时自己开发的住房相比于商品房价格要更加低
2
食品来源与公平
集体经营的城市农场可以提供了一部分优质的食品来源，并保证分配的公平性
3
市民生活
公共空间的设计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4
教育
先进的社区建设给孩子们营造出理想的社区教育环境
5
经济
集体经营的产业又给居民带来不菲的额外经济收益
再回到笔者的设计上来，该设计方案与此案例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有着相似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城市开发模式，包涵了生活居住、文化娱乐、经济生产等方面，且具有较高的建筑容积率。而不同的是，这个案例中，居民的合作主要是针对于住房而不涉及太多商业项目，且是一个独立的建筑。而在笔者的设计中，空间结构则更加地开放包容，可以承载更多的多样性，且可以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生态网络。它真正地把立体空间开放给城市、归还给民众，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来经营自己的产业；同时，整个社区的产业发展也可以更为多元，民众可以通过融资开发一些其他产业，如：养老地产、商业办公楼等，既增加了集体的收益，又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图15）
图 15 设计方案局部放大图
此外，尽管在我国也有一些与此类空间结构十分相似的商业开发模式，但其本质和社会意义则大不相同。
例如：上海市的1933 老场坊和成都市的西村大院两个商业建筑（图16、17）。在这两个案例中，开发者和设计者也试图给租户保留更多的空间自主性，同时将街道引入到立体空间中，创造一个富有流动性和交互性的建筑界面，产生了高度的商业活力。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从本质上讲，这两个建筑仍然是商业建筑，一方面从盈利的角度考虑，并不适合作为普通住宅出租，也就意味着无法承载更多样的空间样态和社会活力；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商业开发模式创造的多样性实际上也是资本积累的一个新的伪装形式，它试图借助传统城市的生长逻辑和空间样态来创造更多的商业活力，而本质上却依然为资本服务的。所以，即使其空间策略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其背后的本质却并非以恢复民众的城市活力为目标。只有当空间的自主性真正地交还到民众的手中，才能体现出其真实的价值和意义。
图 16 西村大院（图片来自 Archdaily）
图 17 上海 1933 老场坊 （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是不是只有新开发建设的社区才能运用这种模式呢？对于庞大的既有建成环境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社会结构层面的居民联合发展模式是普遍适用的，然而不同的集体将如何运用以及如何生产自己独特的城市空间，则是应该因地制宜的。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相信，更多元、更高产的项目是完全可以提上日程的。
结合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改革浪潮的思考
在过去近40 年的高速发展中，尽管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城市问题，与日常生活更为直接相关比如：一线城市房价持续攀升、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正缺失、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等；而相对更为宏观的问题如：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银行、企业和政府的高负债率带来的金融风险等等。面对下一阶段发展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我们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其意义与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笔者认为，公平公正应该是城市空间发展的新的总体性原则。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步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其总体性原则已经由原来的注重效率转变为注重公平。那么在城市空间的发展中，也应当相应地以公平公正作为空间生产的总体性原则，也就是让市民能够自主地围护自身的空间权益，生产满足自身需求的、且合理合法的城市空间。
在空间发展的策略上，则应该以发挥民众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很多的改革都是从社会的边缘发生的，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引进农村工业化，再到个体户开辟城市私营经济的市场，再到经济特区吸纳外商投资，这些变革都有一个相同点，即：充分发挥了基层人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将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创新力量相结合。而当前，我们的城市面临着一场新的改革，即城市化模式要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且更高质量的模式转变。面对这新一轮的挑战，我们同样可以采用相似的策略，即充分发挥基层民众的空间生产力和创造力，让广大民众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体。
总的来说，该城市设计方案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促进建筑学科自身的发展，而是试图引发一场新型城市化的运动，并跟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个新的模式将进一步解放广大民众的空间生产力和创造力，建设出公平公正且高质量的城市环境，同时降低居民城市生活成本，减轻政府的负担，缩短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动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并促进国家整体产业结构的自主调节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等等。
结束语
2018 年1 月15 号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国土资源部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我国将逐步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供应者的情况，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件下，非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这也意味着上文论述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已经有了国家土地政策层面的支撑，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城市环境已经呼之欲出！
为进一步深入探究这种新型城市化模式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可行性，促进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与诸如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环境科学以及公共事业管理学等社会学科的深度融合，笔者希望感兴趣的朋友们积极与笔者联系，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共同商议开展实验性项目的事宜，谢谢！
作者：张福厚；
邮箱：fuhou_zhang@163.com；
微信：fh904473415
参展团队介绍
张福厚，参展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17 届建筑硕士，曾独立设计该作品，并以此获得2017 年辛德勒国际城市设计竞赛(Schindler Global Award)最终入围奖（12 份获奖作品之一）。目前在纽约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左五）
黄盟，联合参展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18 届建筑硕士，曾在Snohetta（纽约）、CAZA，都市实践（北京）等知名事务所实习工作，将于18 年5 月起实习于OMA（香港）。（左二）
模型制作由Tyler Mauri、黄盟、彭嘉越、刘绍聪、黄欣欣、Megan Friedman、Liz Kulesza、Austin Edwards 等人合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