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学术的当代意义

马一浮（1883-1967），浙江会稽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同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家学深厚，是近代最早接触西方思想的学人之一。他于1901年与谢无量、马君武在上海成立“翻译会社”，出版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1902-1904年间赴美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学习语言和西方思想，在日本期间积极向《民报》投稿。然而归国后他却诀别西学，终身致力于中国传统学问，并于1939年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担任院长兼主讲，效仿宋明儒者的社会参与形式。如果说梁启超式的学人对传统抱有“温情与敬意”，马一浮则完全忠实于传统，在他而言，西学所呈现的真理是片面的，以国学形塑个体心灵和中国社会才是唯一的道路，而国学又以六经作为统摄，“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本期推送杜维明先生2013年4月23日在“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学研讨会”上所做的演讲。

杜维明：《马一浮学术的当代意义》

   今天我作为言者，我不是直接谈马一浮先生的哲学，而是谈它现代的含义，具体地说，在诚信缺失、道德最低的底线已经不能维持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马—浮的哲学所体现的儒家人文精神，它的含义在哪里？ 

    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身体、心机、灵觉和神明四个角度来成就自己。今天从儒学的思路来看中国的发展，我们所借鉴的不仅仅是西方的模式，如果只是英美模式，只是经济主义，只是线性思维，这是不够的。马一浮的思想告诉我们，它不是线性思维，是复杂体系，是 全面性整合的思维，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各种不同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因为它体现的价值是开放、多元的。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除了东亚文明的变化之外，我们还需要和印度、伊斯兰、俄罗斯、土耳其及非洲进行全面深入的交流。可能最近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可是近年来中美的交流多半不是对话，因为属于贸易的对话、生态的对话、战略的对话、人民币升值的对话，都只是博弈、抗争或者施压。如何转变这种不健康、甚至极其危险的情况，是我们现在都必须关切的大问题。

    从长远的视野来看，为了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我们要重视两个非常重要的对话空间，一个是传统和现代的对话，另一个是科学和人文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我们的政治和文化基因对宗教了解非常片面，多半从早已过时的工具理性来 了解，而对精神世界超越的价值、向往天国彼岸内心的渴望和追求真善美却不闻不问，马一 浮先生体现的就是真善美终极价值，平时我们对这些多半是掉以轻心的。马一浮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种极高的知性、自信，达到了悟性，不仅和科学交融，而且体现了真正深刻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今天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不仅是当下，我们要考虑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要考虑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以上，同时也要考虑5000年来中国文化大的发展趋势，这是我们的历史意识。我们还需有强烈的未来意识，我们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个人、为了自己或者为了我们这一代，而是为了千秋万世，我们不止是为一两代人，必须考虑长远的问题，要为千秋考虑。马一浮提到为天地立心，人在宇宙大化之中如何找到他安身立命的点。每一个知识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人，为了千秋万世。

    儒家的核心价值不是从宏观的世界出发，仁义的“仁”要看你有没有同情心，有没有关怀，有没有爱，“礼＂就是文明礼貌。我们是用法治的方式来维持社会最低的秩序，必须有法，如果以人治来取代法治，那是一定失败的，但是法治的本身如果没有文化的自觉，没有智慧，那也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把信息技术和知识混为一谈，如果把知识和智慧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有很多知识、信息，数据，但是我们所做的各种决定、各种策略没有智慧，那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得很强，因为政治很强，但是它的文化力量很弱，如果文化力量不能 被调动起来，那是不行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的文化，特别从人文的精神来看，应该把印度当做非常重要的参照。印度的学者从60岁到80岁，每五年都会有一大批的哲学家产生。

    21世纪的领袖应该具有几个基本的条件，首先领袖能够筹集社会资本，不仅仅是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以数据来显示，但是社会资本不可能以数据来显示，通过沟通理性，包括友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信任，包括诚信等来显示。假如没有社会资本，社会的基本安定就很难维持。除了社会资本以外，一个领袖应该要培养文化能力，文化能力就是马一浮所讲的经学能力。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只做经济人，我们要做一个能够追求意义的人，要做一个文化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人，我们需要有一批除了智商以外，还有伦理的智慧或者情商，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具有精神价值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越有钱、越有权、越有势力、越能够掌握资源的人，对社会越有责任感；越有能力，越能够对大家的事情表示关怀。我们要发挥儒家的这种精神，必须从教育下手。

    我们要培养一种敬畏感，可怕的是目前我们的男女老少没有真正的敬畏感，这和革命精神、和“文革”以来斗争精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没有信任有关，这是根深蒂固的大问题。传统的人，大家对天对地、对国家对社群、对老师、对父母有敬畏感，我们应该注重对我们自己的职业、对我们的学术、对我们的研究、对我们的个人有敬畏感。大家要能够形成一种共识，对大家的将来有一种承诺，有这种承诺也可以引发敬畏，有了敬畏感我们开始有 了诚信，有了最基本的诚信，其他的才能逐渐培养。

    我们希望通过对马一浮这样一个伟人的认识，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一种新的认识，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从最基本的敬畏心开始，逐渐使我们的民族成为有成就的民族，能够在文化上有发展的民族，将来我们和印度的学者，和拉美的学者，大家对谈的时候，不能够就只是以我们的GDP来体现现在的民族自豪。

（参见：《海纳江河，树我邦国——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学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14页，本文整理过程中对部分内容有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