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森林”守护者黄晖团队与三亚珊瑚生态修复结缘的故事
下潜、下潜，向着斑斓多彩的海洋更深处行进。最深的一次，黄晖坐船从三亚的基地出发，背负着40斤重的设备，不经意间在南海美济礁下潜到了30多米深的海底。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怎么也没办法把“海底森林”守护者的身份，与这位1969年出生、身高1.68米的女性联系起来。
从幼年时在大山深处水库游泳，到青年求学湛江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山大学，2001年从位于三亚的中国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起步后，二十年如一日，在南海海域野外科学观测、下潜海底保护和开展珊瑚礁生态修复研究，建苗圃、种珊瑚。冥冥之中，黄晖和她带领的团队的命运，从此与大海、与珊瑚血脉相连，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
因水结缘：
她从山沟里的小水库游向无边大海
黄晖的家乡，在距离三亚1500公里远的江西省分宜县。
分宜县位于江西中部偏西，境内属罗霄山脉，海拔最高的大岗山，主峰海拔1091.8米，主要河流是袁河，属赣江水系，蜿蜒流过全县，长35千米。
11月4日下午，临近立冬的三亚仍艳阳高照，室外气温接近30℃。在位于三亚鹿回头的中国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下文简称三亚研究站）里，说起小时候的自己，黄晖仍两眼放光。
“小时候的我疯得很，是‘好野’的那种。”黄晖对于水的最初印象，来自家乡的水库。
黄晖的家，位于大山深处的兵工厂。当年，父母都在兵工厂上班，兵工厂的边上有一个小水库，她常到那里去“野”。“我小的时候比较淘气，上小学前就学会了游泳，所以现在下海，基本没碰到过什么危险。”
1986年，黄晖考上了湛江海洋大学，学习水产养殖专业。1990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江西南昌工作。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1993年，黄晖复习考研，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水水产病害专业。
1996年，黄晖研究生就要毕业了，原来联系好的单位临时有变故，工作一时搁浅了。
“有一天，我在研究所院子里闲逛，遇到了研究所工会主席，她拉着我去参加工会活动，问我会不会打羽毛球？一来二去聊到我还没找到工作，她说老所长邹仁林老先生的一个学生出国后不愿意回来，问我有没有想法。”黄晖说。
邹仁林，我国最早关注珊瑚礁生态的权威学者，我国著名的珊瑚分类与珊瑚礁生态学家。上世纪70年代，他已经开始研究珊瑚分类和珊瑚礁生态，与他同辈的学者，更多关注珊瑚礁地质研究。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在没有潜水装备的情况下，邹仁林通常是靠长憋一口气，潜到水底观察珊瑚。
经过一番了解，发现两人均是对海洋生态保护热爱的人，于是邹仁林非常高兴地接收了她。
黄晖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打下的知识功底，为她协助邹仁林进行珊瑚礁生态研究提供了基础。成为邹仁林学生的那几年，也为以后黄晖进行珊瑚礁生态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知识储备。
“我真正下决心从事海洋研究是1999年，那段经历给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大门。”谈起北上工作的那一段时光，黄晖仍记忆犹新。
1998年，黄晖借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半年。期间，她接触到许多海洋科学领域顶尖科学家。他们潜心海洋科研的专注治学态度深深地触动了她，让她下定决心攻读博士学位，专门学习珊瑚礁生态研究。
1999年3月，黄晖考博，为了争取学习时间，她在火车上也捧着一本厚厚的专业书。当年，黄晖考上中山大学博士，师从中山大学何建国教授学习水产病害研究。“我这个人最爱跟大自然打交道。野外生态学是一门广博的学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黄晖说。
人生最难得的是坚持自己的热爱。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真我风采：
海洋因珊瑚而斑斓，人生因珊瑚而精彩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黄晖与珊瑚、与三亚的缘分，早在她读大学时就已经注定了。
珊瑚个体色彩绚丽，艳丽的颜色不逊色于陆地上的各种鲜花，地球上有记录的珊瑚有7000多种。它们形态各异，像手指、烛台、鹿角、餐桌、人类大脑等。海洋中，四分之一的鱼类将珊瑚礁作为栖息地。
珊瑚礁生态系统也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或海洋生命发动机，其覆盖面积不到海底千分之二，却为近30%的海洋物种提供生活环境，是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之一。不仅如此，珊瑚礁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珍稀的药用资源。
珊瑚礁还有一个作用——保礁护岸，跟红树林一样。珊瑚礁的三维结构凹凸不平，它在岸边，当海浪经过珊瑚礁，珊瑚礁能消减海浪非常多的能量。所以当台风、风暴潮和海啸来临，经过珊瑚礁、海草床或者红树林，会消减掉非常多的能量。
没有珊瑚礁是什么后果？10多年前的一次印度洋海啸，海岸被破坏得太厉害了，海啸来临时，海浪直接打到了岸边，房倒屋塌，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死了好几万人。
我国的珊瑚礁大多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中国南部海域附近，海南渔民称珊瑚为“海石花”。
1988年珊瑚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21年2月5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了新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角珊瑚目所有种，苍珊瑚目苍珊瑚科所有种、石珊瑚目所有种、笙珊瑚科笙珊瑚以及竹节柳珊瑚科中的粗糙竹节柳珊瑚、细枝竹节柳珊瑚、网枝竹节柳珊瑚正式成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1988年，正在读大二的黄晖，与同学第一次来海南。在海口上岸后，整整坐了一夜的长途大巴车，终于抵达了她魂牵梦绕的三亚。
“那时候的海水真蓝，大东海那个水清得哟，游泳时都能看得见自己的脚趾头。”
1990年，黄晖来到琼海长坡镇青葛赤土村毕业实习。“海边长满珊瑚礁，一不留神就会割破脚底流血，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一条海参。这样的情景，现在在当地再也见不到了。”
1997年，黄晖再次来到三亚，进行珊瑚标本采集工作。
黄晖说：“我第一次去西沙潜水是2002年，那个时候觉得很震撼。当然，我也带了一些‘纪念品’回来，什么‘纪念品’呢？第一次去没有经验，防晒没有做好，脸上晒了很多斑。年轻的时候还是挺貌美如花的，现在这个斑再也去不掉了。”
“现在闭上眼睛，我都能想起那一幕，水是透明的，珊瑚几乎是100%的覆盖率，密密麻麻，鱼是五彩斑斓的，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螺。”
说起自己早年与海南结缘的经历，黄晖历历在目。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也许是摇曳多姿的海底“热带雨林”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黄晖对珊瑚的“热恋”一直念念不忘。
2001年生完孩子后，黄晖还是想研究珊瑚。过完春节，出月子才一个多月，把孩子扔给父母，她就正式出海了。
海底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但美丽的背后同样隐藏着无尽的危险。在水下，黄晖和团队成员是性命相依的。每次潜水，小艇跟人不能分开。一名队员要在艇上观察和呼应，以免发生危险。团队成员在水下严格实行潜伴制度，2个人一组，互相照应。“但实际上，有时候你在水下作业过于精力集中，就会忘了同伴在哪里，回来总结的时候就要挨批评。”黄晖笑着说。
长期以来，黄晖带领团队坚持开展野外珊瑚礁生态科考，足迹遍布福建、广东、广西沿海，以及海南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东沙环礁等有珊瑚礁分布的中国海域。
其中，三亚是黄晖和团队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珊瑚礁主要分布在热带海域，南北纬30度之间。三亚有着宝贵的珊瑚礁资源，所以我们把野外实验样地、实验室都设在这里。”
在海底种珊瑚与陆地植树造林很像，要有种苗、建苗圃，要研究它的繁殖生物学，什么时候产卵？受精卵如何分裂？发育到浮浪幼虫怎么附着？这些都需要仔细观察。
在繁殖季节，黄晖和她的团队非常辛苦，珊瑚在晚上9、10点钟才产卵，邻近产卵的两三天，他们都是一到了夜晚就待在水底。观察珊瑚什么时候产卵，收集、培育这些受精卵，因为它在海里的存活率是很低的。黄晖和团队成员把它带到岸上，培育很多幼体，然后再放流，这也是一种修复手段。
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在海底“植树造林”比陆地辛苦、艰难得多。一套装备40、50斤，每次下水，团队成员都是跨下去的，黄晖是翻下去的，带着装备站不起来，感觉好沉好沉。
有时她和团队出海，“晕船晕到生不如死”。
“我们要在水底搬这些装备，还要打桩，在水底打钉子，因为失重，大锤要抡三四下才能打进去一个钉子，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2007年，黄晖任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教授。201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站长。这些年来，黄晖带领的团队深耕三亚，为三亚的海洋生态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陆续负责了蜈支洲岛海域、瑞吉码头海域、小东海海域、小洲岛海域、西岛海域、东锣岛海域的珊瑚礁生态修复工作。根据当地不同的底质及水流情况，分别设计并搭建了树形珊瑚苗圃、框架珊瑚苗圃等，培育珊瑚断枝达30000株以上，底播移植珊瑚40000株以上，修复面积达20000平方米。
在繁忙的科研之余，黄晖还参与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方案的制订、凤凰岛珊瑚迁地保护方案的制订等。
黄晖深情地说：“我要感谢我的团队，我自己一个人不可能做这么多事情。我们的团队有工作人员、学生一起来完成这么多年的工作。当然，我或者是团队，我们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还是很有信心。什么信心？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我们的工作。”
黄晖说，在三亚，珊瑚生存的“环境”在一天天变好。那些曾经见过的珊瑚礁，她还想再见。
海洋因珊瑚而斑斓多姿，黄晖及其团队成员的人生因珊瑚而精彩。
感恩时代：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的春天来了
在这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物理、化学、生物、材料等领域一批研究成果获得嘉奖，传递出“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坚定决心。
作为一名基础研究科技工作者，黄晖说：“这是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一件大事和盛事。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为获奖者们感到自豪和感动，同时，他们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和目标。”
新征程赋予新使命，新使命呼唤新作为。黄晖认为，这次大会必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科研攻关，广泛激发社会创造潜能，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更大力量。
黄晖非常感恩这个时代：“我的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不是新中国，他们没有机会出来读书、工作。他们特别感谢党、热爱党，他们也是那种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很普通的工作人员、基层一线普通党员。”
儿行千里母担忧，黄晖成天与大海打交道，年老的父母为她从事的工作骄傲，只是一再叮嘱她要注意安全。
黄晖的父母都是党员，黄晖自己是1990年读大学时入党的学生党员。作为一名党员，黄晖始终认为应该身先士卒，发挥好表率和示范作用，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并努力做到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与业务工作两不误。
黄晖是这么说的，她也是这么做的。
“只要在三亚，黄老师几乎都‘泡’在实验室和大棚照看珊瑚断枝，就像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认真和细心。”珊瑚生物学与珊瑚礁生态学学科组助理研究员刘骋跃说。
“我们的工作也是看天吃饭。通常是每年的3、4月份会下海，还有7到9月份，台风来之前或刚走那段时间，也可以干几个月活。所以有时候要赶时间、赶科研任务。”刘骋跃介绍。
潜水很累，要背着40、50斤重的设备，通常一待就是1—2个小时，赶科研任务的时候一天下潜4次。潜水的整个过程都充满风险，设备操作要熟练，否则水底下出现意外情况很难联系到外界。
在海底如果不小心碰到海胆被扎到，手会发炎肿胀，钻心地疼。冬天潜水更受罪，出水的时候冷到“刺骨”，全身都会发抖，加上长时间负重在海底作业的劳累，身体会透支。
“那一刻会感觉太苦了。黄老师现在50多岁了，之前因为生病还做过一次手术，术后恢复后有工作需要也坚持潜水作业，作为一名党龄30多年的共产党员，黄老师真的让人敬佩！”刘骋跃说。
在黄晖的眼中，对自己的团队也是满满的赞誉：“我的团队是由一群热爱海洋、热爱珊瑚礁的科研人员走到了一起，他们非常努力，特别能吃苦，特别纯粹。”
虽然工作辛苦，但黄晖认为，比起刚建站的时候，现在的科研条件好多了。
建站之初，三亚研究站的各项设施十分简陋，没有水电供应，交通极为不便，往来无论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都要花费很长时间。
“现在很好了，我们有了专门的宿舍，有了现代化的办公楼和实验室。科研条件的改变推动了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黄晖说，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一批批高层次人才又先后引进到了三亚研究站。
多年来，随着一个个课题的攻克，一项项科研成果的取得，三亚研究站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集监测、研究、科普、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平台，为政府部门、公众，提供了所需的科技服务。目前，拥有“海南省热带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三亚海洋科学综合（联合）实验室”，设有“珊瑚礁试验样区”“红树林试验样地”的研究站，正向初步建成综合型国家级实验研究野外台站和技术平台的目标迈进。
黄晖非常谦虚，她认为三亚研究站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果，跟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自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就陆续开始对三亚湾的珊瑚礁、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同时开展了对珊瑚礁的形成演化及其保护、恢复和管理模式的研究，承担了一系列国家或地方委托的项目，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及研究成果，为最终建立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奠定了基础。
在黄晖心里，三亚是她倾注感情最多的地方。“我从硕士毕业就到三亚采样，每年基本上都会来，时间或长或短，都是在三亚研究站工作。因为三亚的生态资源优势，对我们团队来讲是出数据、出文章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亲眼目睹三亚发展得越来越好。尤其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我们团队的支持非常多，包括经费、项目上的支持都很给力，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我觉得非常欣慰。”
黄晖透露，接下来她的计划是在三亚更好地做研究、做好技术研发，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能在三亚实实在在地修复出几块非常好的珊瑚礁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黄晖说：“这句话说得太对了。生态环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来源，珊瑚礁就是三亚的‘金母鸡’。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让海洋生态环境永续发展。”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黄晖认为，现在的的确确迎来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的春天，科技工作者迎来了人生中的春天。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这就是黄晖及其团队，一个特别纯粹、奋斗拼搏，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南海和三亚，潜下去时守护“海底森林”，升上来后感受时代美好春天的神奇团队。
更多
精彩
除了心心念念的珊瑚，52岁的黄晖不是没有别的“烦恼”。
11月4日午后，有一束阳光在并没有拉严的窗帘中找到缝隙，结结实实投射在办公桌上面，再结结实实反弹到黄晖的脸上，明亮得有些睁不开眼。
当天，设址三亚的中国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有三队人马出海观测，作为一站之长，她要接待几拨客人。
上船、潜水的计划再次延宕，让她产生一丝焦虑，只能抽时间跑到一楼的实验室，观看一下珊瑚的长势。
那些穿插在各色热带鱼类之间的小家伙，柔软的触角像一簇簇张开的双臂，又像一只只张开的翅膀。
一片阔野
三亚的大海太宽阔了，大东海那个水清得哟，游泳时看得见自己的脚趾。
“小时候的我疯得很，是‘好野’的那种。”黄晖对于水的最初印象，来自家乡的水库。
当年，水库就在她家旁边，她常到那里去“野”。“我小的时候比较淘气，上小学前就学会了游泳，所以现在下海，基本没碰到过什么危险。”
主动提到“危险”，是因为当时她的妈妈在医院工作，每年都有溺水的小孩子送到医院，黄晖亲眼看着叔叔阿姨给他们做人工呼吸。
那时，她悟出两个字：规则。
一切按照规则来，否则就面临危险。
所以，1988年大二那年她与同学第一次来海南，坐了一夜的长途大巴车到三亚，之后到大东海游泳时，恪守要领。
黄晖说当时对珊瑚“并无感觉”，因为没有看到。只是觉得三亚的大海太宽阔了，一眼望不到边。“大东海那个水清得哟，游泳时看得见自己的脚趾，就像现在的西沙。”
她第一次听说珊瑚这个品类，是考进湛江海洋大学以后。
即便彼时，黄晖与珊瑚的距离还属于无法丈量的阶段——她学的是水产养殖专业，主攻项目是淡水鱼。
按照正常的轨迹，1990年黄晖毕业后回到江西工作；1993年到南昌水产研究所。“我记得有一座上下班要经过的八一桥，晚上黑灯瞎火的，觉得太可怕了，一定要考研考出来。”
就这样，她考上了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生——继续学习水产养殖。
1996年，黄晖即将硕士毕业，一直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实习的时候，她再次来到海南，琼海市长坡镇青葛赤土村。
黄晖还记得赶海的场景：孩子们下海捞龙虾，她也“不示弱”，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海参。
现在想想，时间可能早已为她埋下与大海、与海南结缘的伏笔。
广阔天地，就在眼前。
“关门”与开门
1996年成为我国珊瑚研究领域奠基人邹仁林的关门弟子，为黄晖打开了一扇门。
实习期满，黄晖的工作依然没有着落，时而在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院里闲逛。
正是一次“闲逛”，让她与珊瑚结下不解之缘。
“那天我遇到了研究所工会主席，听说我还没找到工作，跟我提到邹仁林先生，说他手底下正缺人。”
“缺人”是什么概念？
她当然知道邹仁林老先生：我国珊瑚礁生态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当时年近退休，他的学生大多已出国。
两个性格直爽的人，经过交谈，黄晖成为邹仁林的关门弟子，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真的不是小窗口，邹老先生当时是这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
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刚硕士毕业的黄晖来到三亚，她的第一项任务是进行珊瑚标本采集工作，摸清珊瑚礁“家底”。
这次三亚之行，让黄晖与珊瑚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有一种感觉也在她心里萌动。
3年后，黄晖借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期间，接触了许多我国顶尖的海洋科学领域专家学者，他们潜心海洋科研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触动了她。
“我下定决心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珊瑚礁。”黄晖说，一开始她没有这个想法，是这几次经历改变了她。“我需要有一些雄心壮志。”
真正的震撼来自于2002年，黄晖在西沙群岛潜水时，第一次见识了水下“热带雨林”的壮观，层层叠叠的珊瑚遍布其间。
“我觉得真是太漂亮了！珊瑚特别的多，五彩斑斓，像陆地上的森林，又比森林的色彩美且灵动。穿梭、游憩其间的其他生物也很漂亮，海星啊，海胆啊，还有鱼。”
鱼翔“潜”底
黄晖每次潜水要背四五十斤重的设备，通常一待就是1—2个小时，整个过程充满风险。
虽然，黄晖常常将“不安全的东西多了，潜水并非高风险”挂在嘴边，但深入大海，毕竟与陆地不同，潜水整个过程充满风险，设备操作要熟练，否则在水底下出现意外情况很难联系到外界。
这些年，从福建、广东、广西到海南岛沿岸，以及西南中沙群岛等我国珊瑚礁分布区域，都留下了黄晖的足迹。
而且，潜水也考验着一个人的体能，“下水很累”。
黄晖说，每次潜水，要背四五十斤重的设备，通常一待就是1—2个小时，赶科研任务的时候一天下潜4次。“如果不小心碰到海胆被扎到，手会发炎肿胀，钻心地痛。”
冬天潜水更受罪，出水的时候冷到“刺骨”，全身会发抖。加上长时间负重在海底作业的劳累，身体会透支。
中国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珊瑚生物学与珊瑚礁生态学学科组助理研究员刘骋跃说：“那一刻会感觉太苦了。黄老师现在50多岁了，之前因为生病还做过一次手术，仍然坚持潜水作业，让人敬佩。”
“国外很多人七八十岁还能潜呢，我身体还是可以的。”黄晖仍然轻描淡写。“说实在的，跟团队内的几个骨干比，我潜水的次数还是少。每个人下去都有具体的任务，我现在下潜基本上属于‘闲逛型’，就是到处看看，珊瑚礁生长状况如何，有些种类在海底下和实验室的生长情况是否一样。”
更常态且有挑战性的工作，是下潜到海底搭建珊瑚苗圃，巡查珊瑚的生长情况，把珊瑚断枝带回来繁育，或是把培育好的珊瑚移植到海底。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体力和耐力。
——这些，黄晖并不愿意深谈，每次面对关切的询问时一带而过。因为在心里，这是她热爱的事业，所有的困难和危险既必然存在，也一定会被克服。
在船上
比起克服眩晕和其他艰苦，她觉得珊瑚的“船上”风浪更大。
从海底到海上，晕船，是黄晖从业之初最大的挑战。
海底作业几乎是每天的必修课，一天下潜两次是常态。刚开始不习惯，坐船到下潜海域还会晕船。
“那时候条件差，坐着破旧的小渔船到下潜海域，船上还有老鼠。风浪大船抗不住，于是人在船上吐，老鼠就在脚底下窜。”
2005年去西沙，黄晖和同事租了一条渔船，木头的，一天几千块钱，夜宿岛礁，早出晚归。“船真的好破，柴油船。船边好多汽油桶，我还纳闷，一问，是腌鱼用的。船家抓到鱼后放到里面，腌成梅香咸鱼。”
“午餐”就在船上解决。黄晖记得那次风浪大，胃里翻江倒海。“你知道吗？那个鱼在桶里放得久了，拿出来的时候鱼里面爬出好多蛆，吃饭之前要拿水冲一下，才敢下口。”
“同事就那样看着我，说你怎么吃得下。”一想起那个场景，黄晖忍不住笑了：不吃咋办？“会饿。”
后来有人再问她在船上吐不吐的时候，黄晖都说“不吐”。“在海上长时间作业，不吃东西根本扛不住。”
与其类似的还有潜到海下作业。当年学潜水的时候，要咬着呼吸嘴。也有人问她，在海底遇到突发情况，咬不住怎么办？真正到海底才发现，不可能咬不住。
“开始研究珊瑚那会儿，在分界洲岛潜水，我直接在海底下吐了，吐完赶紧咬上呼吸嘴。”黄晖说，所以真不会咬不住。“因为求生是人的本能。”
海上海下，黄晖和同事克服了诸多困难，为的是摸清珊瑚的“底子”。
他们调查发现，海洋里的珊瑚礁正加剧退化，珊瑚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国内个别海域珊瑚覆盖率由20世纪80年代调查统计的50%-60%骤减到20%-30%，如果环境继续恶化，珊瑚就会加速死亡，最后只剩下一堆毫无生机的“白骨”。
上了珊瑚“这条船”，黄晖感受到了风浪。“那个时候我们就很着急：哎呀，怎么办啊？”
在她的知识储备里，珊瑚礁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如同森林之于陆地，重要性毋庸置疑。
所以心之急，情之切。
“它们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丰富的生物和渔业资源；具有保礁护岸的作用，可以抵御风暴潮流等对岛礁和海岸的侵蚀。”
黄晖想起那些自由游弋的好看的鱼。“海里的鱼等很多生物都把珊瑚礁当作‘家’，在里面躲避风险，休养生息。所以珊瑚礁一旦被破坏，鱼类也就失去了家园，造成种群数量减少甚至灭绝等严重后果。”
时不我待。
相比于研究珊瑚礁为什么会退化，修复更加迫在眉睫。
（点击图片或向上滑动查看全文）
“珊瑚妈妈”？
黄晖实在想不起这个昵称是谁给她取的、谁开始叫的，偶尔看到新闻或听到有人喊上一声，莞尔一笑。
不过，似母亲般的“呵护”，尚不足以概括她对珊瑚的一片深情。
在她三亚的实验室里，四排透明的实验缸并列而立，100多种美丽的、五彩斑斓的造礁石珊瑚断枝沐浴在模拟阳光里，有的像鹿角，有的像灵芝，形状不一而足。
妈妈看孩子什么目光，黄晖看珊瑚就是什么目光——她俯下身子，眼神专注、柔软。
珊瑚长得好，她就开心，珊瑚被破坏，她就难过。从业20多年，黄晖及其团队研究修复了30多种珊瑚，总量达数十万株。
触礁
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使珊瑚被破坏严重，黄晖心急如焚，直跺脚。
2005年以后，黄晖发现珊瑚礁退化得非常快。就像行驶在大海中的一条船，撞到礁石上，危险陡生。
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珊瑚礁被破坏很严重，死去的珊瑚会“白化”，成为海底的“累累白骨”。
“珊瑚退化，是一个全球现象。”黄晖说，主要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造成造礁石珊瑚大面积白化。
她进一步阐释，造礁石珊瑚虽然生活在亚热带地区，但特别害怕持续高温，水温不能长时间超过30度。“1998年的一场厄尔尼诺，造成太平洋海域大量造礁珊瑚白化死亡；2015年底到2016年初的厄尔尼诺，造成澳大利亚大堡礁北部海域的造礁珊瑚大面积减少。”
同时，珊瑚礁的退化也受海洋酸化的影响。造礁石珊瑚是通过碳酸钙等物质的不断沉积形成的，海洋酸化致使造礁石珊瑚很难捕获到钙离子，导致退化。
除了大自然，破坏珊瑚的还有“我们”——人类。
黄晖讲，对我国的珊瑚礁而言，人类活动的影响远远大于全球气候变化。比如，海岸工程致使大量泥沙、沉积物注入海洋，导致水体浑浊。
“造礁珊瑚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它与体内的虫黄藻共生，能量的主要获得方式是光合作用。水体浑浊的话，就会致使造礁珊瑚白化死亡。”说到这里，她又不由得想起当年“游泳能看到脚趾”的大海。
同时，海岸城市的排污，也会造成海水浑浊。海岸植被的破坏，也会在暴雨之后致使大量泥沙注入海水。这些都会导致海水浑浊，影响造礁珊瑚的光合作用，致使珊瑚礁退化。
另外，以前很多渔民并没有保护珊瑚的意识，他们一度滥捕，把鱼虾贝藻一网打尽，甚至把珊瑚都敲掉，这种对珊瑚礁资源无节制的破坏，也会击垮一个区域内的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
黄晖形容当时“心急如焚”，直跺脚。 “就是看到原来环境很好的地方，再下去，哎呀，珊瑚一下子全都死了，而且没什么生物，成荒漠了。那种场景让人刻骨铭心地难受。”
文修武备
设计方案、模拟实验，背负四五十斤的设备潜入水底，黄晖海上海下展开身手。
“珊瑚礁保护海底生态，我们要保护珊瑚礁”。黄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退化的珊瑚礁修复起来。2005年，从计划实施起，这项工程的复杂程度渐渐显现。
同事们称黄晖，“这个女人文武双全”。
首先是在纸上设计方案，然后是室内模拟实验，再配合野外观测试验。黄晖说，“失败”在所难免。“我们就一次次推倒重来，再调整再实践。”
放弃？根本没有想过。
“天上哪里会掉馅饼下来？任何一项科研都不会一帆风顺，艰难困苦实属正常。”她说，“如果做什么都顺顺利利，就轮不到我们来做了。”
户外作业，复杂、多变，强度大且伴随着风险。这些年，黄晖带领着一大批年轻的博士、硕士，在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珊瑚修复工作——
在海上，是黑油布包裹的高温棚屋，头顶是海南岛独有的强光照射；身旁，是少量的饼干和水；
在海下，他们的身体要与水底高压抗争，作业一般是背负四五十斤重的设备潜入水下10多米，氧气不足，导致做精细的体力活时，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
“能武”的黄晖都感觉有些吃不消。“上接驳小船也是一项大的挑战，从大船爬下去很陡很滑，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潜水设备，船体伴随着风浪不断摇晃，很难站住脚。”他们下潜到海底巡查珊瑚的生长情况，把断枝的珊瑚带回修复，或是把修复好生长好的珊瑚放回海底。
珊瑚礁修复这条路，意味着长年累月的负重下潜，和野外作业的无边风险。
道阻且长。
黄晖也知道，作为一名女性，她的勇气、体力和意志力面临着极大挑战。但带着对珊瑚的热爱，和保护海洋生态的使命感，让她坚定选择了这条路，坚持到现在。
不满足于被动保护，黄晖还希望把她的研究成果用于主动培育，开始进行珊瑚礁修复。
百忙千忙之中的点滴轻松感，还是珊瑚带给她的“一点成就”。
黄晖清晰地记得一个水族箱。“那个漂亮的水族箱，是一个成功的小实验。从2014年开始养，两年多时间里，刚开始指尖那么一点点，然后长到这么大。”她边比划边颇为得意，“我们几个都是学养殖出身，玩这个玩得很好。”
魔高一尺，技高一丈
底播、珊瑚苗圃……黄晖团队应对不同环境使用不同手段，甚至用上了PVC管。
珊瑚礁修复进入攻坚阶段，比拼的是专业程度。
黄晖对此如数家珍。“珊瑚繁衍分无性和有性两种方式，目前珊瑚礁人工生态修复以无性繁殖为主。修复工作若想起效，关键得找对位置和方法。”
她表示，种树要看山坡阴阳面，种珊瑚也要因地制宜。比如在外礁坡还是内礁坡，是否有环礁、潟湖，水动力情况等因素，都要考虑。
而且，珊瑚生长速度缓慢，每年生长几公分到十几公分不等。加之生态系统复杂，稍不注意忽略某个变量，修复效果就不理想。
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真实的情况是，在海水动力较强的区域，未等珊瑚长成，水流就可能把珊瑚幼体冲走。已死亡的珊瑚被海水推得四处滚动，也会干扰幼体生长。幼苗放置点离人类活动区过近，也会导致修复效果不佳。
理清所有障碍后，2013年，黄晖等人在西沙晋卿岛用“底播”的方法进行修复：用塑料网盖住已经死亡的珊瑚，促使其迅速板结形成基底，再将珊瑚幼体固定在人造海床上。
2017年验收时，修复区珊瑚数量已经明显多于未修复区，修复前每平方米2.5株的密度变成了19.3株。
这之前的2015年，在西沙赵述岛，黄晖的课题组采用“珊瑚苗圃”的方法让珊瑚幼苗更好地在海底扎根：水下放置一根PVC管，其他较短的PVC管以此为主干，再将珊瑚断枝一个个放上去。这样一来，珊瑚幼苗不会被沙子覆盖，也不会被长棘海星等天敌吃掉。
到了2019年，课题组在南海南部和西沙群岛建立的修复示范区面积共计300亩，珊瑚苗圃可实现每年供给珊瑚礁生态修复用珊瑚断枝4万余株。
把养殖的珊瑚送到海底，被黄晖形容为“在大海里种树”。
在目前的实验室里，黄晖的课题组养殖了100多种珊瑚，有性繁殖30多种，无性繁殖60多种。“常见常用的有三四十种，全部是‘乡土树种’，我们喜欢做的是鹿角珊瑚，它是优势种和旗舰种。”
流香森林
20多年的努力，让黄晖的“海底森林”吐露芬芳，珊瑚礁修复和保护成果在各地显现。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在黄晖和团队的努力下，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关注，她的荣誉纷至沓来：
荣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突出贡献者）1项、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海洋科学技术二等奖；
入选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获国家发明专利10项；出版专著15部；发表科研论文160余篇，发表论著已被引用1799篇次，其中国际期刊论文引用1141篇次；
获得中国科学院“2018年度感动人物”、生态环境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 ……
还有诸多的第一次——
她是中国第一位在海底进行珊瑚修复的女性科学家；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珊瑚礁主要学术机构任职的女科学家……
她先后多次前往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顶尖珊瑚礁科研机构学习交流。在国台办、国家基金委和中科院等部门的支持下，成功举办了5届两岸珊瑚礁研讨会;承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珊瑚礁生态调查培训等活动；
多次带领团队参加国际会议，选派学生出境学习，邀请国外学者到团队访问指导。这些交流活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珊瑚生态科研整体水平，也推动了我国的珊瑚礁生态科研成果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荣誉等身，不改初心。
黄晖最最惦记的，还是海底的珊瑚。
这20多年里，她带领团队走遍了有珊瑚礁分布的中国海域，提出人工修复受损珊瑚礁的宏大构想，并摸索出适合不同类型珊瑚礁生态修复的技术方法；她带着团队研究掌握了我国海域20多种常见造礁石珊瑚有性繁殖过程，并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人工培育珊瑚幼体，为珊瑚礁人工修复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晖扳着指头数着实打实的“花香”：在西沙群岛和南海南部共建立300亩修复示范区，可培育珊瑚断枝7万株的苗圃；在广东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21万亩珊瑚绚烂多姿。等等等等。
在她看来，徐闻珊瑚这几年长势良好，与保护宣传到位、保护措施得力分不开。
黄晖说：所以在我看来，珊瑚礁的保护和修复，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黄晖。这项浩大的工程，依靠的是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对此，我充满信心。
（点击图片或向上滑动查看全文）
台风“狮子山”和“圆规”过后，今年三亚一连串的好天气让黄晖跃跃欲试。
怎奈，习惯性的连续出差，让她经常出现在大海的上空，隔着一扇舷窗望着宽阔的水面。
与阳光一起灿烂的是黄晖的心情，在珊瑚的生长环境里，光照和透明度至关重要。“水的环境当然也很苛刻，营养盐不能太高，重金属不能超标。”
黄晖的“晖”字，即为“阳光”之意。也有人说过，她的名字与珊瑚是“天作之合”。
她的头脑十分清醒，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单打独斗只是一时之勇，集众人之力才是永远的“王道”。
珊瑚所需要的“阳光”，应该是来自全社会的“普照”。
划出“禁区”
三亚市委、市政府对珊瑚礁的保护“很了不起”，省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让人心定。
“很多游客是冲着三亚的碧海蓝天来的，生态环境是一张最好的名片。”对于珊瑚礁和整个生态环境，黄晖一边心疼、一边感慨、一边感恩。“三亚市委、市政府越来越重视珊瑚礁的保护和水环境的保护，做了很多的努力。难能可贵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做了很大的让步。”
“这很了不起。”她满怀喜悦，“如今三亚的水环境肉眼可见地在改善。”
黄晖说，除了拆除会影响三亚生态环境和珊瑚礁生长的建设项目，三亚还加强了海洋执法。“比方说我们站临近的海域，也是一块很重要的实验样地，平时发现一些人员闯入或者船只闯入，我们都会向综合执法、海监等部门反映，他们很快地派船只来执法”。
为保护珊瑚礁，法律上有诸多配套。海南省在1998年10月1日实施了《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定》，此后多次修订；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也对珊瑚礁的保护提出了要求；2017年1月1日实施了《海南省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严禁开采、贩卖、破坏珊瑚礁。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调研，要求加快落实珊瑚礁生态修复工作。2020年8月，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审议通过了《三亚市潜水活动珊瑚礁生态损失补偿办法》，规定珊瑚礁生态修复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规定了守信、一般失信、中度失信、严重失信名单四种情形，纳入“信用三亚”管理，实施联合惩戒等内容。另外，对用海者修复珊瑚礁未达到规定要求，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海域，可以依法采取收回、置换海域使用权等方式，调整海域使用状况，恢复海洋生态环境。
在国家层面，黄晖的感触更深。我国已把造礁珊瑚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规格管理。另外，在2019年推出新修订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里，造礁类珊瑚和砗磲贝类都已纳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之列。2010年前后，有商人想怂恿国内学者把红珊瑚从保护名录中拿掉，黄晖不为所动。
“目前关于珊瑚礁的自然保护区，主要有福建东山珊瑚礁海洋自然保护区，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保护区，广东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她说，“在我们海南，有海南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大洲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等。”
合纵连横
从海南到广东，从实验室到景区，黄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保护珊瑚礁。
无论是“设禁”还是修复，黄晖最大的愿望是“大家联合起来”。
她举了砗磲的例子。
砗磲俗称五爪贝，不仅是观赏和经济贝类，更是热带珊瑚岛礁重要的造礁、护礁生物。此前，在重要产地海南，砗磲被大量捕捞用来制作工艺品，资源几近枯竭。
在黄晖等人努力下，2015年开始禁止砗磲捕捞；同时，海南省人大正式立法，从2017年起全面禁止出售、购买、利用珊瑚礁、砗磲及其制品等。
在“保礁根据地”海南之外，黄晖时刻关注着近邻广东。
在海口的对面，广东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21万亩珊瑚绚烂多姿。
之前经调查，徐闻西部角尾乡和西连镇沿海有着我国目前连片面积最大、种类集中最多的珊瑚礁自然资源，经鉴定有82种，不乏珍稀种类。由于附近渔民“不识宝”，大开珍珠养殖场，甚至用土制鱼炮炸鱼，多年前这里的珊瑚曾遭受严重破坏。
黄晖力推当地建立保护区。在当地政府和渔民共同努力下，珍珠养殖、网箱养殖、捕鱼等海上作业逐步撤出保护区，徐闻珊瑚得到全面有效保护，还曾在2013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纳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海南和三亚自不必说。
这些年来，黄晖带领的团队深耕三亚，为三亚的海洋生态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陆续负责了蜈支洲岛海域、瑞吉码头海域、小东海海域、小洲岛海域、西岛海域、东锣岛海域的珊瑚礁生态修复工作，根据不同的底质及水流情况，分别设计并搭建了树形珊瑚苗圃、框架珊瑚苗圃等，培育珊瑚断枝达3万株以上，底播移植珊瑚4万株以上，修复面积达2万平方米。
此外，黄晖还参与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方案的制订、凤凰岛珊瑚迁地保护方案的制订等。
“我们很早就在蜈支洲岛那里做，效果很好。他们也花了很大力气去管，杜绝乱捕和采挖。”黄晖唯一的担心是“海是通的”，蜈支洲岛也难以独善其身，压力也大。
面对充足的阳光，黄晖预感到保护珊瑚礁的“春天”正迎面走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常挂在她的嘴边，“生态环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来源，珊瑚礁就是三亚的‘金母鸡’。”
筑牢堡垒
宣传、培训、做公益，黄晖以一名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鞭策他人。
社会上，珊瑚礁的话题“越来越热”，这是黄晖团队成员的感觉。
他们跟黄晖说，你要不要出来科普一下？一直习惯于闷头做业务的黄晖，起初并不情愿，听到“你不出来，那些号称专家的人在乱说”时，她坐不住了。
此前，国家海洋局宣教中心盖广森老师拉着她搞了一个珊瑚礁的分会，还被领导“批评了”，说人家都是拉些单位来参加，你们这个都没有理事单位。黄晖说，自己只想做纯公益的分会。
目的，就是唤醒和发动社会力量，一起保护珊瑚。
其后，黄晖也申请了一些项目，还用自己团队的经费做了一些公益宣传，定期到三亚的大中小学校宣讲，也开过一些会议。
接下来的计划是，做一些免费的培训，进社区、进渔村、进校园，地点包括三亚和广州。“西岛社区是我们的重点之一，它比较特殊，身处保护区内，又是渔村。”黄晖有些歉疚，“因为太忙，这事有些耽搁，西岛社区的黎书记一直在催我过去。”
筑牢保护珊瑚的堡垒，离不开党组织的作用。
黄晖深谙此理。她1990年入党，是大学生党员。“从我的家庭说，自己一直接受的是正统教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最应该做到的就是发挥表率作用，兢兢业业、克己守礼。”
在一次党支部会议上，她非常严肃地自我批评：学习不够，还要在繁忙的工作中约束自己，加强学习。
黄晖转而鼓励其他党员，要拧成一股绳，真正发挥出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这才是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自信和力量所在。”
让她真心高兴的是，党和政府、科研人员、社会大众都意识到海洋生态环境这个问题，都有保护、恢复珊瑚礁的愿望，都在试图寻找一条好路子。
“有一次我要去外地开会，一位记者围追堵截，跑到机场去采访珊瑚礁保护的问题，我们边喝咖啡边聊，感觉很好。”
家长“礼”短
黄晖有两个“家”，对于丈夫和女儿心有愧疚；对于三亚，倾注感情最深。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在黄晖的生活里，珊瑚永远放在第一位，她工作繁忙无法照顾丈夫的生活，就连父母生病她都不能陪在身边，只能用一张卡以表孝心。她把自己三分之一的人生都献给了珊瑚，珊瑚就是黄晖一生追逐的梦想。
黄晖自嘲有两个“家”：一个是在广州的家，一个是在三亚的“家”——中国科学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
对于前者，她总是心生愧疚。她总是在单位加班加点，常年不着家。
2001年底，她生完孩子，出月子才一个多月，就开始下海作业，女儿小时候更多时间是外公外婆在带。“好在家里人对我非常支持，父母、爱人和孩子对我的工作也比较了解，每次出海，他们都会叫我注意安全。”
革命自有后来人。
黄晖的女儿现在广东上大学，读的是环境科学专业，虽然她称不是受自己影响，但其中的关联脉络，显而易见。每念于此，她忽地想起来：“天啊，就50岁了，好吓人。”
由此再想到退休的事情。“退休了怎么办呢？到处转转？给女儿带小孩？”她和女儿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被“怼”了回来：“你自己都没带过我，还能带我小孩？”
干脆不要想那么多了。
刘骋跃见过黄晖的女儿。“她现在是本科生，会利用寒暑假的时候来到我们这儿实习。”不过，“因为黄老师很忙，也顾不上她，就说吃饭吧，很多时候都是母女俩各叫各的外卖。”
她不是不想放松，一是没时间，二是一放松就“出状况”。
“其实我特别喜欢旅游，这也是我的解压方式之一，但没有太多时间。”黄晖便采取随遇而安的策略，去哪里参加活动，有点时间就顺便转转。“上次去呼和浩特，去了额济纳旗，结果回到广州就被隔离了，因为是从疫区回来的。”
在酒店的9天，差点把她“憋疯”。
“现在的广州天气还湿冷，别提多难受了。”黄晖说，“还是三亚好啊”。
在她心里，三亚是她倾注感情最多的地方。“我从硕士毕业就到三亚采样，每年都会来，时间或长或短，都是在三亚工作。我们眼见着三亚发展得越来越好，尤其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我们团队的支持非常多，包括经费、项目上的，非常给力。”
“在三亚工作的关键是，天气好，风景好，所以心情好，工作效率也高。三亚本地人特别淳朴，生活状态也比较悠闲自在。”
黄晖透露，接下来的计划是在三亚更好地做好技术研发，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能在这里实实在在地修复出几块非常好的珊瑚礁来。
7：3，这是黄晖水上水下工作时间的对比值，除此之外，她还是“空中飞人”，每年要飞100多个航段。“不飞也不行，都是与业务有关的活动。”
最近的行程，是到北京参加一个考试。订完机票，黄晖习惯性地查看次日天气，然后开心地说：“又是一个大晴天”。
来源：三亚日报
美编：周鑫杰
编辑：陈思宇
主编：陈 惜